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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清冷的阳光下，陈道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们冤枉了我六天。”王大昌说，“六天算什么，有的冤案冤几十年呢，屈死在牢里的大有人在。不要泄气，回公司我请你喝酒，往后好好干，年底效益好，我给你加一百块钱工资。”陈道生说，“我不干了！”
陈道生在大昌公司干了三个月辞职了。
于文英没敢去76号大院找陈道生，那里人多嘴杂，她知道陈道生晚上会去秦大爷的杂货铺买烟，终于在第六天，她与买烟的陈道生似乎是不期而遇了。
站在漏风的巷子里，暗黄的灯光的阴影后面，于文英说，“那么倒霉，又被公安抓了一回，都是王大昌惹的。”陈道生说，“谁送谁都倒霉，与王大昌无关，倒霉的是把货送给了钱家珍，而且是假币。”于文英好事没办好，心里愧疚，不过今天她找陈道生是说另外一件事，“乇大昌要我辞了二院食堂的活，去他公司当会计，你说去不去呢？”陈道生不假思索地说，“帮着你男人做事是应该的。”看不见站在黑暗中的于文英是怎样的表情，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这显然不是她要的答案，“王大昌能吃苦，不坏，会挣钱，既然你都把他当作我男人了，那我也就认了，年底我就跟他结婚！”
陈道生站在离于文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于文英急促的呼吸。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情绪混乱的陈道生说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是你叔叔辈的，能看到你过上好日子，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文英终于撕掉了由来已久的温柔，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就跟我爸当年一个车间的，谁规定你就是我叔叔了？你比王大昌还小一岁呢，我是你嫂子！”
于文英拔腿就跑，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和舌头完全是多余的，说出的话全都像癌细胞一样。
于文英是在腊月二十六跟王大昌结婚的，她邀请了当年一个车间的同事参加了婚礼，没邀请陈道生，陈道生是自己去的，也出了五十块钱礼份子，婚礼在高正山的粤风海鲜楼举行，人很多，也很隆重，穿着一身洁白婚纱的于文英从“奥迪”轿车里走下来挽着西装革履的王大昌的袖子，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走进酒楼的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四起，《婚礼进行曲》像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头顶，人们也就像水里的鱼一样鲜活，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道生看着这情景，心里无比别扭，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参加了晚辈的婚礼，可真正站在这个现场，他才感到自己就像一头猪自动走进了屠宰厂，完全是一种自寻死路的选择，他有一种被切割的痛楚。然而他又必须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一事实，所以当王大昌和于文英来跟陈道生敬酒时，陈道生就很高兴地端起酒杯跟他们碰了杯，王大昌说，“真想不到你还能来，让你受委屈了。”于文英接上来说，“没什么，只要不是一个人受委屈就不算受委屈。”陈道生说，“就像知人知面不知心一样，哪知道箱子里装的是假币呢，又不能打开箱子验个究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新郎官王大昌显然没情绪在婚礼上继续讨论这件事，于是就打了个哈哈，“总之你是受了大委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说着就拉着于文英去另一桌敬酒去了。
这一天晚上，陈道生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摸到了口袋里有两袋喜糖，还摸出了礼份子的五十块钱，这钱是谁塞进来的呢，他记不起来了。
冬天的城市也像喝醉酒了一样，大街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行人和自行车，所有的姿势都很脆弱而危险。
第五章 回家。一生只记住了一个方向
1
转眼已是一九九九年了，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跨世纪，忙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好像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像他们家里过去的一天，三下五除二地一概括，一个世纪的重量和分量就称出来了。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风也是旧的，只是多了一些烟尘和汽车尾气；只有人是新的，脸上可涂的脂粉和化妆品越来越多，割双眼皮，隆胸，丰乳肥臀，整容术改变了许多人的面孔，而漫天飞舞的柳絮和钞票改变了人们的内心，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怀揣着满腹的心思和欲望上路，他们像怀孕的孕妇一样，肚子里的情况错综复杂。
也不是这个世纪想跨就能跨得过去的，对于许多人和事来说，跨过去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相对应的 责任与使命，这样，跨世纪就变得很抽象和空洞，甚至没什么意思。比如说，中港合资的双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就跨不过世纪，它死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一个很吉利的日子正式破产。港商孟遥往来于香港和双河之间，他带来只是许诺和理念而不是资金，一条德国的旧生产线刚刚上马，就生产出百分之八十的不合格的产品，而另外三条生产线就放在德国的仓库里永垂不朽了。在香港开赌场的孟氏父子，他们最大的本领是会博弈和下赌注，而不会管理工厂和制造机器，所以双河厂灭亡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科学家，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双河厂正式破产让下岗近八年的工人们最终没从资本家手里拿到许诺的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在厂里上班的三百多人就更惨了，他们一个月拿二三百块钱工资等着时来运转，可等到的却是合资与外企美梦的破产，他们在头发熬白后，成了正式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
世道无常，变化莫测。几年下来，五十岁的陈道生头发全都花白了，离婚后的日子饱一顿饥一顿，冷一顿热一顿，原来的慢性胃炎已经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的时候，他就佝偻着腰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糖葫芦，夏天的时候，糖葫芦没人买了，贩一些冰棍沿街叫卖，天热得狗都拖着舌头的日子，他又蹬三轮贩西瓜摆在三岔路口的树阴下卖，遇上连天阴雨和气温突然下降，西瓜就像地雷一样堆在他的视线里成为一种威胁，亏得找不到家门，亏得胃里出血。陈道生不敢冒险就只好再接着做小生意，他是一个不能再输一分钱的人，不是他小气，而是输不起。一九九九年冬天陈道生的腰更弯了，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地面，像是在地面上不停地寻找一把回家的钥匙，这种姿势日复一日，他知道，自己真的老了。
追忆逝水年华，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国营双河厂的工人找对象就像重点大学招生一样，分数线很高，都是择优录取的，所以漂亮的钱家珍当年能嫁给陈道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纯正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手里先是拿着一朵鲜花，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把鲜血淋漓的刀。三圣街和76号大院被这把刀砍得遍体鳞伤。
被砍得最重的吴奶奶死了，当年劝陈道生好死不如赖活的吴奶奶是喝老鼠药自尽的，死的时候脸色成酱油色，很怕人，眼睛顽强地睁着，属于死不瞑目。吴奶奶儿子儿媳下岗后就去了浙江宁波的一个皮革厂打工了，留下孙女吴粉丽跟吴奶奶相依为命地住在76号大院，吴粉丽跟陈小莉不一样，从不浓妆艳抹，也从不出去鬼混，而且非常孝顺，奶奶的洗脚水每晚都是她打好了送过去，帮奶奶梳头，给奶奶倒尿盆，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一个好孩子，她是作为陈小莉的正面典型出现在三圣街和76号大院的，大家都说吴奶奶教育有方，吴奶奶就说孙女自身品行端正，很是谦虚。吴粉丽先是在一个理发店学理发烫发，打算学成后自己在三圣街开一个小理发店，可理发店一直没开起来，人却在冬天来临的日子里进了美容院，吴奶奶问为什么不进理发店而进美容店，吴粉丽说现在人都讲美容，理发的很少，吴奶奶也就没怎么在意，可干了没多久，公安局的警车开进了三圣街76号大门前，警察通知吴奶奶准备五千块钱罚款送到公安局去，而且告诉她吴粉丽要拘留十五天，家里最好送些衣服去，天已经很凉了。吴奶奶问怎么能抓我孙女呢，多听话的一个孩子，警察告诉她吴粉丽在蓝天宾馆卖淫被当场抓获了。吴奶奶听了后，说马上就去，她没去拘留所，而是去了农贸市场，买了两包三步倒的“毒鼠强”，回到家里净身梳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将老鼠药和着红糖水喝了下去。她临死的时候除了脸色难看，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
吴奶奶的儿子儿媳回来奔丧，从老人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借给陈道生一千八百块钱的欠条，陈道生拿出账本对吴奶奶儿子吴天根说还过两百了，吴天根哭着说带的钱不够办丧事，陈道生就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二百块钱掏了出来，还差一千四，院子里的街坊邻居不能眼看着吴奶奶不能按期火化，就纷纷掏钱，陈道生说，“你们凑的一千四百块钱都记在我头上，我认账。”
陈道生认账也就是口头认账，这么多账这么多年都认不了，眼下旧账未了又添新账，认什么账呢？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当真，可陈道生在吴奶奶丧事办完后，规规矩矩地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下了具体数字。陈道生想，要尽快把这一千四百块钱还了，要是这些钱不先还上，大家对后面的债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有时真希望大家来跟他吵架逼债，逼债只是让他难堪，不逼债却是对他绝望，反正不管怎么做，陈道生都很痛苦，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在年底前先还上一千四，可卖糖葫芦的生意越来越淡了，如今冬天的孩子们喜欢糖葫芦的少了，大街小巷不知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卖烤羊肉串的，还有卖炸串的，沿街叫卖糖葫芦串就像沿街挑个剃头挑子招呼人剃头一样很不合时宜了，有时一天都挣不了十块钱。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历史的无情。
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道生对三圣街不提还债的事很不踏实，他甚至盼着有人来逼债，真的等到债主们一上门，陈道生却又有着生不如死的痛苦。
糖葫芦已是卖到尽头了，要想在跨世纪的年关还上一大笔钱，除非把糖葫芦在锅里熬成一张张百元大钞，陈道生在院子里一边劈碎木柴，一边胡思乱想，吴奶奶办丧事留在院子里的残存的纸灰在风中盘旋，花圈的纸瓣花花绿绿地被卷到半空中，他突然想起，那天吴奶奶喝药死在床上后，殡仪馆的车子开到巷子里，吴奶奶的房门很窄，担架不好抬，只能背到车上去，背尸体的劳工一开口就要二百块钱，还说这是最低的价格，背尸工用一根红绸带子扎住吴奶奶已经僵硬的腰，然后慢慢地挪到后背上，稳住，再小心翼翼地将吴奶奶背到了殡葬车带轮子的担架上。就那么四五十米远，就挣了二百块。
陈道生想到了当年在市二院曾护理过的一个癌症病人是市殡仪馆馆长的父亲，老人临死的时候对馆长留下的遗言是“陈师傅比你们当儿做女的都孝顺呀！”老人死后，馆长为感谢陈道生周到的护理，就把老人病榻床头柜上的一个旧台灯送给了他，另外还送给了他三包“红山茶”香烟，当时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去殡仪馆找我。”陈道生心里很不高兴，找殡仪馆能有什么事，不就是火化吗？找医院也不能找殡仪馆呀，这人说话怎么一点没有忌讳呢？
他记得馆长好像是姓杨，四年过去了，也不知馆长是不是换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算去找馆长，他想当背尸工。
陈道生花五块钱在秦大爷杂货店买了一包好烟“红山茶”后，骑着自行车去市西郊的殡仪馆，路上骑了一个半小时，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活人，而且看上去与死亡毫不相干。殡仪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要不是走到告别大厅前听到哀乐声和哭声，很容易把这里误认为是一处度假山庄。
陈道生穿过二号和三号告别大厅的夹缝，沿着一条铺满青石板的窄窄的过道来到后面的两层办公楼里，敲门推开馆长办公室的门，见馆长正在办公室里埋头看一份文件，“要排队，都来开后门，我也没办法。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陈道生小心地凑过脑袋说道，“杨馆长，你不认识我了？我给你爸当过护工。”杨馆长站起身来，仔细地揣摸着陈道生脸上的格局，突然一拍脑袋，“想起来了，你姓陈，对不对？老爷子临死的时候，不说我好，偏说你孝顺。”说着就上前来紧紧地握住陈道生的手，看陈道生表情不像是家里死了人的，于是就说，“是亲戚还是朋友火化，我给你破个例，提前安排一下。”
陈道生掏出“红山茶”香烟给杨馆长敬了一支，说明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