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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已全力想在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以便在大选期间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单。因此，台湾方面有任何可能意料外的行动，美国都不能容忍。
由此次访谈台前幕后的经过，我深深地悟出，新闻工作者本应理性地抽身于新闻时间之外，只报道，不介入，但是，有时候，受局势发展所趋，也难免成了时间发展中的推手，虽然无奈，却也有些参与历史的兴奋。这些，对新闻工作者而言，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十部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现实跑赢了
——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拉克教授
美政府必须明白到国家利益何在，
协助台湾时应示意出开放式局面，
不管采取任何形式，
在我看来都会造成本身风险，
造成本身的政治危险⋯；⋯；
风云背景
在美国对东南亚问题有兴趣的学术界人士和媒体，乃至于政坛人士，对布拉克（Jonathan Pollack）都不会陌生，这位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过去担任过美国著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的东亚问题专家、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除了东亚问题之外，他也是美国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东亚研究部主任。最近布拉克教授撰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和著作，分析美国对东亚及对中国应有的新战略思想及新战略趋势。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布拉克教授，你来自学术界，最有资格评估布什政府外交政策表现，让我们先谈谈他对中国的政策。自他上任以来大陆民众多认为，他对北京强硬对台湾则太温和，你同意吗？
布拉克（以下简称布）：布什上台时心存某些动机，或至少是某些门面功夫，以推展中美关系。但我认为自布什上任以来，你已经看得出，他对大陆政策的优先次序不断演变，不再跟口号前进，而是针对特定情况以面对现实。例如他上任之初总是强调，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角色，后来又发表声明，表明将会尽其所能保护台湾，但此后政策明显调整过来。他考虑到中美关系大局，尤其“9·11事件”及其后遗症令美国等很多国家都调整策略。布什明白到需要与中国建立更复杂关系，不只是按标签行事，不只是寻求有别于克林顿的做法，这样看来布什私底下虽仍有冲动驱使他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但同时亦存在其他影响力致使他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我认为应该继续将中美关系推回更稳固层次并采取中间路线，而不应走向更极端的地步。
阮：你是否认为布什对大陆和台湾不再采取暧昧含糊政策；从表面看这是对的？
布：但按实际情况和内涵则有所不同，有时候一个标签一个口号，在外交政策上确可与众不同，但如何将口号变成现实？我想布什认为暧昧含糊的声明在现实环境中最能派上用场。我要补充一点，在他刚上任时，他早已重申美政策上其他环节，例如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实际情况亦容许政策上有很多调动的空间。当布什明白到美国跟中国开展关系，将要付出的代价时，令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做出考虑。布什的确曾经说过，含糊政策无助维护美国利益，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政府不断采取灵活态度，在美政策大方向上清晰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我不相信美国总统会认为，有需要与中国严重对立，反而他多次强调希望中国不断参与国际间商业活动， 希望中美在战略层面上加强讨论或与总统在政治层面上加强沟通，甚至谋求恢复军事关系。所以，我认为现实跑赢了，制定更清晰政策的目标被压倒了，更有需要采取更复杂灵活的政策，这正是布什政府现时的政策取向。
阮：也许你可清楚说明中方一些疑问，有人认为布什起初不谙外交政策，现在他的态度改变了，由他起初竞选总统至就任后，他态度上转变是出于他本人，抑或出于他的团队，有多少是出于总统本人？
布：据我们所知，他善于听取顾问辩论，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我认为低估他是错误的做法，他有能力根据自己直觉再加上搜集到的资料，以达致结论和判决，以及订出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包括对中国。所以我认为，由此看来，政策的修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在很短时间内，他已理清部分美国政策的目标，并非所有政策而是部分政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克林顿和布什中国政策的演变。克林顿上任时高举很多核心信念，他也多番努力无奈成绩平平，直至他连任后方才访华。但布什迄今已两度短暂访华，他注意到中方在反恐上所做的努力，他注意到亚太经合会议的高峰会并不是一个经济性高峰会，反而很关注“9·11事件”带来的威胁。换句话说，“9·11事件”和中美军机相撞意外给布什的中国政策敲响了警钟，响起了警号，肯定是的。你可能会想起布什上台时强调中美关系深具竞争性，其外交政策小组亦一致表明，会大大减少对中俄两国的注意力，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美国与盟国关系上，把焦点放在其他优先项目上。但“9·11事件”和军机相撞事件迫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明白到尚有很多政策迫在眉睫，包括跟中俄两国有关的政策，以确保和强化中央权力架构。这些现实问题影响着历任美政府的优先次序，迫使领导层和总统顾问们重新估计美国核心利益何在，研究如何与中国等国家达成目标。
阮：你一直研究中美和美台关系，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美表示鼓励双方和平谈判，但近期看来布什有亲台之意，这鼓励了台湾远离中国大陆提出的统一目标。你认为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未来将怎样发展？
布：毫无疑问，美国政府，不论在白宫抑或国防部层次，显然致力跟台湾发展更加密切关系，在军事关系上乐于协助台湾，加强接触和合作层次，这明显令大陆方面有所顾忌，尽管在较轻易的范畴，美政府都意识到有所限制。例如最近几个星期，美政府设法理清美台关系上的优先次序。因为往往会存在这个可能性，当你试图澄清问题，到头来会制造更多问题，影响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所以美副防长沃尔福威茨声言，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看来是把问题明明白白说清楚了。当中有些立场，坦白说类似“三不政策”，尽管他们不会称之为“三不政策”。美政府必须明白到国家利益何在，协助台湾时应示意出开放式局面。不管是采取任何形式，在我看来都会造成本身风险，造成本身的政治危险。明白到这一点，明白到要跟中方保持稳定关系，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明白在美国处理巴基斯坦问题上北京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大陆在反恐情报上也提供合作，更有需要加强联系对抗恐怖威胁。基于以上种种理由，我认为布什政府明白到，有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令北京政府相信，美国无意与台湾恢复正式关系，更无意向台湾发出讯号，令台湾领导层误以为无论采什么步骤美国都会同意。
阮：现在让我们从更宏观层面分析布什政府外交政策，“9·11事件”后，布什外交政策态度有何改变，对全球外交政策有何不同？
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布什个人意识到，若美国要建立长久维持的联系，要确保重点的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持久加强沟通和不断建立联系的基础上，不能建基于单方面一系列目标上，就是必须在政治上建立合作基础。这样的话，布什必须更加投入，十分认真地跟各国领袖沟通接触，介入不同的危机和冲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形势，我相信他上任时是始料不及的，所以很明显他花上了更多时间，花上了更多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应付这些问题，出外会晤海外领袖学习不同形势。在我看来另一个后果是，某种程度上他明显改变了较早时对中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他上任之初背后似乎有一个动力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些考虑在优先次序名单上后调了。我不是说这些问题己永远取消，而是要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呈现新焦点，美国有需要与中国合作。因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国，地缘上又处于关键地位，包括在亚洲和中亚。基于以上理由，布什政府修改了美国政策的重点和取向，我相信由于反恐运动非朝夕之事，这些变化亦不会只昙花一现，反而会长期影响着美政策的演变，直至布什离任，连任亦然。换句话说，他应放弃所谓的单边主义，我认为他必须控制他的一些冲动，上任初期存在的冲动。他必须更确切明白到，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单只影响美国，更影响到其他国家，故必须想方设法建立更长久关系，这有需要做出调整，有时更要大幅调整美国政策目标。
阮：在东亚和亚太地区方面，布什该怎样开展他的工作，以示美在反恐运动上居领导地位？
布：一方面美国需要在整个亚太区建立一套更成熟的关系网，看来美亦要对所作所为先知先觉，显然有需要参与和咨询，显然更有需要放下黑白分明的国际关系取向，这无助于对付实际威胁。
第十部分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
对美国重要的是当选政府的政策
——访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
我想双方政府行政部门明白其重要性在哪儿，
我不肯定社会其他阶层也能如此清楚明白，
我指的是当出现问题时，
双方的人民能文明地面对。
风云背景
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后，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台之间只能维持非官方关系，因此台湾成立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派驻美国华府的官员称代表，美国则成立了对口机构——美国在台协会（AIT），派驻台湾的官员称处长。
从1997年到2002年曾出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Bash）是一位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卸任后目前担任华府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卸任不久的卜睿哲谈起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问题如数家珍，尤其2000年台湾大选后政治变天，执政50多年的国民党成了在野党。这段期间卜睿哲刚好担任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他对此的观察也就特别敏锐、深入。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卜睿哲先生，你刚卸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我认为你是谈论中美关系、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最合适的人选。过去几个月，台湾的政治状况有点改变，泛蓝阵营终于同意整合，共推一名候选人参加2004年的“总统大选”，你怎样看待这些发展？
卜睿哲（以下简称卜）：让我尽我所能来分析那里的形势，我认为国民党和亲民党为了2004年的选举而走在一块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见的，陈水扁在2000年的选举中胜出是因为对手阵营的分裂，因此除非他们联合，共推一位候选人，否则陈水扁很有机会再度获胜。整合符合他们的客观利益。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并不特别关注这个发展，不在意台湾民众选谁，对美国重要的是当选政府的政策。关于最近事态的发展，那就是几个月前，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反映出他们想共同推出一个候选人的强烈愿望。
阮：以你的经历，我知道你能毫无障碍地与宋楚瑜、陈水扁打交道，你是否觉得与连战、宋楚瑜交谈会舒服一些，因为他们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卜：我认为这三位先生都理解美国对台湾利益的重要性，他们对如何为未来的台湾定位都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但正如我以前建议，谁来领导台湾人民，是由台湾民众来决定的。
阮：我知道也许以下这条问题，你能回答得比较轻松，因为你已经卸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你跟连战、宋楚瑜、陈水扁有没有建立个人交情，谁和你亲近一些？
卜：我尝试和三位先生打交道，因为事前你无法预知谁会成为台湾的“总统”，我们在这场竞选中采取中立。当然，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要保持和他们每一位都有良好的沟通，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在2000年的选举前，美国和各阵营都有良好沟通，所以我们的关系在选举后仍得以维持。
阮：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在3月18日前，即选举结果出来前，你或美国政府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陈水扁将会胜出？
卜：我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政府发言。就我而言，大约大选前两周前，我发现陈水扁很有机会胜出。
阮：所以，3月18日的结果并未使你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