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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日本人均GDP从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只用了7年的时间，而美国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日本的财富分配是向居民个人集中的，而美国则是向企业集中的。两者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比美国财富向企业的集中，更能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日本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为日本海外投资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日本海外资源的收购和海外市场的扩张。
由此，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大肆收购，大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的名言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天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行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能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因此，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其次是企业，最后才是政府，而不是延续目前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状。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其实，民富国强的道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
墨翟强调古代的明君“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富国篇》中对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民穷则是国衰之先兆。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朝统治者通过对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积富于国。据《通典》记载：“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资治通鉴》也提到朔州“仓粟烂积”，涿州临朔宫“仓库山积”，《隋书·李景传》则强调北平“粟帛山积”，以至于史学家忍不住感叹“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
但是，隋朝却是短命朝代，原因是民穷，即使在闹大饥荒之时，杨坚也守着充盈的仓库拒绝开仓救灾。故唐太宗评价杨坚说：“不怜百姓而惜仓
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隋炀帝时，变本加厉地掠夺百姓，国库虽然保持充盈状态，却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民富是国强之根本。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5。4、中国应如何启动内需
在认识到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根本原因后，通过与日本的经验教训做对比，我们就能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的核心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最终实现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效法日本，实施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计划。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一国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一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这一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居民个人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有钱消费。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应该走以下发展路径：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远，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23
又有人提出，以政府投资来带动消费增长。结果怎么样呢？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多投入到直接的经济建设活动中。然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弊病非常明显。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毕竟有限，大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则意味着投入社会保障领域资金的减少。同时，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楼堂馆所越建越多，形象工程越建越多，真正落到实处的不多。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将直接导致老百姓害怕风险波动、花钱谨慎，更会使低收入的人群陷入困境。“有钱不敢花”，或是贫者更贫，消费不畅，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抑制财政收入的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可见，一旦财政体制异变成为“经济建设财政”，其结果反而会恶化增长方式。24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小而损耗大。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还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应该认识到，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速度为何3倍于GDP增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
我们相关税收的某些设计不尽合理，不利于实现藏富于民。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免征额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但仅仅过了1年，有关个税免征额过低的争论就激烈展开了。
对于个税免征额的设计，需要有更大的胸襟和魄力，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修修补补的阶段。
以目前的个税免征额和1981年的相对比，或许更能清楚地看清现行个税免征额的不合理性：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免征额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免征额定为24 600元以上或许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陷入2年不到免征额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
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免征额低却使它走向了反
面—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诚如清华大学教授王一江所言，免征额过低压制了中等收入者，而这部分人恰恰是社会中坚力量。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税收政策应该要能够助推中等收入者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对于社会保障，我国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经济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国际劳工组织则将其概括为“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公共措施，以保护其成员免受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造成的停薪或收入大幅度减少的经济损失及社会贫困，并对其成员提供医疗照顾和对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津贴”。
社会保障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二是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三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
由于医疗、住房、教育等相继走向市场化，部分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而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这就是老百姓生活虽然明显改善，而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内需屡拉不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据经济学家陈志武介绍，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26
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国家把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上，才真正称得上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以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27
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应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还必须确保公众公平地分享公共产品。诚如殷大奎所言：“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
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我们现在提倡建立节约型政府，即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政府的资源消耗维持在最低水平，并以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种节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控制人员规模，做到“精兵简政”；节约行政开支，做到既廉洁又廉价；提供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对于公众而言，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越少越好。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减少意味着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
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有些政府部门的节约意识尚且不足。
2007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指出，从1986～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倍和12。7倍。“可见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28
据《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北京市曾经对全市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