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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也破天荒地像西方电视台那样搞起了实况直播，还请来一帮子军事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坐到演播室现场评说起来。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同步看到万里之外一场战争的进行状态。一队队坦克、装甲车在公路上烽烟滚滚地疾驰，一处处楼房宫殿在爆炸中起火燃烧，一阵阵防空炮火在夜色中如节日焰火一样绽开，大街上呼啸着救护车、消防车，各种各样的人在镜头前激动地或愤怒地叙说、叫骂……地图前，军事专家红箭头蓝箭头地指点着战局，画中画正播放着适时的新闻画面，不时传来又一声轰响，某处又被英美联军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可以说，从中国人看电视以来，这样全新的视觉体验是第一次，无数人夜以继日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一出真正的电视连续剧。
经历了半个世纪放眼世界心怀天下的政治生活熏染，中国人个个都是政治动物了。像这等强刺激的天下大事，便像一个爆竹扔进了鸣禽馆。现代中国人本来就有大鸣大放大辩论的传统，如今有了互联网，更方便了，每一个论坛都成了街头与广场。
茹嫣是一个没有多少国际问题常识的人，她对这一类问题，很情绪化，多凭直觉，她一直很固执地认为，女人的直觉，常常能轻易地刺破男人费尽心机搭建起来的纸糊大厦，是另一种直抵事物本质的路径。一些费尽心机长篇大论绕来绕去的争辩，在她来看，常常就是只要内心一动就有结论了。你用正误去解释世界，我用善恶评判世界，你用大脑，我用心。上网之后，那些拐弯抹角，云山雾罩，用一大堆不知所云的概念说话的东西她是不看的，她看重细节，看重人的命运。
伊拉克正打着，一桩我们自己的事儿，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年轻大学生，被非法收容，然后在里面被活活打死。
茹嫣写了《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她写道，深夜，读着这个大学生的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她迫不及待地给儿子打了电话，她要立刻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了儿子从遥远的法兰西传来的声音，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儿子听见她的啜泣，问为什么。她说，有一个与你同年代的年轻人死了，被无故打死了。她又说，只要这样的死亡还存在，一个母亲从此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她对儿子说，一定要好好活着，为妈妈活着，这样，要不然，这个世界便没有意义。
文章贴出来，引来许多唏嘘声援。也有几个马甲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那么多普通民工被打死打残，没见你痛，一个大学生死了就痛起来？”“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假惺惺哭人家农民的儿子。”……
在网上呆了一段时间，也知道这类跟帖几乎是青藤爬墙杂花生树一样司空见惯的，但是茹嫣还是很难受，她觉得了另一种心疼。
这儿都是熟识的网友，前天在与你问寒问暖，昨天在与你谈笑风生，可是一转身，像川剧变脸一样，给你一个阴森森的眼神。茹嫣觉得自己在暗中，只看见远远近近一些绿莹莹的眼睛，但是不知道这眼睛长在什么样的人身上。这让她恐惧。
达摩给她一个很长的跟帖，对她这种深刻凝重的道义情怀与道德勇气表示认同，很理性地驳斥了上面几条帖子的偏执心理和逻辑混乱，最后说，他已经将它转到自己的论坛去了。达摩行文很温厚，但说理很犀利，让茹嫣感动得不行。
茹嫣也跟帖说，自己写得很情绪化，不会说什么道理，只是一个母亲的感受而已。
去达摩那个“语思”的人，多是一些阅尽人间沧桑但心性依然跃动的中年人，他们各自写些文章，互相切磋问题，便是有不同看法，也不张牙舞爪，很有名士风度。达摩的论坛不能自主上帖，只有注册用户并经过核准之后才可以发帖，因此都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作派。在“版主的话”里边说，我们这里不打口水仗，不欢迎零字帖，更不欢迎人身攻击。这在为了聚拢人气敞开大门笑脸拉客的许多网站中，确实是一种很孤傲的姿态。像那些神仙下棋，你看看可以，但观棋不语。心痒手痒，也可以来一盘，但必须守规矩。茹嫣想，这样的网站是要挨骂的，只是那些骂人的帖子也不能在这儿出现，所以就特别清静，茹嫣喜欢这种清静。好像三五知交，闲来一聚，一杯清茶，娓娓道来，也没有那种特别的亲昵，也不开那种过分的玩笑，一个个都很自尊。
看一次血淋淋的手术（8）
达摩的论坛也在谈“非典”，谈伊拉克的战争，谈那个被打死的大学生。他们从文化上谈，从法律上谈，从制度上谈，把情感义愤变成更深入的思考。一篇篇看似平和，但很厉害，许多地方入木三分，让茹嫣眼界大开。
茹嫣去他那儿的时候，见自己的帖子已经在上面了。达摩还加了一条按语：当我们从制度、文化、法律、治安、经济发展诸方面去探讨、去争议孙案的时候，一个母亲，以“疼痛”喊出了自己的愤怒。是的，有时候，最高的理性来源于人与人的关联，来源于对他人不幸的痛感。她给我们这些习惯了用现成概念、现成体系，甚至用左右二元来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人，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当媒体再一次保持沉默的时候，在相关方面持守一贯的冷漠态度的时候，一个母亲的疼痛，是最有力的控诉。我们只有对所有人包括普通人的不幸都怀有痛感，才能真正拯救这个世界，同时也拯救我们自己。
茹嫣不知道自己即兴写下的这些文字究竟有多大意义，但是她很高兴得到这种肯定。“空巢”上那几个阴阳怪气的跟帖给她带来的烦乱，被达摩的这一番话化解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听见老师的安慰一样。
50
恐慌适宜在吊诡的气氛中生长。就像小时候听妖魔鬼怪的故事，真正害怕了，不是鬼哭狼嚎的时候，而是大家都不作声了，直了眼，平了脸，悄没声地朝人多处挤。到得故事完了，各自散去，暗夜小巷中，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恐慌便到了极点。
春节过完不久，那个怪病的传说竟消停了许多。大街上，商店里，公交车上，却默默出现戴口罩的。接着就一天一天多起来。
多年来，除了环卫工人，大街上很少见戴口罩的了。这种时候，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一张张陌生的脸上，便传达出一种恐慌的信息。那一张张只露出眼睛而看不清面目的脸，让人觉得藏着许多心机。于是没戴口罩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要大得多了。仿佛人家已经有了护身的铠甲，自己却全然暴露在无形的箭矢之下。就像文革初期，大街上出现了戴红袖章的人，没戴的，就有些不自在，不安全。越到后来，戴的人越多了，那些依然没戴的，就几乎成了当然的另类。于是，那些医药商店门口，就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排队，大家一个个默默等候着，互相间还保持着一个距离，这种文明的排队习惯，终于一下就让人们学会了。
茹嫣单位也有人戴口罩了。特别是向来大大咧咧的江晓力也戴上了。
茹嫣见了一笑说，一路上遇见“非典”了吗？
江晓力说，我倒不怕，我妈说，你成天外面跑，别把那东西带回家来。你让我们安生几天。
茹嫣向来不喜欢戴口罩，热乎乎湿漉漉地糊在脸上很难受。她喜欢痛痛快快的大口呼吸，呼吸清晨那种沁凉的潮润的空气，让它们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鼻腔一直流到肺里。
江晓力说，还是小心好。别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就牺牲掉了。
又来了几个姐妹，一个个竟都戴了。爱俏的，还是彩色带花的。不久之后，这类口罩流行为一种新潮饰物。
那天晚上，茹嫣在QQ上见到达摩，和达摩说到戴口罩的事。
达摩说，是啊，久违啦——口罩。不过，你看见的是口罩啊，我看见的是恐慌。
达摩又说，这些天，那些人连家电都不修了，怕我们上门把病毒带去了。原来定好日子的，都说往后再说吧。
和茹嫣聊了几句，达摩说，这个话题有意思，我去敲一篇文章。
达摩退出QQ，打了一个题目《久违了，口罩——兼谈民众恐慌》；抽了一支烟，就滴滴答答敲出了下面一些字：
几十年来，好像有过两三次大规模的戴口罩运动，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那一次。当时流行的是脑膜炎，好像后来又叫乙脑。不过那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要戴，是上面规定要戴。不像现在，老百姓要戴，一些官员却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一切都正常，根本无须戴。一些公共场所，保安竟干涉人家戴口罩。
口罩曾给我留下过不太愉快的记忆。那年我还上小学，就突然通知上学要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许进校门，回家去拿，没有拿来的，不许上课，没有上课的，要算旷课，旷课三堂以上的，就要开除。这几乎是我上学以来最严厉的法规了。那时口罩要一毛二一个。一毛二是穷人家半天的饭钱。有同学的父母就去单位卫生所开纱布，回来自己做。有同学只有一只口罩，外面戴脏了，翻个面再戴，两面都脏了，晚上洗一洗，洗完在煤炉上烤干第二天再戴。有同学一路上都不戴，快到校门了才戴上。校门口，有一大帮同学执勤，像电影里日本人检查良民证。一个个检查，想混过去都不行。有一次，我忘了戴，快到学校想起来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进门之后，将口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操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头天晚上就将口罩放在上衣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口罩成了我的一种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阴影。在校门口检查了口罩之后，还要喝一种中药汤水，那汤水微甜，很多同学都喜欢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种汤水，成为许多同学的一种享受。喝完汤水，还要再朝喉咙里喷一种药水，那药水的味道不好，将刚才那汤水的美好感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出，先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什么的。老百姓谁家订了一份报纸，就很稀罕。便是在单位当了一个干部，翻来翻去也就是三两份地方和中央的党报。后来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干部，就说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时的收音机也是稀罕物，除了嘟嘟报时之外，大都与报纸一样，报纸登社论，收音机就播社论，报纸登“九评”，收音机就长篇大论地播“九评”。很长时间里，收音机没有短波，后来据说是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生产了一批带短波的收音机，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拨动那个短波键。所以，那个时代真正是做到了舆论一律——或者准确点说，社论一律。
真正的恐慌（1）
真正的恐慌，是形势严峻，信息混乱，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种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乱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处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