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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述评］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
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冯评译文］
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郓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
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
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荩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冯评译文］
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329、刘涣
【原文】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大灾荒，接着又地震，人民粮食一空，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苟延度日。刘涣（字仲章）当时在澶州任知州，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第二年，地震停了，离散的人都回来，却没有牛耕田，牛价上涨十倍。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所以河北路各州，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
330、吴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冯述评］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冯评译文］
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闻。海贼哪里还敢作乱？
331、李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冯述评］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