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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收集当地新闻，我来到卡伯特街，沿着街边的店铺挨家挨户地打听，询问店员们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有人过生日吗？有谁家生孩子了？有谁刚过世？有谁病了吗？家里来客人了吗？有没有打算假期出去旅行？搬家了？要举行聚会、退休欢送会或者教会的坚信礼仪式？有谁家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了？有没有学校奖学金名单公布？我每次给栏目采集新闻能得到两美元，每周还能得到五美元的薪水。不仅如此，我还学会了很重要的一课：当人们感觉舒服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袒露心扉。当我在报社工作的最后一周，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人尸体。一个男人在伊普斯威奇附近的波士顿…缅因铁路上卧轨自杀。他的尸首都分离了。当验尸官弯腰把男人的头颅装进塑胶袋时，他问我从前有没有见过人的头颅，我都恶心得吐了出来。我写过一篇关于在皮波第•；埃塞克斯博物馆举办的船模展览会的报道，这也是我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报道的开头写道：“船模展览会吸引大批民众参观皮波第•；埃塞克斯博物馆”——1937年8月。过不了几天，也就是我的16岁生日了。
“美国红十字会埃塞克斯分会正在展出一些船模。船模很多都是来自斯蒂芬•；皮波第家的古玩店，店铺原来位于埃塞克斯县南部的缅街，大部分船模是由埃塞克斯家族捐献的，他们的祖辈就是享有盛誉的船舶制造商。”
英文寥寥几十个字，就把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交代清楚了。
在那个年代，波士顿上流社会成员，或者至少看似上流社会的人，在性方面如果不说是禁欲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压抑的。关于性方面的知识，都是道听途说的。脱衣舞女王李玫瑰和波士顿霍华德滑稽剧院都是几年后才出现的。当时放映过一部外国电影，名叫《神魂颠倒》，电影画面还有些不清楚，女主角海蒂•；拉玛有裸露镜头，但是这样的电影是难得一见的。那时还没有《花花公子》杂志，只有在《电影月刊》里有个栏目叫做“来自卡尔•；约克的好莱坞花边新闻”。《电影月刊》在理发店里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关于喜剧明星阿巴寇和其他一些明星参加狂野派对的新闻。
当然，我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女孩。我妹妹康妮的朋友是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带者珍妮•；麦克基恩去看电影。她是我第一次爱过的女孩，也是我一辈子都珍爱的女人。天哪，不知当时那根神经不正常了，决定要吻她。可是我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一辈子都困扰着我。当时放映的电影名叫《黑暗的胜利》，是由贝蒂•；戴维丝主演的。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电影演到最后的时候，贝蒂•；戴维丝失明了，随着音乐变得越来越高亢，银幕上出现了巨大、无止境的天梯。电影突然间就结束了，影院内的灯全都亮了，我却坐在那里哭得不可自拔。身上没带手帕（十六岁的男孩子，身上怎么可能会带手帕呢？）更别提带面巾纸了。我只能拿我Polo衬衫的衣襟来擦眼泪了。我送珍妮回家，我鼓足勇气但却笨手笨脚地想要吻她，被她婉拒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妹妹正在和珍妮通电话呢，听筒的那一边珍妮正大笑不止呢。
我又回到了寄宿学校，念高中一年级，学费是由教父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帮我支付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即是和杜邦家的一位千金结了婚。进入高中后，我打算这一生一定要有所建树。我的健康状况大为改观，不过奔跑的速度还是不如从前。可是，我还是加入了学校的橄榄球队和曲棍球队，不过还不是正式队员。我还加入了棒球队，在校队击败格劳顿高中校队的比赛里，我可是先发出场的一垒手呢。在那场比赛之前的几周，我在对密尔顿高中校队的比赛里，打出了一记全垒打。当时我母亲和外祖母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这个球场，就像一辆货运火车呼啸而过一般。乔治•；巴麦尔和我搭档，赢取了学校网球双打的桂冠。我的成绩也越来越理想，最后成为班长，还当上了学校年鉴的特约编辑。
半个世纪以后，像圣马克中学这样的寄宿学校简直就难以想象了，特别是男女生分开的男校和女校。现在的父母亲认为如果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送走念书，而错过人生如此重要几年里的家庭欢乐，父母都会感到是种罪过。现在的孩子们也不用急于丢弃今日这种开通的文化氛围，而去接受我们当时那种封闭式的寄宿学校教育。当时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确实是一流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例如种族问题、贫困问题、反犹主义、犯罪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反主流文化的元素。
不过话说回来，我从13岁到17岁的五年间，每年有九个月都在寄宿学校念书，我还是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收获。日后，我“适应生活”的能力给葛兰特公司的研究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莫非这五年的外出求学生涯正是这种能力萌芽的原因呢？我知道父母爱着我，我也很爱他们。我是个中规中矩的孩子，一心想在圣马克中学表现出色。我不喜欢逆反心理、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如今和我小时候相比，有更多个性迥异的孩子，看到相关机构无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我感到痛心疾首。
1936年夏天，我有一个半月都呆在布兰特伍德夏令营。当年7月4号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夜晚。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和朋友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的都柏林饭店。这本来是一家体面的饭店，可是我的朋友却非得让我尝尝黑麦威士忌是什么味道。他们管黑麦威士忌叫做“黑大衣”，味道简直难喝极了，而且我还把我灌得头脑发热。吃过晚饭后，我们来到基恩，参加新罕布什尔州举办的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我们尽情狂欢，喝得酩酊大醉，脑子里面都在想着下个赛季的比赛。比尔•；帕森斯从前和我一样，得过小儿麻痹症，日后将会成为一名牧师。当晚，他和我弯下腰来，就像橄榄球锋线队员在起攻线上要发起进攻一样，当我们的伙伴一声令下“跑”，我们就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跑去。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9）
后来我们跑着跑着，自然就撞倒了别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被我们撞倒的人里面，有一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警察，他一脸不悦，开车把我们四个家伙送进了监狱。除了我和帕森斯以外，还有亨利•；艾伦和赫伯特•；西尔斯•；塔克曼。亨利•；艾伦就是后来的亨利•；F•；艾伦医生，他是马萨诸塞州眼耳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赫伯特•；西尔斯•；塔克曼从小就是我的玩伴。第二天上午，多亏夏令营负责人将我们保释出来，我们才重获自由。我们几个小时以后，就要面对上百个孩子灼热的目光公开道歉了。
我一直担心，我那晚干的荒唐事会不会记入我的正式档案，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反对我晋升高级职位的把柄。
酒和我们家里总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哥哥原来是个酒鬼，后来下定决心打算戒酒，而且最后也成功了，因为他的酒瘾慢慢减小了。我当时心里在想，如果换作我，会不会花那么大的努力和酒瘾抗争。我父亲显然酒喝得太多了，而且我们都从来都没法说法他，尽管我们告诉他，当他喝了酒以后，性格会变得很粗暴。
在大萧条到来之后，我父亲在波士顿美术馆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那里担任保安后勤部负责人。这个部门负责将所有艺术品摆放好，负责展品和雕像的清洁维护，还要负责美术馆的清洁工作。父亲每年能领到3000美元的工资。在家里一些亲友过世我们得到遗产之前，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并渡过难关，父亲还干了另一份工作。他的朋友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当上了马萨诸塞州州长，索顿斯托尔任命父亲成为州假释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父亲对这份工作一点都不敢怠慢。老爹可不太喜欢这些假释决定，他对政坛的流言反而更感兴趣，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政坛上总是流言四起。有一个叫帕特里克•；J•；麦克多纳夫（绰号桑尼）的人，却让我父亲惊愕不已。桑尼当选成为了美国州长委员会委员，他不仅为他的选民，而且还为很多其他人到假释委员会来争取权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老爹有一次描述桑尼的情形，当时老爹去马萨诸塞州布里奇沃特的一家监狱参加会议，桑尼比他早几分钟先到。当老爹在桑尼身旁坐定时，他听到桑尼跟自己的委托人说道：“这就是布莱得利。你可得小心他呀！这个人可是个冷血动物。”
我母亲在大萧条期间也去工作了，她到波士顿纽伯里街一家叫ADEM的服装店找了份工作。这家服装店是她的朋友阿德莱德•；索西尔和爱玛•；劳伦斯合伙开的。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乔刮目相看，因为在大家眼中，乔可不是那种典型的上班族。乔很聪明，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她也很漂亮，很大方，但是脸皮太薄。她看上去也不够厉害。但其实，她可真够厉害的。不出两三年，她从自己父亲那里借来了钱，把这家店从朋友手中给盘了下来，开始独立门户。为了进货，她每年要两次去纽约的第七大道，去进一些大衣和西服来卖。
那些年的圣诞节过的都很简单。我们的长袜底除了会放上一个橘子以外，上面装的往往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例如袜子、内裤、梳子之类的东西，而没有什么奢侈品。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我记得礼物中出现了五美元的纪念小金条，康妮还得到过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我们家的姓氏。有一年圣诞节，我得到了一个雪橇，这可是份“大礼”呀。我父亲和我一起走到波士顿中央公园，我们想下午在那里滑雪。可是在我们经过一条马路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刚好从雪橇后面轧过，把雪橇都压变形了，滑雪自然就别想了。我到今天还能在纸上画出雪橇变了形的模样。
几年以后，我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堪称我收到过最糟糕的礼物。因为小儿麻痹症的缘故，我开始放弃网球，转而打高尔夫球，而我原来的球杆太短了，我就要求得到一套新球杆。父母倒是真的给了我一套球杆，但不是新的，而是我哥哥用旧的球杆。我哥哥那家伙又算不上什么体育明星，他却有资格得到新的球杆，而且还是在我生日那天得到了新球杆。我到现在还没搞不懂父母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反正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
1937年夏天，纽约的外祖父母出钱让我们家和一些亲戚去了一趟法国，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月。我们乘坐查普林号驶往欧洲，在大西洋上整整开了10天，查普林号后来在二战中沉没了。回程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诺曼底号，不到五天就回国了，我们乘坐的是经济舱。同行的除了我母亲、哥哥、妹妹和我之外，还有阿尔玛•；摩根姨妈、替克姨夫，还有他们的女儿土蒂。在船上，我记得自己爱上了来自纽约州阿尔巴尼市的凯瑟琳•；亚当斯，我们还互相交换了日记，但是我还是不敢鼓起勇气吻她。在巴黎，我记得乘坐了巴黎世博会的摩天轮。当我阅读《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波士顿红袜队的战况，让我大失所望。我们参观了罗亚尔河谷的每座城堡。我还赢得了同伴们梦想得到的“最配合孩子奖”（得到了10美元的奖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哈佛生涯（1）
当我念高三的时候，也就是1938年到1939年间，即使是在像南博诺这样偏远的地方也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息，我们紧张而疑虑地谈论着希特勒、大东亚共荣圈和共产主义。那时候我在毕业班，一方面想法设法地和女孩约会并发生关系（不过没成功），另一方面试着能成功踏入哈佛的大门，进行深造（成功地得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人组织了未来战争老兵组织，我们觉得这个组织颇为玄妙，也使我们深信大学是个好地方。我尽可能多地投身课外活动，结果我因为在橄榄球、曲棍球、棒球和网球项目上面表现优异，而成为了校队正式球员。我还参加了辩论小组、唱诗班和合唱队。我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