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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回到迎屋的衣架上。至于床上用品、桌椅衣柜、茶几沙发、地面墙壁、窗子灯具之类的空间什物，更是时时保持着舒展净洁、光泽明亮、一尘不染的最佳状态。更使他满意的是，服务人员从不打扰他，特别是有客人进屋以后，他们连打电话的行动都取消了。刚住招待所时，服务小姐要打扫卫生，总是先电话请示他一下，然后照他的吩咐去做，大多是他出门时，叫服务生进屋收拾内务。后来，他索性吩咐服务生们，不要再回回请示这种事了，你们可以在适当时间自行做主进屋打扫，每个房间都有公用钥匙的。从那次吩咐过以后，栗致炟几乎就没有在他的房间里遇见过服务小姐。可是，他住的套房总是窗明几净，令人心情舒畅。有时候睡得晚了，那多是因为阅读什么或被电视节目吸引，就有电话打来，问要不要吃夜宵，只要说一个“要”字，不大会儿，服务人员就照你的指示端着香喷喷的食物送进门来。这里的电视也比一般居家过日子的人那里的丰富多彩，它有自己专设的闭路电视，许多一般人收不到的节目，栗致炟可以收到。倘若他喜欢哪部大片或世界名著，只要告诉服务人员一声，就一定会遵照他确定的时间钟点准时在闭路电视播出。至于服务人员是从哪里弄到这种光碟的，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一类的事，服务人员都能服务得地道，服务得叫你满意，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拒绝的声音和弄不成的结果。到了这份儿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当然想穿什么也是不在话下的事。这时候，他反而什么都不想吃，什么也懒得看，至于穿什么，更是无所谓，各种名牌服装，他连名字都懒得记，这些又有什么意思。然而，这个时候，有一样事物却凸显出来，也是较他以往更需求的了。那是什么？是女人。是妻子吗？妻子当然是女人。对于栗致炟，他需要的不是妻子，也许，因为妻子就在家中，她是已得到十多年的女人了，也许是这种原因，他并不急于将妻子调进省城。但是，妻子的话并非完全不听，尽管他不怎么爱她，但她毕竟是妻子。况且，他与妻子有一个连结命运的纽带——可爱的女儿栗萌萌。他对小萌萌天天思念，小萌萌隔三差五地会打电话与爸爸交流，有时候，小姑娘想念爸爸又向往省城的冲动往往使天各一方的父女双双动情落泪。他知道，之所以有这种效果，其中有妻子对女儿的指导和煽情的“功劳”。她们是自己的女儿和妻子，是一个家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况且，他不打算离婚。是的，栗致炟这种人，属于那类未结婚时不想结婚，结了婚后不想离婚的人物。不仅在没有外遇的时候不想离婚，就是在有了外遇以后，也没想去离婚。生活中也有与栗致炟做事完全相反的人，那类人没结婚时急着想结婚，结了婚后又想去离婚。这不奇怪，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谁也改变不了谁，正是在这种意识和感情的驱动下，栗致炟决定把家从德府市搬进省城。
一切都很顺利，且很轻松，不像他做工程师时办点事那样费劲。记得他与罗虹结婚时，钢铁公司给予特殊关照，分给他们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那时候，在德府市，这种单元房还很少，大多数的人还住着独间蜗居，若能住上两间或三间房，那算是高人一等了。特别是在有三四万名职工的钢铁企业里，要解决这么多人的住房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也是看在他是工程师又有旅美博士的光环，就破例让他享受到炼钢分厂厂长级的住房待遇了。那时间，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还处在物质匮乏，待遇偏低的状态中，但是从理论上，媒体已经为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大喊大叫了。分了房子，他和罗虹就忙起来，打扫卫生，擦玻璃，用888涂料刷墙壁，安装各个房间的电灯，买家具、拉家具等等等等，使他忙了二十多天。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得他事必躬亲。他不亲自去做，谁替他做？一个工程师能指挥动谁？又不是领导。再说，栗致炟又是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本来这种事他若说句话，工厂里的同仁也会来帮忙的，但是，他不。眼下这次搬家，情况大不一样了。说它顺利，是他连句话都没说，组织就把房子名正言顺地分给他了。不像他结婚时分得的那个三室一厅，落了个关照知识分子的名分，让一个不是厂级的领导享受了厂级领导住房的待遇。当然，他还是领这个情的，因为那的确是关照他，如果不是公司领导开明，也就不会给他那套房子。不给他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一个工程师来说，他啥法儿也没有。说它轻松，是指这次如此大的搬家工程，房子的主人不费吹灰之力，一切都由组织安排好了。说组织这个词，有人已不大习惯，这个词在五六十年代特别风行，人们一切都是靠组织的，无论干部调动、升迁、待遇、生活及柴米油盐诸多事宜，组织都会考虑，都有部署，也都在操作。如今的组织当然与以往一样地存在，只是人们觉得它有点找不见、摸不着、靠不住的感觉。如今的人要办事，要弄成事，找的是管事的人，掌权的人物，靠的是能呼风唤雨的权威。实质上，这种人就代表组织，只是把组织具体化了，形象化了。政府里主管后勤行政事务的秘书长指挥着他下边的处长科长及一班能跑能跳的人们，该调车的调车，该拿钱的拿钱，该购物的购物，该干活的干活……栗致炟的任务只是说话，有人请示他：客厅布置得中不中，还想挂上什么样的书画。书房里的写字台怎么个放法，还需要增添什么样的盆景……他的角色是业主，是甲方代表，那么忙着张罗搬家的人是“施工队”的人，是乙方。甲方的职责是验收，是提意见，叫乙方按照甲方的意图落实或修正施工方案。最重要的是，这种施工队，全是免费干活，甲方不需付他们工钱的。当然他们是有工资的，那是国家付的。不像平头百姓，要请人干这活得自己花钱雇，当然更不像当年的栗致炟结婚时搬家布置新房，那时的他是集甲方代表与乙方施工者于一身的人物。至于房宅的品位质地，更是无可比拟了。那时栗致炟的新房，所谓的三室一厅，只有不到七十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也没有什么装修，连地面都是水泥浇灌的“原汁原味”的。今日的新房，仅看看地板，就知道它们的差别了。客厅和餐厅铺的是进口石材，卧室、书房铺的是进口实木地板，卫生间、厨房铺的是特制防滑地板砖……这些也不用市长自己花钱买料、施工铺设，一切都是公费包干了的。栗致炟住进去，只要按照规定，付房租就可以了。就这样，栗致炟一家梦一般地腾云驾雾地把一个完整的家从德府搬到了汴阳。从先前的八十年代的住宅挪进九十年代的住宅。从工程师住的房子跃入市长住的房子。在企业一道工作的老伙计特地到新宅看副市长，看了之后感叹说，栗工（程师）真是从地狱走入天堂了。他指的是两套房子的反差，他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栗致炟早先住的房子怎能算地狱呢，就他那套不到七十平方米的房子，如今依然有许许多多工人还住不上哩，他的这个老伙计只是太惊讶于老同事当下的新宅了，才道出这种有些夸张的语言。但是，有一点是事实，那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特别是为栗致炟操持搬家的市政府的同仁们，怎么一个堂堂的德府市副市长，会住这种房子，还是在一个嘈杂的拥挤的钢铁公司职工的大杂院里。这一点，正是栗致炟与一些干部的不同之处，他不是那种向组织索要待遇、贪图享受的干部，他对身外之物一贯看得非常淡。自他荣升德府市副市长之后，政府就为他准备了新房。那房子在德府市的市长院里，无论从环境从质量，市长院的房子都比坐落在钢城周边的大杂院强得多了。可是，栗致炟却没有搬家。有人说，他是恋旧，对钢铁公司太有感情了，不想离开那里；也有人说，他老婆就在钢铁公司上班，女儿在钢城小学就读，不搬家是为了老婆孩子方便；有人说，这话不对，人家做市长的，只要一句话，老婆调出钢城，调进市里，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还是人家境界高，想和工人同志同呼吸，共命运吧……
不管什么原因，那次他被提拔为副市长后，并没有搬家，没有及时享受市长的住房待遇。也许，他做得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上级人物发现，他是金子，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不贪不占的干部，就这一点，是众多官员做不到的。这一次，他搬家了，搬进了市级领导方能住进的房宅。再不搬家，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而且还会有各种揣测出来的捕风捉影式的传言，去注释他之所以不搬家的理由。这一些许多人想不到预测不了的玩意儿，他都能想到，都能预测出来。这一次，妻子的工作也随着搬家轻而易举地移进了省城，从德府市钢铁公司调入汴阳市图书馆。一个学历不高的四十开外的女同志，安排到这地方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至于女儿，身边的人已向他打了包票，保准进省城最好的小学。就在这时候，陆雯也到了省城，不，准确地说，陆雯是一年前就被借调到钟南省群众艺术馆了，在前不久，她方办妥了一切调动手续，成为省群艺馆的正式人员。
六
五。芳邻黎明
住在这个小区的人都是省会级的领导。这里的房舍不像一般的小区，有七八层的多层建筑或二十层之多的高层建筑。它也不是那类新贵云集的独体别墅区。这里的建筑最高三层，低者两层。栗致炟的房子在一座三层楼中的二层，每层住有两户，他的对门或叫邻居，住的是汴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黎明。
说起黎明，与栗致炟的确有缘分。他俩不仅是中学同窗，又是到过同一方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如今，又都升到省城的领导职位上，又住进一座楼房的一个单元的同一层。你能说这不是缘分？
黎明和栗致炟的故里都在钟南省东邻的河东省的一个小县城，早先，这个名字叫贺兰的小县也属钟南省的地盘，后来，由于区划的变更，贺兰县划归了河东省，那是1966年的冬秋之交，十六岁的黎明和十四岁的栗致炟一道踏上了赴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旅途。原来，他们都在贺兰县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完中，也是全县最好的最高学府。黎明已读高中一年级了，栗致炟还在初三。因为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停课三四个月了，学生们戴上红卫兵袖章，卷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活动，不计其数的红卫兵拥进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导人的接见、检阅。奔赴井冈山去朝拜革命圣地，也是响应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大串联”的重要指示。也是在那个时候，两个身在井冈山的毛孩子方才相识。先前他们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级，拥有数千人的完全中学，哪里有接触的机会。那是一次无比狂热、无比激动，又无限愚昧的行动，但是，当时他俩的灵魂深处是把赴井冈山之行与唐僧孙悟空奔西天取经相比肩的。如今，他们都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都想把那些记忆驱跑赶散。值得黎明回忆的事，是他在同伴中已有百分之七十的男女知识青年同居，其中有百分之五六的正式结婚，百分之二十的有了私生子的氛围中，却属于那少数的百分之三十的行列。他用坚强和毅力，用忍耐加柔韧，度过了那段漫长的寂寞枯燥的日子。就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他考进了江南一所名牌大学，开始步入少年时代就做着的法官梦的征程。他读的是法律专业，是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还是初中生的黎明就企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入政法类的大学攻读。这个梦终于实现了，只是它迟到了，走进大学那年，他已经二十七岁，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绝对主体成员。那是在大学停办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招生，可以说，已积压了十年的能上大学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想趁这一次招生闯进大学。当然，对应考学生的条件要求也是特别的，特别是年龄，已无法限制在高中毕业生那个年龄段了。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青年工人、干部、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报考大学，当然也有应届高中生。考试和录取是公平的，又是残酷的，许多成绩优异的考生，由于录取名额限制，生生被拒之于大学门槛之外。许多本可成材，前途应该光明灿烂的青年，不得不中止本应深造学习的生涯，而去寻觅能够维持生活、赚得柴米油盐的生计。能够迈进大学门槛的学生，是幸运的，也是侥幸的。因为在那种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