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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它们很简要，浓缩，并且几乎不可能展开，延长，并用那时候流行的技术来制作，这些技术会立刻使它们虚伪、人工化、“说谎”，换言之，它们是用它们自己的方式展开的：或者被重复（顽固地被重复），或者以一个短句的方式来处理：比如逐渐被加强（按照一个人强调、恳求的方式），等等。
二、它的心理方向：在雅那切克口语的研究中，首先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语言（捷克语）的特别的节奏，它的韵律学（在雅那切克的歌剧中，人们找不到任何宣叙调），而是说话的人在讲话一刻的心理状态对于说话语调的影响；他试图明白旋律的语义学（这样它成为斯特拉文斯基不给予音乐任何表达能力的对立面；对于雅那切克，唯有是表现，是激动的音符才有权存在）；雅那切克仔细观察一个语调与一种感动之间的关系，作为音乐家，他获得了完全独一无二的心理分析的清醒头脑；他的真正的心理分析的疯狂（我们应当记住阿多尔诺谈到过斯特拉文斯基的反心理狂热），给他的全部作品打下了烙印；正是由于它，他才专门地转向歌剧，因为只有在歌剧那里“从音乐上确定种种感动”的能力才得以实现，并且比在任何别的地方能够更好地得到检验。
七
在现实中，在现在时间的具体之中，什么是一场对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戏剧中，在小说里，或甚至在广播里的对话并不像一场真正的对话。这肯定是海明威在艺术上的困扰之一：捉住真正的对话的结构。让我们来试图通过把它与戏剧对话结构相比较来给这一结构下定义：
一、在戏剧中：戏剧的故事在对话中和通过它来完成；这个故事因而完全集中于情节，它的意义，它的内容；在现实中，对话由日常性所包围，所中断，所延迟，对话的展开曲折，由于它而转移，它使对话不系统，不逻辑。
二、在戏剧中，对话要提供给观众最易理喻的想法，最明朗的戏剧冲突与人物；在现实中，谈话的人物相互认识并了解他们所谈的内容；因此，对于第三者，他们的对话从来不是完全易懂的；它是个谜，好比已说出的东西的一层薄薄表面，在巨大的不—说（NON－DIT）之上。
三、在戏剧中，表演的有限时间致使在对话中最大限度地节省词句；在现实中，人物们回到已经讨论过的题目上，互相重复，改正他们先前才说过的，等等；这些重复和笨拙将人物的固定想法暴露出来，并给对话赋予一种特殊的旋律。
海明威不仅善于把握真正的对话结构，而且从这一结构出发，创造了一种形式，简单、透明、清澈、漂亮的形式，有如在《白象般的群山》中出现的那样：美国人与姑娘之间的对话从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开始了钢琴；同样的词句的重复，同样的表达方式穿越整个叙述并给了它一种旋律的统一（在海明威那里，正是一出对话的这种旋律化如此撩人，如此令人如醉如痴）；端来饮料的老板娘的出场，使紧张被减速，但它仍然逐渐地上升，在接近末尾时达到它的顶点（“请你请你”），然后以最后的词句平静下来变为PIANISSIMO（极轻的乐段）。
八
“二月十五日时近傍晚。十八点钟的黄昏，靠近火车站。”
“人行道上，高个子，双颊绯红，穿一件冬天的红色大衣，微微战栗。”
“她生硬地说起话来：
“我们在这里等等，可是我知道他不会来。”
“她的女伴，双颊苍白，穿一条可怜巴巴的短裙，用来自她心里的阴郁、伤感的回答打断最后一个音符：
‘这对我无所谓。’”
“而且她一动不动，半是反抗，半是等待。”
雅那切克在一家捷克报纸上定期发表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这样开始的，文中带有他的记谱。
我们想象一下那一句“我们在这里等等，可是我知道他不会来”是一位演员在观众面前高声朗读的一个叙事中的一句对话。大概我们会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一种虚伪。他读这一句会像是我们在记忆中可以想象的那样；或者，简单地说，为的是激动听众。但是在一种真实的境况里人们怎么说出这一句呢？这句话的真实旋律是什么？被失去的一刻的真实旋律是什么？
寻找失去的现在；寻找一刻间的真实旋律；要使人惊讶和要捕捉这一逝去的真实的欲望；因此而揭穿即刻现实中的神秘的欲望。即刻的现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落荒逃去，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变成世上最不为人知的事物。我以为，对口语的研究的本体论意义，以及，可能是，雅那切克全部音乐的本体论意义，正在于这里。
《杰努发》的第二幕：在数天的产褥热之后，杰努发下了床并得知她的新生婴儿已死去。她的反应令人意外：“那么，他死了。那么，他成了一个小天使。”然后，她平静地，在令人奇怪的诧异中，唱出这几句，仿佛人已瘫痪，没有叫喊，没有手势。旋律的曲线几次重新上升又立即下落，仿佛它自己也被击瘫；它是美的，令人感动，并不因此而不再准确。
诺瓦克（NOVAK）①，当时最有影响的捷克作曲家，曾嘲笑这一场面：“好像杰努发惋惜她的鹦鹉的死亡。”一切正在这里，在这个愚蠢的挖苦中。当然，人们不这么想象一个女人是在听说她的孩子死去！但是一个事件，人们所想象中的，与这个事件发生时刻的在，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①VITEZSLAVNOVAK（KAMENICE1870－SKUTEC，1949），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学生。
雅那切克根据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戏剧写了他的早期的歌剧。在他那个时期，这已经打乱了常规。但是由于他对具体的渴望，甚至散文式的戏剧形式，很快之间，在他看来失之于造作：于是他写了他的两部最大胆的歌剧剧本，一是《狡猾的狐狸》，根据发表在一份日报上的小说连载写成，另一个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根据一本小说（再没有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非自然和非戏剧更大的陷阱了！）而是根据他在西伯利亚营地的“报导”《死屋手记》。
和福楼拜一样，雅那切克为一个场面中让人感动的不同内容同时存在而入迷（他了解福楼拜式“反衬主题”的迷人之处）；所以在他那里，乐队并不去强调，而是相反，经常与歌中的激动性主题唱反调。《狡猾的狐狸》中有一个场面始终使我特别地感动：在森林中的一个小客栈里，一个看林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和客栈老板的妻子在聊天；他们回忆起他们的不在场的朋友，客栈老板，他那一天在城里，想起牧师，他已搬了家，回忆一个女人，小学教师爱上她，她刚结了婚。谈话很寻常（在雅那切克之前，人们从未见过在一场歌剧中这样缺少戏剧性和这样平凡的场面），但是乐队充满几乎不能支持的怀旧，使得这一场戏成为从未有过的、对于时间短暂的最美的哀歌之一。
九
14年间，布拉格歌剧院的经理，乐队指挥和次平庸的作曲家，一位叫科瓦罗维克的人，拒绝《杰努发》。如果说他后来终于让了步（在1916年，他自己指挥了布拉格首场《杰努发》），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强调这是雅那切克的闲情逸致所作，并在指挥中对乐谱加了许多改变和修正，甚至多处划掉。
雅那切克那时没有反抗吗？有，当然。但是如众所周知，一切都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弱的一方是他。他已经六十二岁并且几乎不为人知。如果他强烈抗拒，他可能还要等十年才能等到他的歌剧的首场演出。况且，甚至他的那些被他们的大师的意外成功所欢欣的拥护者也全都同意：科瓦罗维克干得很漂亮！比如，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人们找到了杰努发的被淹死的私生子，虐待女儿的母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警察带走她，杰努发和拉柯单独在一起。拉柯，杰努发喜欢另一个男人胜过喜欢他，他却一直爱杰努发，决定和她在一起。等待这一对人的除了苦难、耻辱、流放，没有任何另的。不可能摹仿的气氛：隐忍，忧伤，然而却被一种辽阔的同情所辉映。竖琴与弦乐，乐队的温柔的音色；大悲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由一曲平静、动人和亲切的歌而完结。
但是可以把这样的终结给一出歌剧吗？科瓦罗维克把它改变成一出真正的爱的神化。有谁敢于反对一个辉煌顶峰呢？况且，一个辉煌的顶峰，这是简单的：加入一些铜管支持旋律，摹仿对位法。行之有效，千次验证。科瓦罗维克了解他的行当。
雅那切克被他的捷克同胞势利地对待并受侮辱，在麦克斯·布洛德那里却找到了坚定而忠诚的支持。但是当布洛德研究《狡猾的狐狸》的乐谱时，他却对结尾不满足。歌剧最后的几句话：一只小青蛙结结巴巴向看林人开了一个玩笑，它说：“您您您自称看到的不不不是我，是我我我爷爷。”（MITDEMFROSCHZUSCHILESSEN，ISTUNMOBGLICH）。用
青蛙来结尾，简直不可能，布洛德在一封信中反对道，并建议，作为歌剧的最后一段短句，让看林人唱出一段壮严的声明：关于自然的更新，和青春的永恒的力量。又一个辉煌顶峰。
但是这一次雅那切克不服从。他已经在国外被承认，不再是弱的了。在《死屋手记》首场之前，他又成了弱者。因为他去世了。歌剧的结尾声势浩大：主人公从囚犯营地被释放。“自由！自由！”苦役犯叫喊着。他们看着他离去，他们苦涩地叹道：“他连头也不回！”然后，指挥官嚎叫起来：“快干活！”这就是歌剧的最后一句话以铁锡声的切分音响打出的苦役劳动的粗暴节奏而告结束。首场演出，在作曲家逝世后，由雅那切克的一位学生指挥（也是他，为了出版，确定了乐谱完成后不久的手稿）。他对最后的几页作了些篡改：这样“自由！自由！”的喊声挪到了末尾，被扩展成一个附加的快乐的结尾，一个辉煌高潮（又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通过重复而伸延作者意向的附加；这是对其意向的否定；谎言的结尾歌剧的真理在其中自我取消。
十
我打开写于1985年的海明威传记，由美国一所大学的文学教授杰弗雷·梅耶（JEFFREYMEYERS）所著，我读了关于《白象般的群山》那一段。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这个短篇“可能描绘了海明威对哈德莱（HADLEY，海明威的第一个妻子）第二次怀孕的反应”。接着是如下的评论，我在括号（楷体——中译注）中加进了自己的看法：
“把群山与白象——代表无用因素的非真实动物——相比较，喻为不受欢迎的婴儿，对于故事的意义有着关键作用（把象和不受欢迎的婴儿相比较颇为牵强，这不是海明威的而是教授的；它大概是为了准备对小说作情感化解释）。它成为讨论的一个内容，并且引起了富有想象力的、被景色所感动的女人与头脑实在、拒绝加入前者观点的男人之间的对立。……短篇的主题由一系列的两极发展起来：自然的对立于人为的，本能的对立于理性的，思考的对立于闲谈的，活生生的对立于死气沉沉的（教授的意图变得清楚了：使女人成为积极的一极，男人则是道德的消极一极）。男人，自我中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认为男人是自我中心），对女人的情感完全不能接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这样讲），试图促使女人去做人工流产以便能够完全地像他们以前那样。……女人，对她来说，流产是完全违反自然的，很害怕杀死孩子（她不可能杀死孩子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生）并伤害自己。男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不，男人所说的话都是寻常的安慰的话，在这类情景下唯一可能说的话）；女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讽刺的（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来解释姑娘的话）。他强迫她同意做这个手术（“我不想你在不愿意时去做它”，他曾两次说，而且什么也不能证明他不是真诚的），为了使她能够重新获得她的爱情（什么也不能证明她对这个男人的爱，以及她已经失去了这个爱），但是他向她要求这样的事本身已经导致她永远不会再爱他（什么也不能使得我们说出火车站这场戏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她接受了这个自我摧毁的形式（毁掉一个胎儿和毁掉一个女人不是一回事），做到了，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在地底下的男人或像约瑟夫·K那样，她的个性的分家，这只不过反映了他的丈夫的态度：‘那我就去做，因为我无所谓。’（反映另一个人的态度不是一种分家，否则所有服从家长的孩子都变为个性分家并与约瑟夫·K相像；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