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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抽着烟，或抱着小孩倚在窗边，小心而温柔。别的窗户口放着一撂撂床单、被单和鸭绒被，顶上有时闪过一个女人蓬乱的头。”然后他走进院子。“离他不远处，一个男人坐在一只小箱子上，赤着脚，在读报纸；两个小男孩在一辆手拉车的两端荡悠着；在一个水泵前，一个身穿紧身睡衣的娇弱的少女站在那里瞧着K，她水罐里的水满了上来。”
这些句子让我想到福楼拜的描写：简洁，全部的视觉，细节的意义，其中没有一点儿是陈词滥调。这种描写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么渴望真实，他是多么贪婪地饮着世界，而就在刚才一刻，这世界还由于对审判的担忧而变得黯淡。可惜，歇息是短暂的，接下来一刻，K来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紧身睡衣的少女的那个水罐里盛满了水：审判的急流重新卷走了他。
小说的几个色情场面也如同瞬时间敞开的窗户，极短的瞬间：K所遇到的女人只是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对他的审判有关：比如说，布尔斯特纳（BUBRSTNER）小姐，他的邻居，拘捕发生在她的房间里；K惊惶不安，给她讲述所发生的事，到最后，在门口，终于拥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后吻她的脸，像一只饥渴的动物用舌头一下下去舔它终于发现的水泉。”我强调了“饥渴”这个词，它对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颇有意义，那人只能在瞬间里与她交流，通过一个窗口。
在第一次审讯时，K作了一番报告，但他马上被一个奇怪的事件所干扰：大厅里有看门人的女人，一个长得丑而干瘦的大学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听期间和她做爱。这种不相干的种种事件令人难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诞和非真实美妙无比的诗！），这又是一个新的窗向着远离审判的景色，向着人们给K剥夺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开了。
这一卡夫卡式的诗让我从对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说，它也是个关于被捕和审判的故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本几十年中作为反专制主义专业人员的长期参考书。在这部想作为一个想象中的专制社会的可怕画像的小说中，没有窗；那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的盛满水的水罐；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说的伪装所歪曲，这个伪装使得它不准确，只近乎大概。如果说小说的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反之，这个思想是否给了小说一些东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没有：境况与人物在其中像一张告示一样平淡。那么它是否至少作为推广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被做成小说的思想不再作为思想而运行，而恰恰是作为小说，在《一九八四》中，它们是作为差的小说，带有一部劣质小说所能运用的恶劣影响。
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也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
共产主义结束一、两年之后，我和一些捷克人交谈，我听到每个人讲话里都有一种成为仪式的说法。所有他们的回忆，所有他们的思索都用这个必不可少的开场白：“四十年可怕的共产主义之后”，或“可怕的四十年”，尤其是“失去的四十年”。我看着说话的对方：他们既没有被迫移民，也没有进监狱，也没有丢掉工作，更没有被歧视；他们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在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工作中，都曾有他们的假期、友谊、爱情，他们说“可怕的四十年”，便把他们的生活缩减为唯一的政治方面。但是，即使是过去40年的政治历史，他们难道真的是作为一个唯一的与恐怖无区分的整块而经历的吗？他们有没有忘记那些年代：看弗尔曼（FORMAN）①的电影，读哈巴尔（HRABAL）的书，出入那些不随潮流的小剧场，讲几百个笑话，并在快乐中嘲笑政权？如果他们都讲可怕的40年，那是因为他们把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奥威尔化，他们的生活在后来，在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脑袋里，失去了价值或甚至干脆被取消（失去的四十年）。
①M．FORMAN，捷克当代著名电影导演，现移居英国。
K即使在自由被极度剥夺的境况下，仍能够看着一个柔弱少女那个慢慢盛满水的水罐。我曾说这些时刻像窗瞬间敞向远离K的审判的景色，什么景色？我来确切说明比喻：卡夫卡小说中打开的窗朝着托尔斯泰的风景；朝着这样的世界：那里的人物即使在最残酷的时刻，仍保留着决定的自由，它把这个幸福的不可估量性给了生活，这个不可估量性就是诗的源泉。托尔斯泰极为诗化的世界是卡夫卡的世界的对立面。但是，多亏敞开的窗，有如一阵怀旧的气息，有如让人几乎感觉不到的微风，它走进K的故事并存在在那里。
法庭与审判
关于存在的哲学家喜欢给日常语言的词注入一种哲学的意义，我很难说出焦虑（ANGOISSE）和饶舌（BAVARDAGE）这些词而不想到海德的格尔（HEIDEGGER）所赋予他们的意义。小说家在这一点走到了哲学家的前面。在审视他们的人物时，他们制造了自己的词汇，经常是用一些具有一种观念并超越了字典所确定的意义的关键词。所以小克雷毕雍（CREBILLONFILS）①使用时刻一词作为放纵游戏（一个女人可能被引诱的短暂时机）的观念一词，并把它遗留给他的时代和其他的作家。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讲侮辱，司汤达讲虚荣。卡夫卡则靠他的《审判》至少遗留给我们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两个观念一词：法庭与审判。他把它们遗留给我们：这意味着，他把它们供我们支配，使我们能使用它们，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思索它们，再思索它们。
①CLAUDECREBILLON（PARIS1707—1777），法国作家，著有多部色情小说。
法庭；这里指的不是用以惩罚那些逾越了国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机构；被卡夫卡赋予了意义的法庭是一种力量，它进行判决；它之所以判决是因为它是力量；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将它的合法性给予了法庭；K看见两个闯入者进来他的房间，从第一刻起，他就承认了这一力量并且屈服。
法庭发起的审判总是绝对的；这就是说：它所涉及的不是一件孤立的行为，一个确指的罪行（偷窃、走私、强奸），而是被告者人格的全部：K在他整个一生“最为隐私的事件”中寻找他的错误；别祖柯夫在我们的世纪也会同时由于对拿破仑的爱和恨而被指控。同时还有他的酗酒，唯其绝对，审判才既涉及公共生活也涉及私生活：布洛德将K判处死刑因为他在女人那里只看见“最为低下的性”；我回忆起1951年布拉格的那些政治审判；人们散发了印刷册数巨大的被告者生平：那时我是第一次读一篇色情文章；一次狂欢节的叙述，期间一个女被告的身体上涂满了巧克力（正当经济匮乏时期！），被其他的，后来被绞死的被告舔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消退之际，对卡尔·马克思的审判（今天这一审判随着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将他的肖像拆除而达到顶点）从对他的私生活的攻击开始（我所读的第一本反对马克思的书是关于马克思与他的保姆的性关系的叙述）；在《玩笑》中，一个由三名大学生组成的法庭对卢德维克写给他的女朋友的信中的一句话进行审判；卢德维克称他写这句话是匆匆忙忙没有思考，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别人回答他：“这样我们至少知道你心里隐藏的是什么”；因为所有被告的说话、低语、思想，所有他隐藏在自己内心的都要交给法庭支配。
审判之所以绝对，还在于它并不是处在被告人的生活限度之内；如果你在审判中输了，叔父对K说，“你将被抛弃在社会之外，所有亲属也得和你一起”；一个犹太人的罪过包含所有时代犹太人的罪过，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根源的影响之说教，把被告父母亲和祖父母的错误也都包括在被告的错误中；在对欧洲的殖民罪行的审判中，萨特没有指控殖民者，而是欧洲，整个欧洲，所有时代的欧洲；因为“殖民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为“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同谋，既然我们都从殖民剥削中得到了好处”。审判的精神不承认任何可经时效性；遥远的过去与一个今天的事件同样是活生生的；
即使死去，你也逃不掉：在墓地有暗探。
审判的记忆其大无比：但这是一个完全特别的记忆，可以确定为“对所有不是罪过的忘记”。所以审判把被告的生平缩减为犯罪录：维克多·法利亚斯（VICTORFARIAS，其著作《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是一部罪犯录的经典样本）在哲学家早期青年时代中便找到了他的纳粹主义根源，而对于他的天才的根源所在却不屑一顾；共产主义的法庭，为了惩罚被告的意识形态偏向，把它的全部著作列为危险品（所以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卢卡奇，萨特，比如说，甚至他们的亲共文章，也都被禁止）；“为什么我们的街道用毕加索、阿拉贡、艾吕雅、萨特这些名字？”
在1991年的后—共产主义的陶醉中，一份巴黎报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很想回答说：为了他们的作品的价值！但是在他对欧洲的审判中，萨特已经很清楚地说了价值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珍贵的价值失去了它们的翅膀；从近处瞧它们，没有一个上面不沾有血迹”；被玷污的价值不再是价值；审判的精神是将一切缩减到道德之中；这是对于工作、艺术、作品的一切抱着绝对的虚无主义。
K在闯入者前来逮捕他之前，看见对面房子里一对老年夫妇“带着完全不寻常的好奇”瞧着他；所以从一开始“看门人的古老合唱”便进入戏中；《城堡》中的阿玛丽雅（AAMALIA）从未被告也未被判决，但是极为明显，看不见的法庭对她不满，这足以使所有村民对她避而远之；因为如果一个法庭把一个审判的制度强加给一个地方，所有人民便都加入了审判的大规模运动并百倍增加其有效性；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指控因而预先准备好一个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被告人向主告人的屈从；放弃他的自我；取消自己作为个人的方式；1948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一个富有家庭的捷克年轻姑娘对于自己富有的童年不相配的特权感到负罪；为了低头认罪，她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狂热到公开否认自己的父亲；今天，在共产主义消失之后，她又遭到一次审判并且又感到负罪；经历了两次审判，两次自我批评的碾轧，她的身后只剩下一个被否认的生活的荒漠；即使在此期间人们把过去从她父亲（被否认的）那里没收来的所有的房子归还给她，她今天也只不过是一个被取消的存在；双重地被取消，被自我取消。
因为发起一场审判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消灭被告；如布洛德所说：一个不爱任何人，只有一个调情对象的人，这种人应该死；所以K被扼死：布哈林（BOUKHARINE）被绞死。甚至向死者发起审判，这是为了让他们第二次死：做法是烧毁他们的书，把他们的名字从教科书上除去；拆毁他们的建筑物：更改以他们命名的街道名称。
对世纪的审判
将近70年以来欧洲生活在一种审判制度下。在本世纪的伟大艺术家当中，有多少人被告？我只想谈谈对于我代表着某种意义的那些人。自20年代起，被革命道德的法庭所追捕的人有：布尼恩（BOUNINE），安德烈夫（ANDREIEV），梅耶浩德（MEYERHOLD），比尔尼亚克（PILNTAK），韦普利克（VEPRIK）（俄罗斯犹太音乐家，现代艺术的被忘却的烈士；他曾敢于反对斯大林，捍卫萧斯塔科维奇的被判决的歌剧：人们把他放进一个集中营；我还记得他的一些钢琴作品，我的父亲那时很喜欢弹），曼德尔斯达姆（MANDELASTAM），哈拉斯（HALAS）（《玩笑》中的卢德维克极喜欢的诗人，死后遭攻击，他的忧郁被判为是反革命的）。之后，有被纳粹法庭攻击的人们：布洛赫（他的照片放在我工作的台子上，他朝我微笑，嘴里叼着烟斗），勋伯格，韦尔菲（WERAFEL），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海恩瑞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