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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巴黎人报》第二天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这一判决大概有点过度纵容了，但是整个法国基本上都支持释放这位女士，我和马修森都觉得这件事作为《纽约客》上“年度犯罪纪录”的素材正好。一个周末，我们在我大使馆的办公室地板上摆好了上百个剪报材料，就开始动手写这篇文章了。其实“改写”这个词可能更为合适吧。我们把第一稿交给了欧文•；肖过目，他几乎没有犹豫就自愿提出把这篇文章转给威廉•；肖恩，还附加了个人的推荐信，内容大致是：“这是我的两个朋友写的故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过了一段时候，马修森回到了美国，整个提议也就落空了。
几年后，彼得•；马修森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故事在《纽约客》又旧事重提了。但是有两个问题：首先，《纽约客》不允许作者署两个人的名字；第二，编辑也想再加入点新的信息。马修森被迫无数次地改写这个故事，而我对再报道几乎没有再做什么贡献。1958年11月1日，这个故事在《纽约客》的“年度犯罪纪录”里登了出来。标题就是“大概有点过度纵容了”，署名是彼得•；马修森，他也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稿费。这两样都是他应得的。
尽管我个人的生活依然十分倦怠，但是生命中却不乏感动，你会得到许多新的体验、新的视角和新的情感。对我来说，想要回忆起当时所有的这些思想火花并不容易，因为我与当时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并非息息相关，尽管追逐它们是我穷极一生想要追寻的结果。欧洲复兴、共产主义的崛起、中国发生的战争、猖獗的反共思潮、争取市民权利活动的出现，这一切其实都在我的视线之外。伟大的世界领袖们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我却并没有留意。
即便我当时生活条件要更好的话，我对历史的兴趣也不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管何时，当我回忆起五十年代早期在巴黎的经历，我都会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些不满。因为更为复杂的因素，我笨拙地坠进了一张无底的情网里。在这之前，我所有婚外偷偷腥也就是几晚一夜情而已，例如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晚啦，在纽约和一名本德尔公司女销售员的一段艳遇啦，还有就是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滑雪场的那一回。可是，这一次我是和一个讨人喜欢，有幽默细胞和喜欢刺激的女人相恋。我和她沉迷于性给彼此间关系带来的活力，这种活力也是从前我所不曾了解的。
从她身上，我发现了被女人所需要，其实和需要女人的感觉一样，是如此的强烈，又是如此让人激动不已。你不仅在身体上，也在精神上得到了回报。所有清教徒关于性和欢乐的清规戒律，我的家人从前总在我耳旁叮嘱，但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我眼中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我和另一位女性的不伦之恋是对我婚姻的嘲讽。但是婚姻只是给了我拖累，负罪感和不快乐。即使如此，我也依然想要见她。我和琼都对我们能否白头偕老疑虑重重，也知道我们彼此都必然会寻找另一个肩膀。但是出于自私，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再婚的问题。不同的宗教和国籍，以及对性本身的迷恋，让我很容易就装出表面上一本正经的样子。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直接谈论过婚姻的问题，但是我的那位信奉天主教的情人曾和一位精通离婚事务的梵蒂冈代表谈过。我和他也谈过一次，他向我解释了可能中止婚姻的种种情况。我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是的。重来没想过当年的誓言吗？我无法证明这一点。我的妻子发疯了吗？疯了的人可能是我，但决不会是她。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6）
这些问题提醒了我，我是一个多么不称职而又不负责的男人。一切错误都已铸成，但我还是父亲，我积攒的经验比智能要多。在我生命的这些年里，我还没有做出什么让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来。
我觉得心情沉痛，不仅是因为觉得对不起琼，我还对不起儿子本。我经常想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忏悔之心了。在我儿子出生的第一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值夜班，也就是说，我工作的时候他在睡觉，而当他醒来的时候，我又在梦乡。当本尼五岁时，他会说一口口音纯正的漂亮法语，声音宛如天使歌唱一般，即使是说英语时，也会带上一点法语腔。我已经中止了他本来的生活轨迹，让他来到了巴黎，逼着他接受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现在，我好像又要重蹈覆辙了。
1953年的秋天，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新的转机。他那天大声嚷嚷，问我有没有兴趣接替他成为《新闻周刊》驻欧洲的通讯记者。我的回答绝对是出于真心：让我用命来换都成。阿尔诺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当时都是一把新闻好手，他虽然长得纤瘦，而且皮肤永远都是晒得黑黑的，但他总能满怀精力和雄心壮志地投入工作中去。他的父亲是位比利时的伯爵，他参加英国海军时非常年轻，离16岁还差三个月。战后，找到了一份合众社驻比利时记者的工作，后来和美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一位秘书结了婚。他富有吸引力、淘气、喜欢搞点恶作剧，还喜欢在报道中炫耀自己的渊博知识和重要身份。他爱胡说八道，在外国通讯记者的小圈子里，也有自己重要的信息来源。他不惧于质疑任何权威，即使已经是同侪中的佼佼者了，他自己海是愿意每一个人更努力地工作。但是正如一句俗话说的那样，人要将心比心。
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到1954年初才会离职，并成为助理海外编辑，他说在《新闻周刊》里没人能比我更适合接替他的工作了。他准备向海外编辑推荐我，海外编辑就是拍板的人。《新闻周刊》在五十年代时可没有现在这般规模。它的老板文森特•；阿斯特让美国商人麦尔肯•；米尔来替他管理这家杂志社。麦尔肯•；米尔想要与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名望的人并肩协力，但又不想让他们在自己的杂志里占到什么便宜。当时人们只谈及《时代周刊》，很少有人将《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相提并论。提拔我的海外编辑是哈里•；克恩，他对国际政治的兴趣只限于日本、德国、中东石油以及一位名叫塔莉的埃及肚皮舞女。按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给我的简要介绍来看，他并不真的有多关心法国，除了那些能买到妇女贴身内衣和美酒陈酿的地方以外。我喜欢巴黎的酿酒业，但是我之前刚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用在和日本和德国作战上了，对石油我又一无所知，更别说中东和肚皮舞了。当我们最后见面时，克恩好像很喜欢我，但是当他听到我们的老板娘波姬•；阿斯特和我母亲、我姨妈阿尔玛•；摩根是孩提时代的密友时，他就分外喜欢我了。当我终于得到这份工作后，我一直都认为是波姬•；阿斯特在中间出了一把力，我一直对她心怀谢意，因为这件事，也因为很多别的事。
当我告诉使馆，我将要离开时，可没人会肝肠寸断。他们还窃喜没必要为遣送我们一家回华盛顿，再花上一笔路费。其实《新闻周刊》也因为不用花钱把我们送到巴黎而高兴。那时，《新闻周刊》一直是以小家子气而臭名昭著的。我的新年薪是9000美元，我必须立刻开始工作。实际上我再一次在圣诞前夜开始了工作。我搭乘了一辆前往蒙蒂普尔的火车，去采访一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立传的作家。
我为什么总是在无人必须工作的假日里开始工作呢？我很想知道。可能那时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寄身，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吧。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1）
我的新办公室比起原来在美国大使馆新闻随员的豪华办公室，简直是相去甚远。原来的那间办公室正对着协和广场。现在，我的办公室位于百利街，在破破烂烂的《先驱者论坛报》大厦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大厦的墙上，从上往下写着报社的名字《先驱者论坛报》（H…E…R…A…L…DT…R…I…B…U…N…E），我的办公室在四层，办公室的窗户正好在第八个字母R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只有三四平方米大小，三面都是四处漏风的窗户，正好对着加利福利亚宾馆。除了有一年，在一片死寂的冬天，我在位于北大西洋的驱逐舰上感到过严寒之外，我从来没有这般冷过。
我们有供暖设备，但只是有时会供暖，而且，在下午五点之后，几乎都没有供过暖。中饭之前，纽约的编辑要么在等稿，要么就在催稿。戴着手套在小小的手动打字机上打字，可比想象中要难得多。身为驻外记者，我们的打字机就放在自己类似制服的军用防水服的大口袋里。要是你靠瓦斯灯取暖器（使用气瓶来提供燃料的一种取暖器）来取暖，那么在离它一米左右之内打字，那么它还是会有点作用的。我们都祈祷能尽快有一个不带漏风窗户的办公室。当然也有例外，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机会，透过对面旅馆的窗子，偷窥到里面男女的鱼水之欢。美联社的办公室在七层，他们的送稿工因为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临街的旅馆房间看，而受到了严厉指责，因为他们这样目不转睛的偷窥，让很多游客都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我手下有个职员叫吉恩，他是个65岁的办公室文秘人员，已经退过两次休了。他每周只工作五个上午，他的主要工作包括收一下邮件，发发几封信，将法国的报纸分类，外加咳嗽。我曾遇到过很多烟瘾很大的人，但谁都无法和他相比，他抽的是那种散发着霉味，让人嗓子眼里堵满浓痰，而且不带过滤嘴的高卢香烟。他也负责和我们的黄牛打交道。我们的黄牛是个衣着邋遢的阿尔及利亚人，他每天都会去黑市，按黑市价给我们把美元给换成法郎。9000美元的年薪可能撑不了多久，但是如果不按官方牌价1美元兑换350法郎的比例，而是以1美元兑换450或500法郎的话，那这笔钱数可就不小了。
在这个污秽的地方，一连待上十二小时对我来说可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会读读报纸，打电话找新闻，将资料分类，和我的老朋友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打打金拉米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的“走出阴霾的巴黎”专栏供稿。有一天，我一个住在纽约的姨妈来欧洲旅行，她可是我最喜欢的姨妈，她特意在自己的度假旅途中抽出时间来看我。和她吃过午饭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到办公室的时候，就只有布赫瓦尔德一个人在，他在等着和我打金拉米牌。“我真希望你从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都说好，别来打扰你在办公室的生活。”我后来才得知，这家伙竟然跟我姨妈说，我去德国了，至少得两个礼拜才回得来。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往事，我和布赫瓦尔德对金拉米牌真的有着不同的认识。我认为这种牌对我来说极为有用，我就靠它来赚点钱补贴家用。《生活》杂志杰出的编辑部主任弗兰克•；怀特，在退休返回纽约时，把布赫瓦尔德作为送别的礼物留给我。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他也说要在自己的书里披露自己对当时的看法。
我刚开始《新闻周刊》的生涯没多久，就遇到了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丑的一个人。一个没挂胡子的人走进了我在百利街的办公室，他头上缠着绷带，穿着肮脏的双排扣斜纹呢子西服，西服上还残留着血迹。他一言不发地就走了进来，这种情况在下午很常见，因为那时我们65岁的办公室文秘人员就不在了，经常有人混进来。他递给我一张发给刑满开释人员的身份证明。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弗里根提，身份证明显示他曾因谋杀岳母，而在新生监狱里度过了铁窗生涯。后来他被作为诱饵被派到了西西里去，刚好又遇到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恶棍，比如人送外号“幸运儿”的悍匪查尔斯•；鲁西昂诺和“大迈克”吉赛普•；斯宾勒利。弗兰克•；弗里根提显然麻烦惹大了，挨打只不过是前奏曲。他说，要是我给他10000法郎（20美元），他就跟我说说“幸运儿”和他手下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并且告诉我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他透露说“他们真是无聊至极，过得真是让人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