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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世纪里，我生活在一个充满高层政治斗争的环境里，有幸见过父亲的许多朋友，无论是外国领导人，还是他独立战争年代的战友。因此，可以说，我上过一所非常有意义的特殊“学校”。
阮：1957年，你10岁那年，令尊有一次几乎被暗杀，当时你在他旁边，那时候你的心情怎样？
梅：我听说，父亲当上总统后经历了种种考验，包括从策划直到实施的暗杀行动。他要我们做好准备，能平静、得体地处理紧急状况。我曾经亲身经历过针对我父亲的一次暗杀行动，当时，父亲正在出席我所在的学校举行的一场庆典活动。我亲眼看到，我的许多朋友和低年级的同学都受了伤，或者失去了生命。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使我对暴力深恶痛绝。
阮：所以请问总统阁下，你接任后，一般外国传媒都说你是公主，有没有那种“公主复仇记”的心情？
梅：我刚才说过，我对暴力深恶痛绝，而且，我知道，复仇是从来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还看到过，父亲如何悄悄释放了一位美国派来帮助印尼国内反政府暴乱的美国飞行员。当我问父亲时，父亲说，这个人也是受政府的指派，不管怎样，从人道的角度看，应该释放他，让他与家人团聚。
阮：总统阁下，贵国有2亿多人口，那么多男人控制的政坛里，你身为一个妇女做他们的领袖。在很多决定上，你面对很多男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心情？
梅：的确，印尼人口多达2亿。但根据人口普查，女性占总人口的51％，比例上略高于男性。印尼宪法赋予男女同样的权力，男女地位平等，不能有性别歧视。因此，目前的状况（即女性当上总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我一开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只要给我们机会，女性有能力从事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此外，周围环境能为女性创造多少的机会也十分重要。我很幸运，我的父母思想非常进步，无论是对男孩女孩，都尽可能提供广阔的发展天地。
阮：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总统阁下的是，令尊苏加诺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体会，他是我们中国很好的朋友。过去印度尼西亚在令尊领导下，跟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他也见过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国的领袖。那么，你从小他有没有教育你对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你以后准备跟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
梅：正如我刚才所说，对于政治问题，包括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父亲都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通过实践来教导我们的。他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有着良好的友谊。我记得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和刘少奇主席，他们来印尼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们，和他们交谈，因为当时我参加了父亲举行的国宴。父亲对中印尼两国中断外交关系感到十分伤心和失望。因为他认为，从客观上讲，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就这样将她忽视和抛开。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与印尼友好关系终于重新焕发了活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已经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人。我对他们说，中印尼友好关系今后应该不断向前发展，因为我们两国都是世界人口大国。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印尼和印度都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阮：你比我们幸运，见过中国许多领导人，在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位？
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的父母就这么教导我们。对此，我们都应该抱持自然和适当的态度，这样才能和每个人都进行良好的沟通。我非常钦佩江泽民主席和朱基总理，因为我认为他们都具有领导中国走向繁荣的品质和才干，这也正是我应当具备的，以便带领印尼不断发展。他们两位中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泽民主席非常爱好艺术，喜欢唱歌，喜欢作诗。其实我也从小生长在一个热衷艺术的家庭。我的父亲非常喜爱绘画、舞蹈和音乐，我母亲也一样。因此，我和江主席谈得很投机。朱基总理则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
阮：在过去印尼跟中国的政交由令尊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在苏哈托时代跟美国有结盟，所以冷战时期印尼跟中国的政交恶化。今后在你的领导下，印尼跟中国的政交会不会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
梅：我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在APEC框架下，我们和APEC成员进行了会晤，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
阮：在你领导下，你怎样看待印尼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梅：印尼和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说的是，在印尼争取独立直至建国的时候，美国是最先支持印尼的国家之一。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好。我还想告诉您的是，印尼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实行全世界人民的永久和平。
阮：在以后反恐的问题上，印尼跟美国的合作是哪一方面，是在进入军事合作还是一般训练的合作？
梅：关于反恐合作，我们并不只是与美国进行合作，而是同许多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或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东盟内部，我首次访问了东盟各国时，就达成了有关共识。在此之后，我又访问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都是为了能在反恐问题上取得共识。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洛斯卡洛斯APEC峰会期间，我们就反恐统一了认识并发表了声明。因为我确信，正如我刚才所说，恐怖主义事件可能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制造。因此，世界上所有反对暴力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也得到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有力支持。
风云手记
在我近30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曾经访问过无数各国政要。其中，最容易访问的是西方由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坛人士，尤其是美国政要。这些人由于从基层靠争取选票胜出，口才都很好，否则无以“服众”，和这些人对谈，只要事先摸到他们心中的“底”，往往话匣子一打开，就一泻千里，谈得好，甚至“口没遮拦”。
在访谈中最麻烦的是碰到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短答”型政坛人物，这些人往往在回答时简短不深入，甚至于只用“是”或“不是”的简单回答，碰到这种人，往往就得拿出警察问案的技巧，多准备一些问题。
不过，据我访问各国政要的经验，政坛人物往往在面对媒体时，自设“心防”，那道内心的墙随着此人地位越筑越高。但是，即使如此，只要能突破这道“心防”，每个政坛人物也都会展现他们心中属于“人”的一面。
在未代表凤凰卫视访问印尼总统梅加瓦蒂之前，几位西方媒体的记者得知我能访问到她，一方面十分羡慕，因为梅加瓦蒂不善言词，很少接受记者访谈，他们也“警告”我，梅加瓦蒂是一位最令记者头痛的“速答者”，有时候只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问题。
因此，在预定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我准备了50多个问题。
在各国政要接受访谈前，通常会要求访者提出访问大纲，有的甚至要求逐个问题都得事先提出。印尼外交部也不例外。我在去年11月初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馆通知，要我提出问题大纲，这位印尼官员并且很开心地告诉我，通常，如果总统府要记者提出问题大纲就表示访谈已开绿灯，于是我提出了18个问题，其中包括印尼反恐政策及巴厘岛爆炸案的应对措施在内。
11月9日，印尼总领馆通知，梅加瓦蒂不愿谈反恐问题，于是把问题删了5个，只剩13个问题。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国家领导人在面对面谈话之后，往往不需要太守“约定”，面对电视摄像机，即使提问有些“出轨”，他们也不会翻脸，因此，我心中有盘算，并不在乎事先的严苛约定。
11月14日早上，我依规定往雅加达的外交部新闻司接洽翌日访谈的细节。由于我是前往专访他们的国家元首，新闻司官员都很客气，不过，在这天里，外交部新闻司和总统府新闻官员之间，来回三次更改访谈时间，最后终于敲定在11月15日上午11时半。访谈地点先是说好在总统官邸，到了11月14日下午又决定在总统府会客室进行。11月14日晚上7时，梅加瓦蒂的新闻官来电话，提出最后的约定：
一、访问的问题删为8个。
二、访谈时，我提出的问题可以经由翻译（由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提供）向梅加瓦蒂译为印尼文，但是，梅加瓦蒂的回答不能翻回中文给我。当时这位新闻官也觉得此规定不合理，我曾问他：“如果总统阁下骂我，我怎么知道？”他哈哈大笑，于是教我一招“投机”办法：“你可以跟翻译假装沟通提问，让翻译趁机把总统的话告诉你。”不过，我当时认为这是馊主意，这种“小会”式沟通用上一两回，必然引起梅加瓦蒂的怀疑和不满。
三、访谈现场只让我和机组人员进入，其他人一概不准入内。对此，我曾抗议，因为他们事先曾准许我和一些同事入内。不过，抗议无效，为了达到访问的目的，我们也只有接受。
四、机组人员必须服装整齐，不能穿牛仔裤，由于我们请的印尼电视摄影人员都知道见总统非同小可，那天，他们全都穿着印尼的礼服、花衬衫入内，而且，这些人生平都未如此近距离见过总统，在拘谨中也显露出兴奋的心情。
五、灯光不能直射到她。
11月巧日上午9时半，我们通过重重安全检查关卡，终于进入总统府外的草地等待，因为总统府内的几个客厅已坐满访客，11月的印尼仍然炎热，我西装革履自然热不可耐。由于在我之前的阿尔巴尼亚大使多谈了半个小时，轮到我入内时，已近11时40分，摄影机和设备只有5分钟架设时间。那位新闻官竟然还小声告诉我：“对不起，你只有20分钟的时间。”当时我心想，迢迢千里从香港飞到雅加达，再加上千辛万苦的申请访谈过程，岂能20分钟就打发。依我的经验，除了美国军方人士在接受访谈时，真的用秒表计时外，其他各国政要并不会严格计时，因此，一开始和梅加瓦蒂对谈，我就准备“赖”，能“赖”多久算多久。
11时40分，梅加瓦蒂进入客厅，我趋前在门口迎接，她倒很客气，一就座，她的女助手为她别上麦克风，她低声向秘书嘱咐了一句话，事后翻译告诉我，她要求所有在场的10多名副官、助理都离场。刹那间，我一回首，原来在场的人都不见了，只剩我和机组人员在场。
身高大约5英尺的梅加瓦蒂行为举止雍雅大方，坐在椅上，也许自小受到良好的训练，正襟危坐之余倒也有种威严。
为了打开她的“心防”，我考虑很久，便使出所有女人都无法抗拒的绝招，一坐定，我就要翻译告诉她：“你的样子比照片好看多了，你是一位很漂亮的总统。”梅加瓦蒂听完，哈哈大笑。我趁势又补了一句：“通常一般人不容易看到总统阁下如此璀璨的笑容，今天能看到你的笑容，十分高兴，也很幸运。”听了这句话，梅加瓦蒂又是开怀一笑。于是我知道，她的心防已打开。因此，问完第一个问题，当梅加瓦蒂回答后，我要翻译把她的回答翻译给我时，梅加瓦蒂并未表示异意，于是我知道，一切事先的约定，都可以“违约”，包括我把访谈时间从规定的20分钟硬是拖了20分钟，在12时20分才结束。
更重要的是，生性拘谨的梅加瓦蒂在访谈过程中，并不是那么“短答”，相反的，当我问到几个有关其父苏加诺的问题时，她感性的回答也流露了真情。谈到她随父亲访问中国三次，会晤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少奇时，更显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直到现在，许多西方媒体依然有人称梅加瓦蒂是“公主”，当我问她，能在有生之年把她父亲的死对头苏哈托打垮，并坐上总统宝座，她内心有无“公主复仇记”的感觉时，她淡淡一笑，表示她痛恨暴力，并无复仇的念头。
在举止言谈中，梅加瓦蒂显露出一种对中国友好的心态，但是，身为印尼现任总统，她的中国情结也有适当保留，因为：
一、她虽然已执政，苏哈托时代基本已成过去，但是经过苏哈托近30年反共、排华措施的影响，印尼社会在基本上对中国仍存戒心和警惕。在这么一种大环境中，梅加瓦蒂虽然偏向中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