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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那时从巴黎乘飞机到华盛顿要花多少钱，但是我知道当时我付不起那笔钱。为了挣够我和汤尼来回的机票费，我开始干起了自己的第二份职业，作一名自由的新闻特写撰稿人，有时还兼职当播音员。第一次做播音员，我是顶替大名鼎鼎的戴维•；斯切布隆。爱德华•；默罗对他慧眼识英才，把他和查尔斯•；科林伍德、阿历克斯•；肯德里克、理查德•；霍特莱特以及丹•；索尔一起，网罗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每年夏天，戴维•；斯切布隆都会前往诺曼底，写一些有关法国的书，他一个月的假期会拉长到三个月。我因此也有机会捞一笔外快：每广播一分钟，就能赚50美元，每周还有100美元的固定工资，不管我播不播音，这100美元的工资都得照发不误。戴维跟我说播音其实很简单，只要坐到麦克风前，松松领口，往演播桌上吐口口水，然后开始说话，这就行了。其实，这并不容易，让我感到很紧张，但毕竟有钱赚，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
我一开始播音时，使用的是自己的本名，但是后来弗兰西•；米尔对她丈夫（我的老板）麦尔肯•；米尔抱怨说，《新闻周刊》付了布莱得利“所有工钱”（每年9000美元的薪水），而他却吃里扒外，“名声”全都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占去了。所以我就必须想出个艺名来，我最后终于想出来了个本•；莱诺克斯。我在《华盛顿星报》或别的报纸上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发表文章时，署名用的是安东尼•；莱诺克斯。“安东尼”听上去更有派头，像是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某个官员。有人还建议说，如果在安东尼•；莱诺克斯之前再加上个爵士头衔，那就更唬人了，而“本”听上去感觉更像是一个记者在做现场采访。但是，“本•；莱诺克斯”为我第一次悄悄返回华盛顿的飞行提供了宝贵资金。（后来，在斯切布隆度假结束复职之后，我开始为泛美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分发的杂志撰写旅途杂记，以此来赚取我和汤尼的机票费用。我写过一篇激动人心的游记，内容是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了目的地，这篇文章的稿费足够支付一张从华盛顿到巴黎的往返机票了。）
因为担心会被人发现，我们只敢待在国会山的议会宾馆里，除了这点不便以外，我们在一起共度的时光十分甜蜜。我见到了彼特曼的四个孩子，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们也成为了我们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泰米当时只有一岁半，还呆在登顿医生的诊所里。罗莎蒙德才三岁，她只是睁大眼睛瞪着我。南希五岁，安迪六岁半，只是看上去有点不自在。一天晚上，在和玛丽和科德共进晚餐时，我见到了汤尼的妈妈露丝•；平肖。考虑到当时的处境，每个人都很斯文，而且举止都尽量保持优雅。当然科德除外，他明显气坏了。他能预见的就是，我和汤尼间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威胁到他。
用汤尼的话来说，她已经准备好承认自己的婚姻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了，但她不想将它推倒来解决这个问题。她转而对生活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分析，决定在想明白前，不对自己的人生做什么大的改变。这使得我和汤尼的爱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必要的理性思考。我们会一个多星期都无法见面，只有在汤尼能够想办法为自己的孩子们找到安宁舒适的环境后，我们才能够见上一面，而我还必须要有能力负担跨越大西洋的机票费用。要想和汤尼共享欢乐，我还得刚好赶上《新闻周刊》和其他新闻机构连续给我几天平安无事的休假……这么算下来，我们每年最多也就只能见上四五次面。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4）
一起在法国的日子是如此简单，但又是如此欢愉，我们互相了解，一起去发掘这个浪漫国度的每一个魅力角落。如果天气冷的话，我们会到法国的南方漫步，聊天，野餐，在田野中享用当地的美酒和干酪，用画笔描绘美景。信不信由你，我们会前一晚上还住在城堡里，后一晚上就住在无名的小旅店里。在巴黎，我们会从城市的一隅散步到另一处，在塞纳河上泛舟而行，有时这些小舟还会成为了我们的餐馆和酒吧。有一个特别的晚上，我们在沙特尔大教堂遇到了可怕的《纽约客》通讯记者珍尼特•；弗兰纳。在那里，指挥家查理斯•；蒙克携波士顿交响乐团在这座十三世纪的城堡献艺。这场演出使人永生难忘。蝙蝠在天花板的穹顶下横冲直撞。而悠扬的音乐让我们的思绪穿过了时间与空间。在吃晚饭和中场休息时，珍尼特•；弗兰纳跟我们大谈阉割术，在十八世纪时，男孩们为了能保持童音，会切除他们的睾丸。要评价对法国文化和历史报道的质量，我们中没有人可以与珍尼特•；弗兰纳相提并论，她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字处处都折射出智慧的光芒。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经常能看见珍尼特，那时我试着做个单身汉，从来没有花上一分钟去倾听她那活跃而又睿智的心声。但是她为《纽约客》写的每一封“巴黎来信”，我都会倾心拜读。
和汤尼在华盛顿重聚的日子也充满了欢乐，但是只要我们的关系还无法公之于众，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只能是在汽车里，或是囿于旅店中的四方墙中。没过多久，我就向汤尼求婚了，尽管汤尼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首肯或否认，这让我们彼此有了很多要谈的东西。我不记得花费了太多时间考虑这件事到底难度有多大。这不是我行事的风格。但确实我花了时间想要找出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我相信汤尼会做出决断，考虑清楚到底她和孩子跟我一起生活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很想念本（在几年后，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思念他）。我想尽办法去看住在波士顿的琼和本。我想让本融入我的新家庭，同时也在为新生活的一切家庭琐事而奔波，我要供养房子，要做预算，去拜访亲友，诸如此类的事。我一旦下定决心，我就想和汤尼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我在孚日广场有一间小公寓房，那里比我的办公室还要冷。里面只有两个房间，厨房卫生间很小，而且还是连在一块的。在那里，你能够轻易地一手拧开浴缸上的水龙头，另一只手打开炉子。这公寓在一座年代久远，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公寓楼的顶端。可就是为了这种房子，我每个月还得交100美元的房租。从这间房子里，你能饱览亨利四世的雕塑，但是只有瓦斯取暖器，而且没人在家时，还不能让它开着。这就是说，当我到家时，公寓里的温度常常在冰点以下。情况如此恶劣，有一次我的医生琼•；戴克斯将我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去解冻。他给我胸部拍了X光，还做了全套的体检，甚至连华色曼抗体都检测了。这样才证明我呆在这种房间里，不会违反我健康保险合同上的条款。
劳燕分飞时，我一个人“单独”待在巴黎时，突然对我来说变得很难熬。一开始，我像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浑浑噩噩，除了采访就是做白日梦，回想上一次两相依偎时的情景，沉浸其中，然后很早就上床，用独自入眠来惩罚自己。我在巴黎的单身汉生活就是这样，这倒是很多男人的梦想，但是我活得像个头脑不清醒的苦行僧。当我最终厌弃了这一切，重新开始追逐正常的生活时，我的决心好像受到了陌生人、朋友的妻子和一切熟人的考验。女生搭顺路车回家都好像变得很麻烦。你膝关节的酸痛，都无法用意外来解释。晚餐的伴侣对我的兴趣远比对食物的兴致更浓。在拥挤的房间里的视线交流，现在对我来说都有了新的意味。我一个朋友的妻子，有一个晚上在我孚日广场寓所的回廊里，借着天黑，突然对我投怀送抱。让我吃惊的是，甚至汤尼的两个朋友都试着看能不能把我拉下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享受过兴奋而美妙的性生活，但是在将这种美好带到现实中时，我总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在波士顿的少年时光里，好女孩不会与人效鱼水之欢，而男生却受到训诫说做人要克制。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寄宿制学校里，我们的食物中如果有人下了硝石，我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其次，身为一名在南太平洋游曳的巡洋舰上的年轻海军军官，性生活就根本别提了。第三，一对刚新婚燕尔的夫妇双方都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学习，或者至少我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机会。我从前把自己当成是个从一而终的男人，就好像对主人从一而终的狗一样，可是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发现，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下，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不再吓得浑身发抖，特别是当汤尼突然同意我不时造访的提议之后。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枚结婚戒指，是我的朋友荷内•；图平特地为我定做的。他是卡地亚首饰店的一个合伙人，也是一家叫“无名餐吧”的美食俱乐部成员。我们现在的谈话的重点和精力，全都集中到了在巴黎完婚的细节上，以及她的孩子怎么和我们一起在法国待上一年。为了争取在我们新婚后第一年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度过，我们必须同意回到华盛顿，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一份工作。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好多问题，但是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因此我就把注意力投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些事情之前我都忽略了。
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一役中落败。法军随后撤离了东南亚。这两件事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点起了民族主义的熊熊火焰。可这也使得法国人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保护自己的殖民力量免遭进一步受损。法国对北非的态度变得出人意料的屈尊俯就，甚至对某些没多少种族主义情绪的人都是如此。从巴黎到阿尔及尔，法国人都“亲密地对待”阿尔及利亚人，用“亲昵”的口气对他们说话，让人想起当年美国南方的白人和一起工作和生活的黑人说话的口气。法国人乐于和美国人在美国大谈种族主义，但是非常反感有人提及在北非和北非人民的情感中，种族主义占有重要的分量。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白人和北非人民之间的冲突大大加剧了，因此《新闻周刊》的通讯记者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去法国在北非的三块“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采集新闻。我必须在周五晚些时候之前离开巴黎，搭乘每日一班的法航航班前往北非，我会在比亚里茨降落，租一辆汽车很快开到小镇圣强德禄兹的朋友肖家中吃一顿晚餐。周末，我会和朋友打打网球，聊聊天，品品美酒，再饱餐一顿蛤蜊酱通心粉。我可能还要在戴克斯看一场斗牛，甚至会跨过边境，跑到西班牙名镇潘普洛纳去看斗牛。然后在周日晚上，我会搭同一班飞机，从比亚里茨起飞，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或是突尼斯呆上一周，甚至呆上两三周。当采访任务结束时，我会尽量安排在周五晚上的最后时限回家，当航班停在比亚里茨时，我又能享受一个惬意的周末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5）
对这些旅途见闻的报道有一点困难。法国人谴责说所有的记者都在为“敌方”工作。那些在北非的法国定居者，法国人称之为“黑脚”（piedsnoirs），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科西嘉人，在政治上极度保守。他们觉得自己被法国的知识分子给出卖了，而且很害怕法国会丢弃他们。他们会在晚上把你视之为一名光荣的“黑脚”，同时试着在酒桌上把你灌倒。第二天一早起来，他们会竭尽所能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遇到的难缠的“黑家伙”是法国陆军上校让…巴蒂斯特•；比亚吉。他的使命就是向我解释清楚，那些“黑脚”们有非凡的决心坚守北非，甚至不惜与法国政府刀枪相见。北非的原住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也同样满心疑虑，但他们的言行就要鲁莽得多了。你的法语里要是没有萨凡纳口音，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是法国人，这可能会害得你背后挨上一刀。在北非要塞里和在大街上一样，一个披着穆斯林斗篷的北非人可能只是悠闲地漫步，也有可能手里正拿着机关枪，而你的小命就决定在他是前一种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