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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76号大院里乐观和温暖的情绪与日俱增，晚饭后他们又聚到陈道生的屋里，用一晚上的时间交流道听途说和趣闻轶事，设计和虚构往后的生活，在一些略显空洞的想象中改善一败涂地的现状，这些天来，大家的情绪越来越好，据说市里换了市长，新市长已经责成双河新任董事长孟遥将每位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元旦前兑现，四十岁以下的可以不买断，全部回厂里上班，工资要涨到每月六百块钱，新的生产线已经从德国的法兰克福起运了，这些令人激动的好消息被眉飞色舞地渲染出来，敏感的陈道生脸上却渐渐地灰暗起来，大伙夸张的表情明显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孟扶根的死让双河厂死里逃生，孟扶根的死是全体双河厂职工的伟大胜利，而无意中又把这胜利的头功记到了小莉的头上。这算什么功劳呢？想起小莉被秃了顶的糟老头子按到床上，陈道生的胃里就像是被灌进了一盆尿一样难受，真想呕吐，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企图让烟雾压下去满腔的臊味。大家见陈道生不说话，就转移话题，高谈阔论小莉平反昭雪的事，他们又一次把说了多少遍的话再复习一遍：小莉是被骗上当的，多亏有刘思昌见义勇为，76号大院要在小莉回家的时候，炸一千响鞭炮。胡连河说，“我们大家多凑些钱，炸一万响鞭炮。”王奎说，“小莉从小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乖孩子，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我们看着长大的，回来后，只要钱家珍多用些心，看紧一点，管严一点，再去学校补习补习功课，考个艺校，不讲当明星了，将来当个小学老师，铁板钉钉，十拿九稳。”
洪阿宝提议陈道生和钱家珍要提前将小莉的房间布置好，卫生搞干净，把墙上的“小虎队”的那几个男孩子撕了，换上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让她将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这种情绪一被煽动和放大，屋里就温暖了起来，陈道生连连递烟，还让钱家珍炒花生招待大家，陈道生说乡下表弟送来的花生很香。
小莉的房间收拾好了，陈道生的心却悬起来了，都快十天了，刘思昌还没回来，也没个传呼打过来，他怕刘思昌在云南被什么人骗了，越想越不敢想，他站在院子里犹豫了好半天，然后直奔秦大爷杂货铺。陈道生试着给欧亚商贸公司办公室的秘书张海泉打电话，电话里是嘟嘟的声音，没人接。他站在柜台边跟秦大爷唠了几句闲话，说的是什么，都忘了。他只记得秦大爷说，“活到七十岁了，生老病死，荣华富贵，什么都看透了，就是没把人看透。这人呐，就像镜中花水中月，你说它是真的，它又是假的；你说它是假的，它确实又是真的，活灵活现的。”说这话的上下文是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这话让陈道生听了后心里像钻进了一群蚂蚁四处乱爬。
又过了两天，陈道生想去宏达大厦问问情况，走到楼下，他站了一会，想了一会，脚步挪不动了，他扭头准备往回走，腮上肉比较厚的门卫问他怎么不上去，陈道生随口说了一句，“刘总已经办妥了，不打搅他了。”
陈道生赶到了店里，刚进的一批冬装棉袄、毛裤、马甲、围脖这两天由于气温急遽下降卖得很好，纯棉制品，颜色灰、蓝、黑，于文英曾提出异议说太土气了，陈道生说，“眼下我们经营的就是老人冬装专卖店，厚实耐穿防寒保暖，没错！”陈道生别出心裁，生意果然就旺了起来，可标价不低，老头老太太有的是时间，所以他们为还一块钱价愿意付出一天的时间。衣服本来进价就高，这些天卖了不少，可赚头很少，一件棉袄只能赚三四块钱，而四里河卖“名牌”羽绒服、羊毛衫、运动服专卖店每件至少赚七八十。陈道生来到店里的时候，一位老太太将棉袄当场穿到身上，心满意足地走了，于文英也笑了，她看着老太太摇摇晃晃的背影，对陈道生说，“你猜这件棉袄赚了多少钱？两块五，老太太一大早就开始还价了，六十二块还到五十八块，可付账的时候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还差一块五。”陈道生此刻对赚钱多少确实一点心情都没有，他问于文英，“你说刘思昌十多天了都没回来，会不会在云南出了什么事？”于文英不知底细就敷衍了一句，“不会吧。”陈道生皱着眉头，烟雾包围着他情绪复杂的面孔，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骗子很多，你说他会不会被人骗了呢？”于文英说，“刘思昌那么精，你要说他骗别人还差不多，别人骗他不可能。”陈道生说，“要是遇到抢劫，遭人暗算呢？”于文英说，“你别想那么多，刘思昌这个人为人仗义，再怎么着，他也不会坑你的。”
于文英的话像酷暑中送来的一根冰糕，立即就熄灭了陈道生内心的火急火燎，他的表情因此也就变得柔和而松弛起来，“我倒不是不信任他，我是有点为他担心。”
刘思昌走后第十八天的晚上，赵天军没去夜总会上班，他说老板带着音乐学院的一位弹钢琴的女学生去欧洲旅游了，那个清纯如水的女生先是在夜总会弹钢琴，弹着弹着就弹到了老板床上去了。保镖赵天军这样说的时候很得意，为自己落了个清闲得意，因为不用整天像影子一样黏着老板了，他拎了一瓶“双河特曲”和几只卤猪蹄还有一包花生米往陈道生家的小方桌上一蹾，说，“陈叔，真希望老板在欧洲旅游上一年半载，好不容易歇下来，今儿我们叔侄俩喝几杯！”陈道生有些意外，又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油炸臭豆腐，“到我这来喝酒，还带什么酒菜？”赵天军用牙咬开铝制的酒瓶盖，将一瓶酒在两个碗里平分了，“陈叔，我有点对不住你和婶子，小莉去夜总会跳舞，我本来想告诉你们，可她不让我说，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万万没想到她会吸粉，而且会弄出这么大事来。”赵天军猛喝一大口酒，脖子上粗大的喉结在烈酒经过的时候，筋骨暴跳，眼睛被呛得通红。陈道生端起碗呼应着灌进了一大口，他说，“这也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她自己控制力差，怪我们没管好，你天天都在夜总会，一点岔子也没出呀！”叔侄俩喝得热血沸腾酣畅淋漓，酒喝到尾声的时候，王奎过来向陈道生要一根烟抽，赵天军将自己的半包烟全扔给了王奎，陈道生将酒碗里剩的一点酒端到了王奎的鼻子下，王奎将酒一口倒进喉咙里，又拈了一颗花生米塞进牙缝里，问，“中大奖了？”陈道生又抓起一块绛红色的猪蹄子往王奎的嘴里塞，“天军休长假。”
王奎嘴里嚼着猪蹄子走了，赵天军借着酒性掏出心里话，“陈叔，前些年老婆嫌我穷，扔下我跟那个倒卖大米的小贩子勾搭上，一脚踹了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我不敢说自己多有钱，但我能买得起一套商品房，工资每月八百，陈叔，我这么多年可是规规矩矩，怎么说也是一个很体面的警卫员，怎么就不配娶上个媳妇呢？”陈道生按住空空的酒碗，舌头发硬地说，“不是你不配娶上媳妇，而是你还没遇上称心如意的。”在一边袖手旁观的钱家珍插话说，“哪家闺女要是能嫁上天军这么有本事的男人，那真是上辈子修的福分。”钱家珍始终在嗑着瓜子，她的目光大部分时间停留在电视屏幕上，黑白屏幕上每天都在上演着非常虚假的爱情。
赵天军站起身准备回去，他还没来得及开门，门被从外面推开了，昏黄的灯光下进来一个戴墨镜的男人，他的腿在惨淡的光线下不停地抖动着，情绪随着腿抖动的幅度起伏不定，“我说你他妈的赵天军，打了多少次传呼，你都不回一下。”陈道生见来人是周挺，赵天军的哥们儿，就一边热情招呼让座，一边替赵天军解释，“周老板，天军正在跟我喝酒，没听到传呼。”周挺用黑色的目光盯住二位酒足饭饱的脸，“你们喝酒，我喝老鼠药。”赵天军有些不高兴了，他吐出嘴里残余的骨头渣子，“我看你差不多真的喝了不少老鼠药，全身都抽筋了，一大晚跑过来扫兴。”陈道生送上一杯茶水，周挺没接，也不落座，他的声音和他的墨镜一样黑暗，“我跟陈老板素不相识，陈老板做什么生意我也搞不清楚。”他看了一眼屋里寒酸而破败的景象，更坚定了自己的思路，“我是看在朋友分儿上借钱的，不是朋友也是借不到钱的，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两万七千块钱不是小数目，要是栽了，我他妈的一两年都得饿肚子，不能稀里糊涂就让钱打水漂吧，打水漂还听得见水响呢，总得要有个补救措施。”赵天军将筷子狠狠地扔到桌上，“你他妈的什么意思？我陈叔是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不会欠你一分钱，你狗眼看人低，把人想得都跟你一样王八 蛋。”说着就站了起来，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拳头也攥紧了。
陈道生听了周挺的话，胃里真的像被立刻灌进了一大碗老鼠药，五脏六腑绞在一起嗞嗞地冒烟，这种感觉很恐怖也很短暂，他必须镇定下来就像他必须面对眼前的灯光和酒气，陈道生摇了摇被酒精加工过的脑袋，很平静地对周挺说，“周老板，我借你的钱，无论怎样，肯定是要还的，你说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没说的。”周挺说在借条上写上一个附加条款，如到期不能连本带息还款，愿以家产相抵。陈道生借着酒劲，在借条上很果断地写上了附加条款，并重新签字画押，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第二天早上，陈道生不知怎么的，胃口突然不好，一个大馒头只啃了一大半，剩下一粒枣子那么大一点，怎么也咽不下了，扔了可惜，留着不值，他将一小块馒头丢在盛腌萝卜的碟子里，钱家珍看着剩下的馒头渣儿，忍不住习惯性地要挖苦他两句，“真的成了做服装生意的大老板了，往后早上要改吃油条了。”陈道生没搭腔，他知道钱家珍要是每天不冷嘲热讽他几句，晚上就不会睡踏实的，挖苦讽刺丈夫对于钱家珍来说，就像汽车发动需要加油一样必不可少，几乎就是她活下去的氧气。当年谈恋爱的时候，陈道生问钱家珍看中他什么，钱家珍说看中他将来肯定能当上副科长，陈道生说副科长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钱家珍说副科长有电话打，打长途也是厂里公费付钱。他做服装生意让家里早餐吃油条的梦想就像当副科长一样基本上彻底破灭。陈道生没有本钱谴责老婆，更不可能像胡连河一样气粗，一不顺心就逮住老婆捶一顿，晚上还要老婆打洗脚水，上床脱光衣服压在身子底下让自己消气。
陈道生挨钱家珍挖苦的时候，喜欢坐在烟雾中幻想，他总觉得像他这样做生意总会有一天要发财的，骨头比肉贵是因为人们把骨头当成了肉，一旦人们知道骨头真相的时候，肉肯定就比骨头贵，他甚至推断出当人们把黄的、紫的、绿的头发恢复到黑头发的那一天，就是他出人头地的日子。幻想中的陈道生很平静很宽容，他觉得虽然钱家珍不像院子里其他女人一样跟丈夫死心塌地绑在一起打拼，但他确实让老婆过着没有信心的生活，他回到家，带进屋里的是一张毫无希望的脸，而不是一大把钞票，哪怕是毛票。
早餐是在油条和大馍空洞的选择中结束的。
陈道生一整天都在想是不是要给刘思昌的“大哥大”打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问他是不是感冒了，问他有没有遇到骗子，问他回来要不要去接站，实在不行，问他是不是提货的钱不够，要是不够，他再想办法筹一些钱汇过去，可想到天黑，他才明白，怎么找理由都只能是一种借口，刘思昌缺的钱陈道生哪能帮得了忙？这就相当于美国缺钱了找非洲的莫桑比克帮忙一样荒唐。所有的关心和问候，无论怎么掩饰，只指向一个主题，就是对刘思昌不放心，不放心刘思昌比不放心党和政府还要可怕。陈道生用手捋了一下无所适从的脑袋，竟捋出许多头发，头发夹在手指缝里，好几根是灰白的。黄昏时分，店里做了一笔生意，一位老太太买了一件黑棉袄刚走，外面起风了，陈道生看着店外灰烬一样密集的行人缩着脑袋裹紧衣服匆忙经过，他的脑袋居然有了中风一样的感觉，一片昏庸和眩晕。于是，他在店铺打烊前问于文英，“小于，你说要不要给刘思昌打一个电话？”于文英说，“我早就想让你打了，都快半个月了，音讯全无，有点不正常。”陈道生面色苍茫地说，“我跟思昌几十年弟兄，在节骨眼上打电话，怕伤了面子。”于文英将茶杯里残余的茶水倒进门外的垃圾桶里，“他说好了一个星期回来，又带走了你那么多钱，这么长时间不给你打一个传呼，说一下情况，这究竟是谁伤了谁面子呢？”陈道生糊涂了一天的脑子一下子通了。
陈道生晚上回家的时候，直奔街口秦大爷的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