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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常会因为和记者的接触而接受测谎试验。即使是一起打橄榄球也不能幸免。格雷厄姆却不一样，他的线人可都是在关键的位子上。这篇报道的最终稿在周六必须完成，那天菲尔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一字一句仔细地梳理着那篇文章，不时提出要加点什么，但是一点都没删掉。
菲尔在买下《新闻周刊》后，很快就脱离了我们视线，我们开始独力工作，最多也就和代表菲尔的毕比合作，这样他不在场时，我们就没必要担心了。我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其实从1957年以来，菲尔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经常会情绪突然很低落，并需要别人关心，一会儿又变得情绪高涨，行动怪异，而且会酗酒。他的病使得他的很多朋友相信，购买《新闻周刊》是个错误的决定。凯瑟琳一开始自己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她意识到，这会使他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守着岳父尤金•；迈耶的财富过日子，而自己却并无半点建树。
1962年，当菲尔再次出现在纽约、巴黎和华盛顿时，陪伴他左右的已经变成了罗宾•；韦伯，而不再是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使得人们大吃一惊。韦伯是《新闻周刊》在巴黎分部的一位奥地利籍秘书兼助手。没有人注意到，她和菲尔之间是怎么由相遇，相识，相交，再到相爱的。但是到了1962年年底，菲尔从R大街的寓所搬出，和罗宾一起建起了爱巢，这下每个人可都注意到了这变化了。菲尔所有的老朋友都站在了凯瑟琳这一边。他们几乎不和菲尔交谈，他们不愿看到他和罗宾在一起。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朋友和同事们出于正统观念，都对他持温和抵制的态度，他们认为对于一个身患疾病，尤其是会导致他做出些怪诞和不可预计行为的人来说，试图管理一家机构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阴霾最浓密的那些日子里，菲尔解雇了一半的员工，雇佣了那些根本就没有实际作用的人。菲尔渴望得到友谊，他在《新闻周刊》的新同事中寻求安慰，包括向汤尼和我寻求关心。
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菲尔从纽约打电话过来问，他和罗宾能不能到我家来和我们共进晚餐。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为他感到难受，也因为之前他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我认识凯瑟琳•；格雷厄姆，很喜欢她，甚至还有点怕她，但是我和她不是至交，而且很少看见她。我毕竟是为菲尔•；格雷厄姆工作。菲尔催促我先和汤尼确认一下，看看家里的女主人会不会不欢迎他们，他还说华盛顿大多数家庭都已经把他们拒之门外了。汤尼觉得我的邀请没问题，没过多久，这个有点诡异的傍晚就悄然而至了。罗宾来到了我办公室，搭顺便车一起去我家，办公室里因为她的出现而产生了一种惊愕气氛，这让她很不开心。当菲尔到我家的时候，他很克制，坐到火炉前的地板上，和我四岁的儿子迪诺进行了一场谈话，这可不是那种一般跟别人的小孩会进行的那种，“你现在上学了吗”哈哈哈之类的东西，而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真正成人间严肃认真的对话。他俩整整谈了四十分钟。没有酗酒，也没有人打断。除了他和迪诺之外，所有别的人都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他告诉我们，他和罗宾准备在春天谷大街上买一栋房子。我记得当时自己就悲观地想到，这档子事可怎么了结啊。
实际上，之后我们就很少在华盛顿看到菲尔，但是却经常因为《新闻周刊》的事务和他在纽约碰头，或是在某些餐馆的私人包间和同行聚餐时看见他，大多数时候，罗宾•；韦伯都会陪在他身边。我还记得有天晚上，在一个私人包间里，一帮新闻记者们在聚餐，大概有十多个人，坐在一张很长的桌子旁边。那间包间墙壁的另一边就是饭店的酒窖。菲尔坐在长桌的一端，汤尼坐在他的右边。颇具绅士风度的怪老头，骑士新闻社的主编杰克坐在另一边。我听不清菲尔说了些什么，但是我能听出来他提高了音量，我也能看见汤尼感到不舒服。突然，杰克语气坚定地说：“菲尔，你闭嘴行吗？”全桌都安静了下来。菲尔闭了嘴。但是接下来的安静几乎是一片死寂。看上去他是想拿汤尼的安静和害羞来看玩笑，但是看来这玩笑开过了火。
我从来不觉得我真正了解菲尔•；格雷厄姆，不像朋友之间应有的那种了解。他的思维太敏捷了，太聪明了，而他的魅力非常微妙，但还是能够让人感受的到。他确实是我们想要交结的那种朋友，但是在发明能够控制他情绪剧烈波动的药物之前，他都难逃一劫。
1963年的那个夏天，我和汤尼摆脱了孩子的束缚，第一次单独两人度假。八月，我们在普罗旺斯租了一栋小农庄。我们从巴黎向南驾车，经过隆河河谷，最后还经历了我所经历过最险恶的暴风雨。我们驾车开了几公里，路随着山势蜿蜒盘曲，葡萄园在我们身后和脚下延伸无垠。葡萄园主们担心暴风雨中会裹挟冰雹倾泻而下，担心自己葡萄的收成会毁于一旦，因为还要再过一个半月，才能到葡萄的成熟期。于是他们就向我们头上的云层里发射银碘合剂作结晶核，来进行人工降雨，让这些云层先分流一些雨量。发射试剂上天炮声滚滚的声音不时把雷声给打断，日暮灰黄的天宇使得我永远无法忘记这次乘车旅途。
当凌晨三点电话铃声响起时，河谷上空翻腾的雷声还未停歇，在当时当地响起的电话铃声只可能意味着灾难。但是当我拿起话筒时，我只能听见无线电的噪声，这压过了电话那一端难以辨清的男声。我们只好挂上电话，等下一个电话，我们还担心某个孩子可能会生了重病。在那天早上六点之前，电话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就会响上一次，但一直到早上六点钟，我们才终于能听清电话那端说得是什么。那是《新闻周报》刚上任的巴黎分部的主管哈里•；柯林斯，他宣称有“最糟糕的消息”要向我宣布，我的心往下一沉。他说：“菲尔•；格雷厄姆自杀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出于本能转过身去对汤尼说：“没事了。菲尔•；格雷厄姆死了。”
菲尔在初夏回到了家中，住进了马里兰州的切斯特纳特疗养院。罗宾悄悄回到了奥地利，并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而菲尔劝说切斯特纳特疗养院给了他一周的假，他后来在家里的农场饮弹自尽。
当然，一切并不如意。失去了他这样一盏指引我们走上正确道路的明灯，可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八岁，他的未来还有那么多时间，原本还可以创造更多的丰功伟绩。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10）
我们当天就乘飞机到了马赛，然后转机回巴黎，汤尼和她的一个朋友待在一起，而我继续动身前往华盛顿参加葬礼。教堂里满是朋友和达官显贵，包括总统，就在几天前他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也离开了人间。菲尔的死把大家都带到了一起。我在丧礼之后立刻回到了巴黎，和汤尼完成了这段糟糕的旅行。
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毕比再次挺身而出，为《新闻周刊》的未来保驾护航。但是他告诉我，我还必须要和凯瑟琳交好，因为在R大街上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我并没有表现出丧礼后应有的尊敬，前去出席聚会，她因此很受伤害。我知道是有这么一次聚会，但是我并没有收到邀请，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贸然前往。我事后和凯瑟琳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做了解释，并道了歉。她看上去已经释然了，但是这次小题大做使我意识到，尽管我很想和菲尔•；格雷厄姆成为朋友，但是我实际上仍然不是很了解他，同理可能我也不是很了解凯瑟琳•；格雷厄姆。她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位商业女性和发行人，在心底充满了犹豫彷徨，同时她又肩负着接过自己父亲和丈夫工作的使命，我当然不可能了解她内心的这种矛盾。她和朋友们和同事们一起做出了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私下里都希望她出售《华盛顿邮报》。
在那年秋天前，她并没有真的回来主持大局，她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获得足够的信心，认定自己不想再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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