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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我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政府发言。就我而言，大约大选前两周前，我发现陈水扁很有机会胜出。
阮：所以，3月18日的结果并未使你感到惊讶？
卜：不，没有。选举结果如此接近，我不感意外，我想人人也设想结果会很接近。事实上，连战在选举中表现不大好，那倒使人意外。我认为，人皆认为他的形势较强，但结果落得如此。大概在两年前，我意识到陈水扁或许可能会赢，尽管机会不大，因为国民党有分裂的可能，宋楚瑜会出走，成为独立候选人。但在3月18日前一两个星期，我才发现陈水扁有机会胜出的事实。
阮：你是否由于宋楚瑜的兴票案使你改变看法？
卜：我认为，兴票案在1999年12月曝光，那对陈水扁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因为这件事拉低了宋楚瑜的受欢迎程度，而当时他是领先的。兴票案摧毁了宋楚瑜的受欢迎程度，让陈水扁迎头赶上，这是造就陈水扁胜出的先决条件。但此外，陈水扁还做了几件有助他胜出的重要的事：其一，攻击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贪污问题；其二，就是向台湾民众保证，若他当选总统，他在对中国政策上不会鲁莽行事。我认为他的这两个策略很成功。
阮： 那时候，你是否有机会与“总统”李登辉交谈，你觉得他打算做些什么？
卜：我在选举后一个星期访问了台湾，实际是选举后几天。我与我以前的上司国会议员李凯莫顿同行，他以美国政府特使身份访台，我和他同行。我们见了陈水扁，我们谈到美国对多种事务的看法，我们也与李登辉进行了交谈。那时正值李登辉宣布他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的时刻，但他对台湾整体民主化发展的成果，持肯定正面的态度。而在他看来，其中一个对民主制度的考验，就是能否和平地、平稳地把权力从一个政党转移给另一个政党。他相信这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所以这方面，他抱持非常正面的态度。
阮：但是像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你作为一个执政党的主席，我指我觉得李登辉怎么会以那么轻松的态度把自己执政党的地位交给另一个党呢？当他与你谈到此事时，你觉得他感到难过吗，抑或像一些台湾民众说的，他有意要将执政党的地位交给陈水扁？
卜：有人认为李登辉暗中推举陈水扁，我不相信这说法。我认为李登辉尝试推举自己党的候选人连战，但李登辉当时不仅是一个参与选举的政党的主席，也是将民主引入台湾的主要人物，他实际上扮演了两个角色。我肯定，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他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培植已久的继任人连战落选了。但在他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中，即作为民主改革者的角色里，他理解一个簇新的民主制度要经历的不同阶段，他认为这是台湾正在走过的重要里程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确保这个权力交接能够顺利和平稳。
阮：让我进一步谈一下，你在1997年接任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那时，中美关系正在走下坡，因为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当你接任后，什么是你优先处理的？
卜：在1997年9月我接任时，中美关系已开始改善。在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到访华盛顿，在当时的环境下，向台湾确保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是很重要的。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同时，我们的政府不会做任何伤害台湾利益的事。所以美国政府派我到台湾会见“总统”李登辉和其他官员，通过媒体向台湾人重申，中美高峰会不会损害到台湾。在1998年7月，克林顿访华期间，我们也曾经这样做。
阮：你提到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在上海宣布了著名的“三不”提法。当他做出这声明后，台湾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感到不安吗？
卜：大家都很关注，媒体也反映出这种关注。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解释“三不”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提法在过去不同的场合已经被提过，它是美国对中国和台湾长期政策的一部分。有趣的是李登辉自己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以他所知“三不”并没有反映美国在政策上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很赞同他的看法。对，我们同意他的看法。我去台湾就是为了重申这个讯息和安抚民众。
阮：我们知道在克林顿任内，台湾官员曾在几个场合公开与美国官员会面。尤其在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台湾的“副国防部长”康宁翔甚至能造访五角大楼，中国曾否就此表示抗议？克林顿政府是否开了这个先例？
卜：这些会面都不是在公众场合进行的，所以都不能算是公开的。而且（这些会面）都是在美国在台协会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是一直都有的做法。我认为那是要增进与台湾朋友的接触这个趋势下的产物。
阮：你离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前，曾与陈水扁打交道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与他见过数次面，你觉得他是否真的是想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抑或你觉得他在意改善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吗？
阮：我第一次见陈水扁是在1990年，当时他出访美国。我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后，我每次到台湾都会和他见面。我认为，陈水扁是台湾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虽然他是坚定的台湾利益捍卫者，但他很务实、很现实。他清楚台湾处于什么周边环境里，中国对台湾的未来将会很重要，特别是在经济上。所以我认为他对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持开放的态度，很久以前他说过直接“三通”应实行，当然重要的是对话应在什么条件之下进行。他不想采取会在根本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步的行动。他认为应在没有先决条件下进行对话，他愿意谈一个中国的定义，但他害怕在损害台湾利益的情况下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想他基本上，我认为可这样讲，我不认为他的目的是想暗中把台湾永远从中国分离出来。
阮：你刚才提到的所谓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方面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问题是，民进党，他们有“台独”这个政纲，陈水扁也是民进党主席。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中国而言，他很难与你打交道，这样的争论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按你的观点，你认为怎样才能找到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卜：我想回到1997年和1998年，自从李登辉访美以后的几年，中国一直讲，李登辉必须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不断不断地将这个立场重申。台湾对此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是口头上的兼并，就是你怎样说，事情就会怎样。在1997年末及1998年初某个时期，双方都意识到大家有意恢复对话，而台湾意识到早晚要进行政治谈判，所以双方都向彼此发出讯号。曾有一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谈及一个中国原则，但并没有坚持这个立场，很快，双方同意举行会谈，所以辜振甫博士在1998年10月访问了上海和北京。
阮：但1998年以后，为什么没有更进一步发展呢？
卜：我认为这情况很复杂，而阻碍双方（的沟通）更进一步的是李登辉的⋯；⋯；
阮：两国论。
卜：我想我们仍不晓得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但我想可能因为他相信政治谈判越来越近了，他需要确立台湾政府的地位，这是要小心处理的事。
阮：当时，你或美国感到意外吗？
卜：是的。
阮：那么你怎么办呢？
卜：于是我被派去台湾，提醒台湾：我们之间有良好沟通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以后我们会有更好的沟通。
阮：那时你被派去台湾，美国政府对此很恼火吗？因你未被告知此事。
卜：正如我所说，我们阐明了我们重视良好的沟通，我们也为日益紧张的关系感到担心。你知道，任何时候关系越紧张就越危险，随时可能会因计算错误而发生意外，但幸好事情后来得以顺利冷却。
阮：当你与李登辉谈此事时，他的反应是怎样的？他没有给你什么很好的解释？
卜：他感谢美国政府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海峡事务的立场，他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声明。
阮：在中国有人总是认为，若不是李登辉，海峡两岸关系早就踏入了一个很好的阶段，你认为这样的评论公平吗？
卜：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一种误会，是把个人角色、性格与基本政策混为一谈。我认为台湾所有的主要领导人，不论是执政的、在野的，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台湾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里面并不排除某种类型的统一，但是他们都相信北京将需要承认台湾拥有主权，陈水扁这样认为，李登辉、连战、宋楚瑜都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认为单单指责李登辉或陈水扁，来解释这种状况是不对的，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阮：你认为中国方面应怎样做？
卜：我认为它应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前提下，恢复双方的讨论，给彼此一个机会解释各自的立场，不是通过媒体，而是面对面的讨论，给双方一个机会，去重新肯定对方、解除不信任多一点，为更多实质性的会谈作准备。
阮：但从大陆的立场出发，他们说，1992年，我们有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九二共识”我们可以暂时不谈一个中国的政治定义，什么是一个中国，我们先向前看。而在李登辉的十三年的统治后，中国说我们不能相信你，如我们说⋯；⋯；民进党甚至不承认“九二共识”，你认为大陆应怎样做，台湾应怎样做？
卜：我认为，在不设下先决条件下开始对话，你可讨论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是什么，“九二共识”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深入讨论是必需的。我不知这样的讨论会把问题引向什么方向，但我认为这比在媒体上争论更有建设性。
阮：让我们讨论一下中美关系，有人说在布什总统就职后，中美关系有些紧张。“9·11事件”后，中美关系走上了另一条路。但布什政府的官员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变化，是媒体和公众误解了布什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你在中美关系这个课题上有多年的经验，你认为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和“9·11”后，中美关系改善了一点吗？
卜：我认为肯定是这样子，中美关系在“9·11”后比以前大有改善，两国发现可在一系列的事务，包括外交事务上有成果地合作，如北朝鲜事务。更公平地说，广泛的合作和参与，在“9· 11”前已经开始了，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7月访华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说法挺对的，布什政府执政初期曾很关注，不知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强大力量，它会不会挑战美国，这并非普遍的观点。我认为在布什政府内，有人认为对中国必须比克林顿政府更强硬一些，因为我们强硬，就有合作的可能。
阮：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告诉我，在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目前是最好的，你认为是这样吗？
卜：我认为目前绝对是1989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就双方的合作而言，或许是这样，我肯定这是1989年后最好的，但这状况能否持续下去就很难说。
阮：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就中美关系，你能给中国和美国政府提出什么建议？
卜：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继续强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这合作需要能达致良好的效果，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向彼此说说合作有多重要，我认为，特别在北朝鲜问题上，美国人期待着好的成果，他们希望中国能协助产生这个好的成果；第二，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我们有分歧的事务上，有更多仔细的对话，以往我们在人权、军事、战略上有很多的对话，我认为那应该继续和深化，还要着眼于结果，而不光着眼于过程；第三，我认为我们需要尽力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如炸中国使馆和EP3侦察机事件。我们双方的军事人员需要更多地沟通；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应更好地促进公众间的了解，以及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支援，我想双方政府行政部门明白其重要性在哪儿，我不肯定社会其他阶层也能如此清楚明白，我指的是当出现问题时，双方的人民能文明地面对。
阮：你期望中国应更多地介入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
卜：是的，如我前面所讲，此事务错综复杂。因为，怎样影响金正日的想法和行为不容易掌握和理解，中国正确地指出：如果你错误地对北朝鲜过分施压，金正日可能会做出过激的反应，或北朝鲜可能会崩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