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周书明确实也是为这事有点烦，从内心来讲，他很不喜欢这样的妥协，可是他也能够感受到陆政东正在一点一点的开始发力。
陆政东现在对政法系统的影响力有限，也就开得很开，所以也就乐得便宜罗善政，巴不得罗善政和姚志铭掐起来，一步一步把罗善政从中立拖向其阵营。
虽然罗善政也不会因为一个公安局长和他怎么样，可问题是这样下去，罗善政必然会有想法。
周书明到现在看清了陆政东一些比较隐秘的套路了，陆政东看似偶尔会在重大事情上表达一下不同意见，表示他的存在，这不过是障眼法，最后还是会回归到他的大思路上来。
比如省城的新城区规划，陆政东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妥协，把原来前期预算较低的资金进行了调整，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他短时间要增速，要总量上来，安新的上港交所创业板块也是如此，对明年全省基础建设进度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总之，这些措施还是按照他的大思路再走。
不过周书明真正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步步的蚕食，小步快跑，积小胜为大胜，这一时之间是看不出什么的，难怪詹继东在安新会吃那么大的亏，一旦有时间也许就会量变到质量，到时候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陆政东已经是拥有强大的力量了。
这引起了他的重视，所以在策略上也必须要进行一些调整，像马新忠、罗善政这样的副书记和常委该团结还是要团结，别给陆政东太多的可乘之机。
而且陆政东既然在经济发展上面归于了他的主要思路，它也不能不有所表示，陆政东才上任不久，不着急出成绩，要是他没所表示，陆政东即便是已经修正了那些东西，一样可以有办法让其按照原来的节奏走。
在这一点上，周书明通过对陆政东的观察，他也不得不承认，陆政东在经济方面完全就是成精了，不说陆政东所做的这些就一定会让经济高速发展，因为这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得出来，至少陆政东对经济十分熟悉，完全有能力做到把他修正过来的东西又修正回去，还能让外界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为了能够在明年经济总量一定超越前面的山秦省，他也有必要做出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第69章深思
陆政东放下了电话，电话是马新忠打来的，马新忠在电话里透露了一些情况，常委会上可能要讨论一些人事问题，省委组织部正在进行积极的研究，包括西原市局局长、东河市、天化市都会有一些厅级干部的调整，调整范围不算大。
组织部列出的西原市局局长首选人选是辛安市的政法委书记兼任市局局长杜海涛，这个人陆政东是有所了解的。
这个人是从农村村支书起步，历任乡镇级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以身作则，坚守清正廉洁，更重要的是还非常有能力，在各个位置上都干得很是不错。
至于转行进入公安系统也很偶然，当年辛安治安形势恶化，而辛安公安队伍和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千丝万缕，急需一个有原则、能力强的外来者来领导，杜海涛在县委书记任上不但其他工作做得好，全县治安工作也是全市做得最好的，由此进入市委的视野，杜海涛也不负众望，上任一年大力整肃公安队伍，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违法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辛安成为贝湖治安情况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样一个人选，姚志铭和罗善政都可以接受，陆政东也觉得比较合适。
不过对此，陆政东并没有对此有想象中的高兴，一来，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对于周书明把控的人事权他需要一步步的挤牙膏一般慢慢争取，二来搬开石中军只是一个开始，有利于对石中军进行调查，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后续该如何进行，还是破费思量的。
而更让他没有太过高兴的是由发现的公安系统的问题，不由就想到了今后十年中政法系统出现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让他也想到了依法治国的迫切性，这些天他专门找来了大量关于法治治国的各种文件以及学术著作。
而眼下似乎却是走上了弯路，现在的公安系统权力越来越大，政法系统也是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政法委以及书记兼任公安首脑也是有争议的。
政法委到现在如此集权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政法委从建国就有，当年全国政协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法第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即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机构。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发布《关于省以上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的指示》，此后，中央、省级、地区三级政府内都设立了政法委员会。这个“政法委员会”是在《共同纲领》体制下设立的政府机构，而非党的机构，算是政法委的前身。
一九五四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一九五六年的“中央法律委员会”，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这表明其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但是两年后事情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大跃进中成立的中央政法小组成为一个集中决策权（立法政策）与执行（司法）权的机构，这是一个高居于宪法设立的公检法之上的不受约束的组织。
从此，开始形成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体制，从这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
而在一九六零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十年动乱存在因果关系，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法、最高检察、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而在文件中明确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当时的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虽然强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
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这是对一九五六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五八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寻求依法治国的开端。
不过没有多久，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
这显然不符合总设计师的思路，因此在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
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中央决定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国家走向依法治国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因而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从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特别强调办案由各部门依法各司其职。磕随后几年间，政法委员会几次扩权，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
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书记通常由公安局长担任，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一九六一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造成事实上的公安领导法院检察院。
政法委的存在在特定的时期起到了特定的作用，但这样一再加强政法委的权力和公安的权限，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特别是从看远看，这样的负面影响特别大。
一再加强政法委的权力目的是为了维稳，而事实上加强政法委的权力其实也是在破坏稳定，加强政法委的权力，这就涉及到法院与地方党委，尤其是书记和政法委书记的关系问题，比如党委负责人，尤其是党委的政法委书记，现在各地一些做法，似乎是让地方党委来自主决定解决纠纷是依照法律规定办还是按他们的意愿办。因为，不少地方的党委领导人，往往是当他们感到法律的规定与自己的意愿不合时，就让法院把法律的相关规定丢在一边，可以插手个案办理、先定后审，让法院审理形同演戏走过场。
在政法委书记与公安首脑两职合一的情况下，办理重要刑事往往是警方主导法院的审理结果。在有些地方，如果地方党委书记特别缺乏法治意识，他们甚至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让法院近乎完全按照他们的意志或指示办案，地方对司法个案的干预，几乎从来不是开党委会或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几乎都是其负责人个人或其下属的政法委决定的，这在形式上就连地方党委的领导都算不上，更谈不上党的领导，谈不上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冤假错案在所难免，一些重大的冤案背后往往就是这样协调讨论出来的，还有劳教制度被越来越宽泛的、随意执行，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审级独立不独立，即上级法院不得左右下级法院的裁判。其实，我国宪法的规定在这方面是比较接近其他法治国家的。按照我国宪法，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上级法院不应干预下级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裁判案件。但可惜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在实践中把国家上下级审判机关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逐步扭曲成了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使地方各级法院的审级独立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以致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动辄向下发文件、发指令，或由政法委领导人、法院院长出面发表讲话，向各级法院和法官提各种要求。其后果之一，是各级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而是按照内部文件、指示、指令、领导讲话和甚至暗示行使审判权。
而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宪法让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但行政机关事实上管着法院的人事编制，管着它的财务预算的编制，这实际上是给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