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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成千成万的萤火虫，却一直愉快地飘着，向上飞在高空中，它的光显得细弱了，它还是落到地上来。落在树枝上，使人们看到肥大的绿叶间还有一丛丛的花朵，那香气该是它们发散出来的吧？落在路边的草上，映出那细瘦的叶尖，和那上面栖息着的一只小甲虫：落在老人的胡须上，孩子更会稚气地叫着：“看，胡子像烟斗似地烧起来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骄傲的孩子的发际，她就便得意地说：“看我头上簪了星星！”
它们就是这样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当着太阳的光重复来到大地，它们就和天际的星星互相道着辛苦隐下去了，等待黯夜复来的时候再为人类献出它们微弱的光辉。
选自《沉默的果实》，1945年12月初版，重庆中华书局
酒
作者：柯灵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剧作家。有散文集《望春草》、《市楼独唱》、《柯灵散文选》，短篇小说集《掠影集》，电影剧本《不夜城》等。
假如你向人提起绍兴，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越国的古都，也许他没听说过山阴道上水秀山媚的胜景，也许他糊涂到这地方在中国那一省也不大搅得清楚；可是他准会毫不含糊的告诉你：“晤，绍兴的老酒顶有名。”
是的，说起绍兴的黄酒，那实在比绍兴的刑名师爷还著名，无论是雅人墨客，无论是贩夫走卒，他们都有这常识：从老酒上知道的绍兴。
在绍兴的乡下，十村有九村少不了酿酒的人家。随便跑进那一个村庄，照例是绿水萦回，竹篱茅舍之间，点缀着疏疏的修竹；这些清丽的风景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广场上成堆的酒坛了。坛子是空的，一个个张着圆形的口，横起来叠着，打底的一层大概有四五十只，高一层少几只，愈高愈少，叠成一座一座立体的等边三角形：恰像是埃及古国的金字塔。酒坛外面垩着白粉，衬托在碧琅琅的晴空下，颜色常是非常的鲜明愉快。要是凑得巧，正赶上修坛的时节，金字塔便撤去了，随地零乱地摆着，可是修坛的声音显得十分热闹，——那是铁器打着瓷器，一种清脆悠扬的音乐般的声音：叮当，叮当，……合着疾徐轻重的节奏，掠过水面，穿过竹林，镇日在寂静的村落中响着。
这些酿酒的人家，有许多是小康的富农，把酿酒作为农家的副业；有许多是专门藉此营生的作坊，雇用着几十个“司务”，大量地酿造黄酒，推销到外路去——有的并且兼在城里开酒馆。
绍兴老酒虽然各处都可以买到，但是要喝真的好酒还是非到绍兴不可。而且绍兴还得分区域：山阴的酒最好，会稽的就差一点。——你知道陆放翁曾经在鉴湖上做过专门喝酒吟诗的渔翁，在山阴道畔度过中世纪式的隐遁生涯这历史的，因此你也许会想像出鉴湖的风光是如何秀媚，那满湖烟雨，扁舟独钓的场面又是如何诗意；但你不会知道鉴湖的水原来还是酿酒的甘泉，你试用杯子满满舀起鉴湖的清水，再向杯中投进一个铜元，水向杯口凭空高涨起来了，却不会流下半滴；用这水酿成的黄酒，特别芳香醇厚。
生为绍兴人，自然多数是会喝酒的了。但像我这样长年漂泊异乡的是例外，还有一种奇怪的，是做酒工人虽然都很“洪量”，作坊主人却多数守口如瓶，不进半滴。——“做酒是卖给人家喝的，做酒人家千万不要自己喝！”你懂得了这一点理由，对于绍兴人的性格，便至少可以明白一半。
酒店在绍兴自然也特别多，城里不必说，镇上小小一条街，街头望得见街尾的，常常在十家以上；村庄上没有市集，一二家卖杂货的“乡下店”里也带卖酒。
那些酒店，大都非常简陋：单开店面，楼下设肆，楼上兼做堆栈，卧房；住宅。店堂里有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恰好占住店堂直径的一半地位，临街那一面的柜台上，一盆盆地摆着下酒的菜，最普通的是芽豆，茴香豆，花生，豆腐干，海螺蛳；间或也有些鱼干，熏鹅，白鸡之类。那是普通顾客绝少问津的珍羞上品。靠店堂那一面的柜台是空着，常只有一块油腻乌黑的揩台布，静静地躺在上面，这儿预备给一些匆忙的顾客，站着喝上一碗——不是杯——喝完就走；柜台对面的条凳板桌，那是预备给比较闲适的人坐的；至于店堂后半间“青龙牌”背后那些黑黝黝的座位，却要算是上好的雅座，顾客多有些斯文一脉，是杂货店里的大伙计们的区域，小伙计常站在曲尺的角上招待客人，当着冬天，便时常跑到“青龙牌”旁边的炉子上去双手捧着洋铁片制成的酒筒，利用它当作火炉；“大伙”兼“东家”的，除了来往接待客人以外，还得到账桌上上管理账务。这些酒店的狭窄阴暗，以及油腻腻的柜台桌凳，要是跑惯了上海的味雅，冠生园的先生们，一看见就会愁眉深锁，急流勇退地逃了出来的；但跑到那儿去的顾客，却决不对它嫌弃——不，岂但嫌弃呢，那简直是他们小小的乐园！
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乡镇各处最普通的酒店，在繁华的城内大街，情行自然也就大不相同。那里除了偏街僻巷的小酒店以外，一般的酒楼酒馆大都整洁可观。底下一层，顾客比较杂乱，楼上雅座，却多是一些差不多的所谓“上等人”。雅座的布置很漂亮，四壁有字画屏对，有玻璃框子的印刷的洋画；若是在秋天，茶几上还摆上几盆菊花或佛手，显得几分风雅。但这些“上等”的酒楼中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种：一种酒肴都特别精致，不甚注意环境的华美；另一种似乎在新近二三年里面才流行；酒和菜都不大讲究，可是地方布置很好，还备着花布屏风，可以把座位彼此隔分开来；此地应该特别提明一笔的，就是这种酒店都用着摩登的女招待。到前一种酒店里去的自然是为了口腹享用，后一种的顾客，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假定这些喝酒的都是“名士”，那么就得替他们在“名士”上面，加上“风流”二字的形容了。
至于说，喝酒是一种怎样的情趣呢？那在我似的不喝酒的人，是无从悬猜的。绍兴酒的味道，有点甜、有点酸，似乎又有点涩：我无法用适当的词句来作贴切的形容，笼统地说一句，实在不很好吃，喝醉了更其难受。这自然只是我似的人的直觉。但假如我们说酒的滋味全在于一点兴奋的刺激，或者麻痹的陶醉，那我想大概不会错得很远。
都市人的喝酒仿佛多数是带点歇士底里性的。要享乐，要刺激，喝酒，喝了可以使你兴奋；失恋了，失意了，喝酒，喝了畅快地狂笑一阵，痛哭一场，然后昏然睡去，暂时间万虑皆空。绍兴人喝酒虽也有下意识地希图自我陶醉的，但多数人喝酒的意义却不是这样。绍兴人的性情最拘谨，他们明白酗酒足以伤身误事，经常少喝点却有裨于身体的健康。关于这，有两句歌谣似的俗语，叫做“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NioNio是译者，因为我写不出那两个字；意思是肥猪，喝了酒可以变得肥猪那么壮。——“NioNio主义”者喝酒跟吃饭差不多，每饭必进，有一定的分量，喝了也依然可以照常工作，无碍于事。
酒在绍兴是补品，也是应酬亲友最普通的交际品。宴会聚餐固然有酒，亲戚朋友在街上邂逅了，寒暄过后也总是这一句：“我们酒店里去吃一碗（他们把“喝”也叫“吃”），我的。”或者说：“我们去‘雅雅’来！”——“雅雅”来，话说得这么雅致，喝酒是一件雅事便可以想像了。无论你怎样的莽汉，除非是工作疲倦了，忙里偷闲地在柜台上站着匆匆喝完一碗，返身便走的劳动者，一上酒店，就会斯文起来；因为喝酒不能大口大口的牛饮，只有低斟浅酌的吃法才合适。你看他们慢慢吃着，慢慢谈着，谈话越多，酒兴越好，这一喝也许会直到落日昏黄，才告罢休。
你觉得这样的喝法，时间上太不经济吗？但这根本便是一种闲情逸趣，时间越闲，心境越宽，便越加有味。你还没见过绍兴人喝酒的艺术呢！第一，他们喝酒不必肴馔，而能喝得使旁观的人看来也津津有味。平常下酒，一盘茴香豆最普通，要是加一碟海螺蛳，或者一碟花生豆腐干，那要算是十分富丽了。真正喝酒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必，在酒店里喝完半斤以后，只要跑到柜台上去，用两个指头拈起一块鸡肉（或者鸭肉），向伙计问一问价钱，然后放回原处说：“啊，这么贵？这是吃不起的。”说着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舔一舔沾着的鸡味，便算完事，可以掉过头扬长而去。这虽是个近于荒唐的笑话，却可以看出他们喝酒的程度来。第二，那便是喝酒的神情的动人了！端起碗来向嘴边轻轻一啜，又用两个指头拈起一粒茴香豆或者海螺蛳，送进口里去，让口子自己去分壳吃肉地细细咀嚼。酒液下咽蝈然作声，嘴唇皮咂了几下，辨别其中的醇味，那么从容舒婉，不慌不忙，一种满足的神气，使人不得不觉得他已经暂时登上了生活的绿洲，飘然离开现实的世界。同时也会相信酒楼中常见那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实在并没有形容过火了。
在从前，“生意经”人的种田人都多数嗜酒，家里总藏着几坛，自用之外，兼以饷客。但近年来却已经没有那样的豪情胜慨，普通人家，连米瓮也常常见底，整坛的老酒更其难得。小酒店的营业一天比一天清淡，大的酒楼酒馆都雇了女招待来招徕生意，上酒店的人大都要先打一下算盘了。只有镇上那些“滥料”的流浪汉，虽然肚子一天难得饱，有了钱总还是倾囊买醉，踉踉跄跄地满街发牢骚骂人，寻事生非，在麻醉中打发着他们凄凉的岁月。
自己在故乡的几年，记得曾经有一时也常爱约几个相知的朋友，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天海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并不是爱酒，爱的是那一种清绝的情趣。——大概因为那时生活还不很恐慌，所以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要是在今日，即使我仍在故乡，恐怕也未必有这么好整以暇的心绪了吧？
选自《太白》1935年2月5日第1卷第10期
忆白石老人
作者：艾青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县人。著有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毛泽东》、《愿春天早点来》、《宝石的红星》及《艾青选集》等。
1949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进门的小房间住了一个小老头子，没有胡子，后来听说是清皇室的一名小太监，给他看门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化接管委员，穿的是军装，臂上带臂章，三个人去看他，难免要使老人感到奇怪。经李可染介绍，他接待了我们。我马上向前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看了老先生的四张册页，印象很深，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你，今天特意来拜访。”
他问：“你在哪儿看到我的画？”
我说：“1928年，已经二十一年了，在杭州西湖艺术院。”
他问：“谁是艺术院院长？”
我说：“林风眠。”
他说：“他喜欢我的画。”
这样他才知道来访者是艺术界的人，亲近多了，马上叫护士研墨，带上袖子，拿出几张纸给我们画画。他送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张水墨画，两尺琴条。给我画的是四只虾，半透明的，上画有两条小鱼。题款：
“艾青先生雅正八十九岁白石”，印章“白石翁”，另一方“吾所能者乐事”。
我们真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和他告别了。
我当时是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学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
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