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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每一天我们为这个使人高兴的场面想象新的场面，发明一些又一些我们的其他同事可能用来尝试挽救其尊严的精神法。
对约瑟夫·K的第二次审判
与威尔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释者远远不认为K是一个反抗专制的无辜者。对于麦克斯·布洛德来说，毫无疑问，约瑟夫·K是有罪的。他干了什么？按照布洛德的说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1959年），他因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无能力去爱，而有罪。“JOSEPHKLIEBTNIEMAND，ERLIEBELTNUR，DESHALBMUSSERSTERBEN．”约瑟夫·K不爱任何人，他只是去追追女人，所以，他应当死。（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句绝对愚蠢的话）布洛德立即指出K的LIEBLOSIGKEIT的两个证明：按照小说未完成的，之后被摈弃的某一章（一般都发表在小说的附加部分）：约瑟夫·卡三年以来，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母亲；他只是寄钱给她，通过一位表兄了解她的身体情况。（奇怪的相似：小说《异乡人》中的墨尔索MEURSAULT也被指控不爱他的母亲。）第二个证明：是他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在布洛德看来，那是“最卑下的性”的关系（DIENIEDRIGTESEXUALITABT），“由于被性纠缠，约瑟夫·卡不把女人看做一个人性的存在”。
爱德华·格德杜克（EDOUARDGOLDSTUBCKER），捷克卡夫卡专家，在《审判》1964年布拉格版的前言中如此严厉地谴责K，即使他的措词不是像布洛德一样带有神学的印迹，而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学辞令：“约瑟夫·卡之有罪，是因为他允许自己的生活走向机械化、自动化、异化，顺从于社会机器的呆板的速度，使之失去所有人道的东西；因而K逾越了，按照卡夫卡的观点，全人类都服从的法律，这个法律说：‘实行人道吧。’”格德杜克在50年代遭受莫须有罪名指控，受到斯大林式审判之后，坐了4年监狱。我问自己：这个审判的受害者怎么能够在10年之后，向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并无罪过的被告发起又一番审判呢？
亚历山大·维亚拉特认为（《〈审判〉的秘密故事》L’HISTOIRESECRETEDUPROCES，1947年）卡夫卡小说里的审判是卡夫卡对自己的预审。K只是他的另一个EGO（自我）：卡夫卡断绝了与费丽丝的订婚，未来的岳父“专程从马尔墨（MALMOB）赶来审判这个有罪过的人。阿斯加尼酒店房间发生的场面（1914年7月）给卡夫卡一个审判庭的感觉。……第二天，他便投入写作《教养营》和《审判》。K的罪行，我们无所知，流行的道德宽恕了它。然而，他的‘无辜’是恶魔般的。……K以神秘的方式违背具有神秘的公正性的法，这一公正与我们法律的公正性截然不同……。法官是卡夫卡博士，被告是卡夫卡博士。他为被告的恶魔般的无辜作辩护。”
在第一次审判（按照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所讲述）中，法庭指控K而并未指明何罪。卡夫卡学者对于指控一个人而不说为什么并不感到奇怪，而且也不急于去对这一智慧进行深思和欣赏这个前所未有的发明之美。非但没有这样，他们反而在他们自己发起的对K的新的审判中，扮演起检察官的角色，这一次是试图证明被告的真正的错误。布洛德：他没有能力去爱！格德杜克：他同意让他的生活变得机械化！维亚拉特：他毁了婚约！但是对这些人应该承认他们的功劳：他们对K的审判和前者一样，也是卡夫卡式的。因为如果在第一个审判中K被指罪为莫须有，那么在第二次便是什么都有，这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有一点是清楚的：K有罪不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应当死。
产生犯罪感
只有一个唯一的办法去理解卡夫卡的那些小说。像读某些小说那样去读。不要在K的人物中去找作者的画像，也不要在K的对话中去找什么神秘的编码信息，要认真地追从人物的行为，他们的说话，并试着在自己眼前想象他们。如果这样读《审判》，从一开始，我们就会被K对指控所作的奇怪反应所困惑：从没做任何坏事（或者说不知自己作了什么坏事）的K马上开始像有了罪过一样去行动，他感到自己有罪，人们使他变成有罪。人们使他产生犯罪感。
过去，在“是有罪的”和“感到自己有罪”之间，人们只看到一种简单的关系：有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产生犯罪感”一词，事实上，是比较近期的一个词；在法语里，它在1966年靠了精神分析和它在语汇的发明才第一次被使用；这个动词的名词（“产生犯罪感”）两年后被创造出来，在1968年。然而，在很长时间以前，直到那时尚未被发掘的“产生犯罪感”的境况，却早已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在K这个人物身上被呈现，被描述，被展开。在进化中它有不同的阶段：
阶段一：为了失去的尊严而徒劳斗争。一个人被荒谬地指责，但对自己的无辜并不怀疑的他，看到自己像有罪者一样的行为感到难堪。作为有罪者而并不是有罪者，其中有某种侮辱人的东西，他便努力去掩盖。这个被展现在小说第一场戏中的境况，到了后面一章，被浓缩在一个其大无比的嘲讽玩笑之中。
一个莫名的声音打电话给K：他将在下一个星期日在一个小镇的一所房子里被审讯。毫不犹豫，他决定前往；出于服从？出于害怕？噢不是，自我愚弄自动地运转起来：他只想去赶快结束这些让他讨厌的事，他们的愚蠢的审判让他浪费时间（“审判成立了，那就得去应付，好让这个第一堂出庭变成最后一堂”）。一个小时以后，他的经理请他在同一个星期日去他家里做客。邀请对于K的事业生涯是重要的。那么他会放弃那个滑稽的传招出庭吗？不会；他谢绝了经理的邀请，因为虽然他并不肯对自己承认，他已经被审判制服。
于是，星期日他去了。他想到电话里那个给他地址的声音忘了指示他时间。没关系：他感到着急并且跑起来（是的，按字面上，德文：ERLIEF），穿过整个城。他跑，为了准时到达，虽然连什么时间也没有被通知。我们可以说他想尽可能早到是有道理的；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坐去同一条街的有轨电车呢？道理是：他拒绝乘电车，因为“他绝对不想表现出过分的准时从而在委员会那里卑躬屈膝”。他跑向法庭，但是他作为一个永不低头的男人跑去那里。
阶段二：力量的考验。终于他到了一个大厅，人们在里面等他，“那么您就是那个画匠。”法官说。而K则在坐满了大厅的公众面前辞令生动地反驳这种可笑的蔑视：“不，我是一个大银行的首席代理人。”接着，他作了一番长篇报告，抨击法庭的无能。在掌声的鼓励下，他觉得自己颇有力量，按照被告变为主告的那句口头禅（威尔斯，对于卡夫卡式的嘲讽竟然充耳不闻，被这句口头禅给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战。第一个打击到来是在他看见所有与会者的领口上的标记，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众只不过是由“法庭的公务员”组成，……“来这里是为了听堂和侦探。”他走了，在门口，预审法官在等他，并告诉他：“一次审讯对于被告所始终代表的好处您却给自己剥夺了。”K叫道：“你们这帮坏蛋！你们所有的审讯，我都白送给你们了！”
如果不把这一场戏放在与紧接在K的咆哮之后所发生的，作为这一章的结尾，嘲讽关系之中，人们便根本不会懂得它。下面是随后一章的开始：“K在后来的星期里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传讯；他不能想象他拒绝受审已被人们当真对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么也还没有接到，他便出于默契设想他被在同一幢楼同一时间里召审。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里。”
阶段三：审判的社会化。K的叔父一天从乡下到来，听说了对他的侄子的审判。一件漂亮的事：审判再秘密不过，大家这么说，然而，却无人不知。另一件事同样出色：没有人怀疑K是有罪这件事，社会已经通过了这一控告，并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许（或者它的非—不同意）。人们准备看到愤怒的惊讶：“怎么会指控你？到底是什么罪？”然而叔父并无惊讶。他只是想到审判对于所有亲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害怕。
阶段四：自我批评。法庭拒绝作出正式指控，为了面对法庭保卫自己，K最后便自己来找自己的错误。它藏在哪儿？肯定在履历表的什么地方：“他要重新回忆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为隐秘的一切行为和一切事件，然后从各个方面去报告并研究它。”
这种境况远不是非真实的：事实上，一个倒了运的普通女人也会问自己，我做了什么坏事？她会开始搜索她的过去，不仅检查她的行动，而且还要检查她说过的话和她的秘密的思想，为的是理解上帝的愤怒。
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为这种态度创造了“自我批评”一词（法语中该词在1930年左右从政治意义上被使用：卡夫卡那个时候不用它）。人们对这一个词的使用并不确切地符合它的词源。不是要批评（从改正错误的意图出发将好与坏诸方面分开），而是找到错误，来帮助主告者，来接受和同意控告。
阶段五：受害者与他的刽子手认同。在最后一章，卡夫卡的嘲讽达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两位穿礼服的先生为K而来，带他到街上。他先是拒绝，但是马上对自己说：“我现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论证的明确一直到最后……现在我应不应该表现出在一年的审判中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我应不应该像一个一窍不通的傻瓜一样走开？”
然后他远远看见警察巡逻。其中一个使他觉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们。这时，K主动地用力拽走两位先生，甚至和他们一起跑了起来，想躲过警察；有谁知道？警察会不会打乱或阻止等待他的执法？
终于，他们到了目的地。两位先生准备着，要把他扼死，这时一个想法（他的最后的自我批评）穿过K的大脑：“他的义务应该是自己拿起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抱怨自己的软弱：“他没能完全地经受考验，他没有能使官方摆脱全部工作；这最后一个错误归咎于向他拒绝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人可以多长时间被认为与自己认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个性在于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确定他们的行为。奇里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没在他自己的、被认为是自由最高表现的自杀哲学中。奇里洛夫：一个变成了思想的人。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这样的个人意识形态的直接投影吗？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的人物［特别是皮埃尔·别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尔贡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们的很丰富、很发达的理智，但它是在变化中并有多种变化形式，以至于不可能根据他们的思想来给他们下定义，那些思想在他们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各为不同。托尔斯泰这样给了我们关于人是什么的另一个观念：一个行程；一条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个陆续到来的阶段不仅不同，而且经常代表对前面阶段的全面否定。
我说“道路”，这个词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道路的形象让人想到一个目标。然而，这些只是出乎意料地结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断的道路，带我们向着什么目标呢？的确，皮埃尔·别祖柯夫到了最后，达到了仿佛是理想和最后的阶段：他懂得了生活总是去寻找一种意义，为这个或那个事业去奋斗，是徒劳的；上帝无所不在，在整个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只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并且带着爱：于是，幸福的他钟情于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目标达到了？达到顶峰，使得从后来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阶段成了简单的台阶？如果是这样的话，托尔斯泰的小说便会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讽，而接近于一种小说化的道德教训。在综述八年之后所发生一切的尾声里，人们看到别祖柯夫离开他的家和妻子一个半月，投身于彼得堡的一个半地下的政治活动。又一次，他要去为他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为一个事业而奋斗。道路没有结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标。
人们可以说一个历程的不同阶段，相互地、处在一种嘲讽的关系里面。在嘲讽的王国里到处是平等；这意味着历程中没有任何一个阶段，从道德而言，高于别的阶段。波尔贡斯基投入工作，为的是使自己有益于他的祖国，他是想因此而赎回他从前的愤世嫉俗的过失吗？不。不要自我批评。在道路上的第一阶段，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