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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3）
鲁迅思想中的温饱，第二，又抗拒着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主义。他认为这是对物质文明“崇奉逾度”造成的恶果。“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也正是他必须补充“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的原因。
然而，在荡除旧传统中的陈腐观念与抗拒新思潮中的偏颇之间，鲁迅从来是不折中的，不觉得无所适从，他“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更光彩”，只是在改革旧的而力求“新发”的时候，必须警惕并抗拒偏至罢了。
至于发展，也即“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而发展，“不是放纵”，也就把发展从一般生命提升为人的生命，放在人的社会关系中社会背景上来思考了。
在鲁迅思想中，生存是为了进化，发展也就寓于生存之中，是生存的题中之义。而生命与一切生命的具体形态与一切生命的派生物都是生物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一般来说，鲁迅对于发展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鲁迅相信，“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发展的动力在生命内部，在“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自然条件没有能够阻止人类的诞生与人类的进化，社会条件也不可能阻止人类的发展。从人类发展的远景看，鲁迅坚定地抱着乐观；所以他实际生活在黑暗中，他也要顽强地“战取光明”，哪怕自己看不到，也要留给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这个世纪的70年代，鲁迅研究者重新发现了鲁迅致赵其文的两封信。其中对于《过客》的解释，对于我们领会鲁迅思想有着极大的启示。如“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从这里是不可能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的。因之，一切以为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绝望论者”并不与鲁迅思想相符。
鲁迅在青年时期就曾探索“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在鲁迅思想中，发展的目标就是“理想的人性”。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所揭露所批评的就是应该排除的，所肯定所主张的正是应该养成的。
关于“理想的人性”，鲁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致人性于全”的内涵，即“科学”与“美上之感情”与“明敏之思想”。鲁迅不只是把科学当作人类发展的手段，鲁迅认为科学乃“人性之光”。“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这在鬼话连篇的中国，对于满脑子“鬼画符”的我们中国人，有怎样的意义可想而知。而这，鲁迅在本世纪初就提出来了。再过十年，科学，才因新文化的提倡而为全国所注意，再过十几年，鲁迅发出这样的感叹：“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在未来的百年，我们会怎样呢？
关于“理想的人性”，鲁迅还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参照系，这就是动物行为学，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样式。鲁迅著作中涉及大量的动物行为，常常是用它来作我们人的镜鉴。比如猴子的不肯改革，细腰蜂的毒针，狼的吃人，猴王的权威，等等。读来最惊心动魄的，我以为是《男人的进化》，鲁迅由禽兽的雄性对于雌性“不见得有什么特权”，比照男人对于女性的特权及其攫取特权的思想、手段，慨叹“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鲁迅年青时在《破恶声论》中表示：“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这或许不是鲁迅的创见。比如恩格斯早就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然而，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从古至今，男人对于女人拥有禽兽所没有的“特权”，这样逆进化而动的社会性现象，不是令人深长思之的吗？从动物性与“人”性的比较中揭出这样的病根，大概是鲁迅的独创吧？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生命是个体的（1）
二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生命是个体的，雌雄是异体的，群居而有高度发达的智能。这智能包含思想、情感和记忆。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在这样的群居也即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问题也就繁难而又层出不穷。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个“身”是有生命的，假如没有生命，又有“何患”？这个“身”是有思想的，假如没有思想，又有“何患”？这个“身”是有“情感”的，假如没有情感，又有“何患”？这个“身”是有记忆的，假如没有记忆，又有“何患”？“老子说大患，患在吾有身。斯言哀且痛，五千奚再论。”——这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的。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家因此为求解脱而殚精竭虑——“佛陀徒止欲，孔孟枉教仁。荀卿主性恶，坦率岂无因。”
然而，人之所以有大患者，更深层的原因，又在雌雄异体而又群居。
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类的生命相当无限。生命的再生产即延续成为生物的天性，也是人的天性。雌雄异体，男女各半，爱情与婚姻本来是人类最自然最基本的关系，却出现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与困苦。根源在于男女不能平等；个人不能自主与自由。
孔子歧视女性，把女子与小人归为一类，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之徒发挥成为男尊女卑，倡导“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出于《礼记》，秦汉以前的儒家经典，“夫为妻纲”和女子“三从”已得到完备的表述。
鲁迅反对儒家歧视妇女的“男女有别”、“阴阳内外之说”，反对儒家压迫妇女的“三从”和“夫为妻纲”，反对戕害妇女的“节烈”。鲁迅认为这一切是“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鲁迅赞同“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的新说；主张男女之间应该“自他两利”；主张爱情与婚姻完全是当事人的事情，只能由当事人自主与自由地决定，哪怕“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也与别人不相干。“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
鉴于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男人主宰女人的男权社会，儒家“妇者服也”的全套思想观念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风习，鲁迅一生深切关怀妇女的解放，呼吁妇女要争取经济权，认为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都是空话。”鲁迅特别警惕地劝告，在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枝枝节节的变化：“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所以，“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妇女半边天”，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半个世纪妇女解放主要是城市妇女的就业已蔚然成风，妇女的经济权由无到有得到相当的改善，从而爱情与婚姻开始可以自主，有些自由，尤其在知识妇女当中。但广大农村较之城市差距还很大。但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的倒退，“包二奶”，“玩小蜜”，“傍大款”，“做太太”，以及娼妓的死灰复燃，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鲁迅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应该有怎样的发展？
人的第二个自然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然而，在古代社会，在儒家“男帅女，女从男”的思想主导下，女性遭到排斥，而简化为父与子的关系。孔子的“父父子子”，以“孝”为规范，以“恩”为理论基础，以“亲亲”为捆绑的绳索，又以其天然的血缘关系成为不证自明的强大捆绑力量。“孝”的根本在于对于父的“无违”，生时“无违”，死后也“无违”，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并进一步推向政治：“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孝以事君”，“孝慈则忠”。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生命是个体的（2）
鲁迅认为，主张孝与恩的人们，“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应做长者的牺牲”。于是“所有的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鲁迅主张：“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无违”吗？鲁迅说：“‘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吗？鲁迅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
中国正处在大转型的历史关头，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规范，“孝”以其“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的人的自然情愫，加之“老年社会”已经来临，而社会保障远未能“使老有所终”，“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成为最难改变的传统。试看男女平等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男尊女卑”的说词虽也不绝如缕，毕竟须变换花样和遮遮掩掩，而“孝没有过时”和诸多教孝的文字冠冕堂皇地揭诸报章，就可见一斑。何况，“孝”也可以也必须“事君”呢？
“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这种人与人组成家庭的内部关系，自然人人无可逃避，但是人的群居不只限于一个家庭，更有比家庭更错综复杂的“社会”。这种家庭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