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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这个组织是您在任内促成的，您当初设立这个组织的构想是怎么样的？
罗：在亚太地区，首先是安全、稳定。但是现在不单是安全、经贸合作，还有文化、环境卫生、交通，在很多领域里，上海合作组织都发挥了作用。其他国际组织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评价也很高，联合国也对我们很感兴趣。
阮：有西方媒体说，这个组织是一个松散的论坛，没有什么约束性。您是发起人之一，您觉得上海合作组织有具体的约束，有具体的行为吗？
罗：一定会有具体的约束，6月后，也就是在制定和通过宪章以后，我们就有了法律上的国际地位，我们要向联合国登记，变成联合国的一个组织。
阮：那么，在这种发展态势之下，显然对俄罗斯和中国非常有利，美国却没有办法插手，美国会不会从中破坏？
罗：我希望不会，但是美国人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兴趣很大，他们常常提问题。
阮：那么，美国如果想从中破坏的话，她会不会凭借在这几个共和国的驻军发挥作用呢？
罗：咱们等着瞧吧，但是可以提醒一下，就是“9·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脑会议是第一个发表共同声明支持美国并表示同情的国际组织。
阮：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罗：还是双重标准，对车臣问题也好，对新疆也好，都是双重标准，这是我们不同意的，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第九部分香港律政司司长
内耗的损害是很大的
——访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
如果要一国两制成功，
就不是要做一个防火墙隔开两者，
反而是要对两制有认识，
要尊重另外一制，
这样才能两个制度自己有自己的发展，也能并存。
风云背景
最近香港社会因为SARS慌成一团，SARS结束后，又因为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法律立法问题，导致社会分裂，也引发了7月1日的反政府大游行。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对从不接受电视访谈的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作了一次独家采访。
温文儒雅的梁爱诗迄今独身。领导1000多名员工、290多名律师的梁爱诗，谈起话来不温不火，慢条斯理，但逻辑性很强，说话条理分明，对于香港在SARS肆虐期间遭遇的法律问题，对于23条立法的问题，对于今后香港与内地加强法律合作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最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祁俊文和白宫对基本法的落实也有他们的看法，并发表了声明。你站在香港律政司司长的立场，觉得他们这样说对香港立法的程序有没有影响？
梁爱诗（以下简称梁）：当然，每个人包括外国政府都有言论自由，可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不过我总是觉得他们批评的出发点是从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来做出评论的。其实我们也是十分关注人权和自由的，这个是他的批评，他们有权这样做。如果从国际层面看，中央已经经外交部表达了其意见，我们也尽量和这些领事去解释。他们的批评，我们听到，但不影响我们现在立法的程序，再者我们现在立法的程序是按照我们的宪制文件，就是基本法。经过立法会，由市民选出来的立法会，无论他们是功能团体还是地区直选，他们也是按照宪法选出来的议会，它经过一个合法的立法程序，去通过法例。我认为外国的政府也应该尊重我们的立法会，尊重他们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法例。
阮：有很多反对派知道23条的相关立法一定会立法通过，但是他们继续争论、继续讨论，为什么要现在立法，为什么不在2007年后有新的、全民投票的特首以后才立法？在这上面，政府的立场如何？
梁：基本法23条责成特区政府需要自行立法，来禁止种种像叛国、颠覆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等等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些我们一定有责任去做，现在时间已经成熟，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包括咨询市民，所以我觉得这是适当时候去立法。至于民主进程，基本法也有规定，第一届和第二届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选举在基本法附件中有说清楚的。至于2007年以后怎样呢，当然政府是不断向着民主的进程发展。但这是两件事，不等于说我们在没有直选产生的特首前就什么事情也不做，23条的立法也不做，这个是说不通的。
阮：最近香港SARS的情况不断有好消息，现在已经从疫区中除名了。我知道过去两个冬月，你不断在SARS的社会工作上做了很多事情，你觉得这次SARS对香港到现在，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值得你表扬的地方？
梁：其实，通知SARS这件事，我们真的学会了一个教训：当广州市大家都赶着去买板蓝根、买醋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很远，和我们没关系，我们以为那是只在发展中地区才会发生的事。想不到在一个世界级的城市也会有疫症发生，我们现在也知道香港和内地那么接近，所以有很多事情影响内地也会影响香港，甚至影响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就是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状态。但是在SARS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发觉到香港人有很多优良的质素，我们的医护人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救护病人，做出牺牲，我觉得他们真是很伟大。对普通市民来说，最初的时候他们真是相当震惊，为什么突然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病会传染得那么快，但刚从震惊里定下来后，他们会立刻做很多积极的事。例如他们去买口罩买保护衣，香港买不到就打电话去外国叫别人寄回来，送给医护人员，为他们送汤、送水果，为那些父母被SARS夺去生命的孤儿筹款，为他们以后的教育费张罗。甚至商界也尽量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创造职位，使多些人有工作做。我觉得这个机会让我看到香港其实是有希望的。
阮：SARS发生后，你觉得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感情会不会有好转？
梁：我觉得SARS这件事使中央和特区市民的关系真的拉近了。你看看4月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专程去深圳和行政长官会面，表示他对特区的支持。如果需要任何物资或人手的支援，中央能够做到，就一定会支援我们和鼓励我们。
在4月的时候，总理温家宝去曼谷参加东盟防治SARS高峰会，特别邀请行政长官作为他的代表团的第二位代表。香港是无权参加这个会议的，他这样做是明显为香港处理SARS事件投以信任的一票，也是对行政长官投信任一票。你看他在曼谷对着电视镜头是多么真挚，对人民的感情是多么真挚，处处表示他的关爱，大家也是印象很深刻。在后来5月时，吴仪副总理去日内瓦参加世卫会议时，她为香港做了大量游说工作，否则世卫对我们旅警的撤销不会那么快发生的，相信这件事使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骄傲，也对国家作为我们的后盾给我们的支持感受很深。
阮：我知道SARS发生时，香港会有一艘外国船要入港，那时候牵涉到很多考虑，让不让它入港。最后董先生接受你们的建议，根据国际法让它进来，整件事的经过如何？
梁：其实在处理SARS事件，我们很注重一点，我们一定要依法办事。在疫症初期，我们关于传染病的条例，根本没有SARS这个病症的，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疫症。首先我们把SARS加入传染病的名单中，每一步做，包括监视、家居隔离和转移去隔离营，这些全部是按法例去做的，甚至量体温和禁止有病的人出境，这个原本法例没有，我们就立刻草拟一个附属法例交给立法会，但由于是附属法例，一公布就可以执行了。在马来西亚货船事件里，我们知道他们要来的时候大家也很担心，因为船起初有一个人发烧。世卫的专家也认为我们处理SARS是很好的，值得其他地方效法，所以我觉他们应该骄傲。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例如有很多人常常说我们破坏一国两制，破坏法治或侵害人权，但在外面的人看来，甚至最近一个亚洲的经济、政治风险评级的团体也说，其实香港是实际落实了一国两制。而大家也认为香港法制健全，司法独立也有人权，是个很自由的城市。我觉得他们应该为这些骄傲，而不是说花时间去批评自己、贬低自己，内耗的损害是很大的。为什么大家不从积极的方面去做一些事，把我们的好处尽量发挥呢？
阮：最近，SARS去了，香港和内地刚刚签了一个近乎自由贸易区的CEPA，你过去几个月也呼吁，香港最好建立一个两地法律服务中心的地位。这一点，你是基于什么考虑落实的？
梁：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贸一员，它对外贸的发展必然会大大扩展，在香港方面我们如何去配合呢？我一直认为香港和内地是双向交流的，发展也是双向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利用中国入世后的局面能够进入内地市场，既然我们关系这样密切，所以就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研究。我们有什么可以一起做出一些协议，是必然要多个行业也达致协议，是一个一揽子的安排才可以生效的。其他行业，贸易的官员去谈判，法律界方面，我和业界也有参与。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内地设立律师办事处变得容易了。
阮：现在没有？
梁：现在没有。
阮：要怎样才能有？
梁：关于香港人如何可以参加内地司法考试，很快就会有公布。但你想想一个人要在香港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差不多是六七年时间，另外在内地又要多花五年才拿得到法律资格，时间比较长，但有些是共同的，例如国际法，这个是共同的。所以说如果两个学位一起念的话是否可以缩短这个时期呢？但这个是比较长期的安排，我觉得更重要是两地的联系要加紧。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去年，我去访问了五个大城市，包括深圳、广州、青岛、成都、重庆去推广香港的法律服务，也有和当地法律界接触，这些法律界也觉得是有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把那些法律服务拉回香港，利用香港的地位向外，大家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是比较有信心的，他们觉得在香港做出的讼裁，裁决诉讼都能有比较公平的制度，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些优点和其他服务像融资等。那我们希望多些人利用香港的法律服务，才令香港专业的机会增加，事实上我们和内地的专业联系在一起，如上市融资，这些也有合作的机会。
阮：换句话说，目前法律服务中心的概念是，如果大陆有什么个案拿到香港，香港的律师也可以帮大陆处理是吗？
梁：如果内地的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争讼，他们可以先在合约中说明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在香港解决， 这就会让香港法庭有一个管核权。而事实上这个是目前国际贸易中挺流行的， 因为不想在双方的某一地处理，而是找第三个地区做出讼裁比较公正。而主要说在语言方面，内地的企业比较容易沟通，外国的和我们沟通也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优点来发挥我们的专业的业务发展。在国际贸易等方面，我们都较内地早一些去跟外面接触， 所以我们希望在大家的⋯；⋯；凡是合作的关系，必须要有利于双方才能够发展，所以我们在整个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上，不是只伸手向中央要求什么好处，而是利用这个对两边也有好处来做出安排。
阮：我们知道你已在特区政府工作六年，你领导的律政司有1000多个员工，有290多位律师，中外都有。大家也知道领导这么庞大的机构不容易，需要一个强人，你觉得自己是女强人吗？
梁：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强人，因为如果我对政治有兴趣，我70年代已经会开始参政， 不过我比较着重社会服务多一些， 私人执业和在政府服务当然很不同。 私人执业你只要令当事人满意，你就是一个好的律师。 但是在政府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满足600多万市民的要求，因为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所以你只可以平衡过哪一样是最好的， 是为特区最大的利益而作出决定要如此做。 私人执业，资源方面当然有限制，好像等于做一个个唱一样。但是近年来，我们一国两制是一个新事物，经过很多摸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对的事，为什么人家说是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