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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拉伯雷或狄德罗的自由与结构的要求重新结合，却给当代的小说家提出了不同于使巴尔扎克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关心的问题。例如：布洛赫（BROCH）的《梦游人》（LESSOMNAMBULES）的第三卷是一部由五个“声部”组成的“复调”长河，五条完全独立的线，这些线被连在一起，不是由于一个共同的情节，也不是由于共同的人物，每条线各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特点（A—小说，B—报导，C—短篇小说，D—诗，E—论文）。在全书的八十八章中，这五条线在下面这样的奇特顺序中交替：
A－A－A－B－A－B－A－C－A－A－D－E－C－A
－B－D－C－D－A－E－A－A－B－E－C－A－D－B－B
－A－E－A－A－E－A－B－D－C－B－B－D－A－B－E
－A－A－B－A－D－A－C－B－D－A－E－B－A－D－A
－B－D－E－A－C－A－D－D－B－A－A－C－D－E－B
－A－B－D－B－A－B－A－A－D－A－A－D－D－E．
是什么使布洛赫恰好选择这个顺序而不是别的？是什么导致他在第四章恰恰选择B而不是C或D？不是特性或情节的逻辑，因为在这五条线中没有任何共同的情节。他是受别的标准指引：不同的形式（诗句、叙事、格言、哲学沉思）令人惊讶地相互为伍所产生的魅力；浸透在不同章回中的不同类型的感动的对照；章回长度的变幻；最后还有五个相同的关于存在的问题的展开，它们像五面镜子照在五条线上。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姑且称这些标准为音乐式的；可以这样总结：十九世纪建立了结构的艺术，但是，是我们的世纪为这一艺术带来了音乐性。
《撒旦诗篇》由三条或多或少独立的线索构成：A：撒拉丁·尚沙和吉布列尔·法利什达，两个在孟买和伦敦往来生活的今日印度人；B：论述伊斯兰教起源的可兰经式的历史；
C：村民从海上向麦加（LAMECQUE）进军，他们以为可以不湿脚板而越过海洋，结果却葬身其中。
三条线按照下面的顺序在九个章节中陆续被重新带起：
A－B－A－C－A－B－A－C－A［顺带一句：在音乐中，这种顺序叫做回旋曲（RONDO）：主题有规律地重现，与几个次要的主题交替。］。
这就是整体的节奏（我附带提一下在法文版页数上的整体）：A（100）B（40）A（80）C（40）A（120）B（40）A（70）C（40）A（40）。我们发现B和C部长度一样，给整体印上了节奏的规律性。
A线占据小说空间的七分之五，B线七分之一，C线七分之一。从这一数量报告中得出A线的主导地位：小说的重心在法利什达和尚沙的当代命运之中。
然而B与C线虽是附属线，小说的美学赌注却集中在它们身上，因为正是靠了它们拉什迪才得以把握住所有小说的基本问题（一个个人，一个人物的认同问题），以一种新的超越心理小说常规的方式：尚沙的或法利什达的个性通过一番细致的对其心灵状态的描写是难以捉摸的，它们的神秘驻在两人心理内部两种文明（印度的和欧洲的）共存之中；它驻在他们的根里，他们已经离根而去，然而根却仍活在他们身上。这些根，在什么地方被折断？如果我们要触摸伤口，应该一直走到什么地方？注目“古井”，并非题外之题，这一注目瞄准着事情的心脏：两位主人公的存在的撕裂。
犹如没有亚伯拉罕，雅各布是不可理解的（在曼笔下，亚伯拉罕在雅各布之前已生活了好几个世纪），雅各布只是前者的“摹仿与继续”；如果没有大天使吉布列尔（GIBREEL），没有穆胡恩德、穆罕默德（MAHOMET），吉布列尔·法利什达让人无法理解，甚至如果没有这个霍梅尼（KHOMEINY）
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或这个狂热的年轻姑娘带领村民走向麦加，更不如说走向死亡，法利什达同样让人无法理解。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可能性，沉睡在他的身上，他要同这些可能性去争夺他自己的个性。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不是要通过对古井的注目才可审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谁对别人来说是魔鬼？是尚沙对于法利什达或是法利什达对于尚沙？使村民产生朝圣灵感的是魔鬼还是天使？他们的淹没至死是一场让人同情的沉沦或是走向天堂的旅行？有谁说？有谁知？如果善与恶如此这般难以把握，它是否也是诸宗教创始人所经历的痛苦？基督的那些可怕的失望之词，那段前所未有的亵渎神明之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把我抛弃？”它是不是回荡在所有基督徒的心底？穆胡恩德自问是谁，是上帝或是魔鬼给他提示了诗篇，他的疑问中难道没有人的存在赖以建立其上的那个被隐藏的无把握吗？
在伟大原则的阴影之下
自从拉什迪的《子夜的孩子们》（ENFANTSDEMINUIT）在当时（1980年）唤起一致的欣赏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界无人反对他是当今最有天分的小说家之一。
《撒旦诗篇》1988年9月用英文发表，受到欢迎和赢得人们对伟大作家的关注。该书接受这些致意，并未料想几个月后爆发的风暴：霍梅尼，伊朗的主宰以亵渎神明为由判拉什迪死刑，并派遣他的杀手追逐捕杀，其结果无法想见。
这些事发生在小说尚未被翻译之前。在各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丑闻走在了作品之前。在法国，新闻界立即拿出了尚未出版的小说的章节，目的是让人了解判决的因由。这种作法再正常不过，但对于一部小说却将其致于死地。仅仅通过被告罪的段落去介绍它，人们便从一开始就把一件艺术作品变成简单的罪体。
我从来不讲文学批评的坏话。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没有比面临批评的不存在而更糟糕。我所指的文学批评是把它作为思索和分析：这种批评善于把它所要批评的书阅读数遍（如同一部伟大的音乐，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反复地听，伟大的小说也一样，是供人反复阅读的）；这种文学批评对现实的无情时钟充耳不闻，对于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都准备讨论；这种文学批评试图捉住一部作品中的新鲜之处，并把它载入历史的记忆之中。如果思索不跟随小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便会一无所知。没有它，任何作品都会付诸随意的判断和迅速的忘却。然而，拉什迪的情况却表明（如果还需要一个证明的话）这样的思索已经不再。文艺批评，无形之中，无辜地，随着事物的力量，随着社会的新闻界的演进，自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通常是聪明的，永远是匆忙的）关于文学时事的信息。
就《撒旦诗篇》来讲，文学时事是对一位作者判处死刑。在这一或生或死的情况下去谈艺术几乎成了无谓之谈。的的确确，当着重大原则受到威胁时，艺术代表什么呢？因此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评论都集中在原则问题的争执之上：言论自由；捍卫它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捍卫了它，人们曾抗议，并曾签名上书）；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与此同时，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位作家是否有道德上的权利去亵渎或伤害信教者？甚至有这个怀疑：拉什迪攻击伊斯兰教是否仅仅为了给自己作广告和出售他那本无法让人读懂的书？
带着一种令人不解的一致性（在世界各地我都发现有同样的反应），文人、知识分子、出入沙龙的人们对小说摆出一副貌似高雅的姿态。这一回他们决定反抗任何商业的压力，拒绝阅读在他们看来成为爆冷门的简单对象。他们签署了所有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同时认为带着一种风度时髦的微笑说这样的话更为风雅：“他的书么？噢没有没有，我没有读过。”政治人物乘机抓住这一有趣的、他们不喜欢的小说家的“失宠”。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当时表现的正直的公正：“我们谴责霍梅尼的判决，言论自由对于我们是神圣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减少谴责这一对信仰的攻击。这是可鄙的、拙劣的、侵犯人民灵魂的攻击。”
是的，没有人怀疑拉什迪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攻击，因为只有控告是真实的；书中的文字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已不复存在。
三个时代的冲击
历史中的独一无二的境况：由于他的出身，拉什迪属于穆斯林世界，这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现代之前的时代。而他写作在欧洲，在现代的时代，或者说，更确切地讲，在这个时代的终结上。
在伊朗的伊斯兰教此时正值远离宗教的温和而走向好斗的神权政治之际，小说的历史，随着拉什迪，从托马斯·曼的好心的教授般的微笑走向从重被发现的拉伯雷式幽默源泉中汲取奔驰的想象。各种反论相汇合，并被推向极端。
从这一点来看，对拉什迪的谴责并非一种偶然，一次疯狂，而是两个时代的再也不能更深的冲突：神权政治讨伐现代，并把它的最有代表性的创作——小说，作为他们的目标。因为拉什迪没有冒犯神圣，他没有攻击伊斯兰教，他写了一本小说，但是这对于神权统治的精神说来，比进行攻击还要糟糕：如果攻击一个宗教（通过一场论战，一次亵渎神圣，一场邪说），神殿的卫护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捍卫，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对于他们，小说是另一个星球，是建立在另一本体论上的宇宙，是一座地狱，唯一的真理在那里没有权力，那种撒旦式的模棱两可使所有的坚定都转换为谜。
让我们强调一下：不是攻击，是模棱两可；《撒旦诗篇》第二部分（即被定罪的部分，它回忆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起源）在小说里被介绍为吉布利尔·法利什达的一个梦，后来他根据这个梦编导了一部劣等影片，其中他自己扮演大天使的角色。叙事因此而双重地加以对比（先是一场梦，然后是一场劣等电影，遭到失败），不是作为一种断言，而是作为一个游戏的发明。使人不愉快的发明吗？我反对：正是它使我理解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世界的诗，此乃生平第一次。
我们应该这样强调：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里，没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说家写小说，为的是清算他的帐（不论是个人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那他就注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学上沉船。阿叶莎，那个年轻的引着带有幻觉的村民走向死亡的姑娘是个魔鬼，同时又颇为诱人，十分可爱（头上总是环绕着到处伴随她的蝴蝶），甚至经常令人感动。甚至在一位流亡主教的肖像上（想象中的霍梅尼肖像），人们也可以找到一种几乎恭敬的理解：西方的现代性被人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去观察，它绝没有被介绍为高之于东方古风；小说“从历史和心理的角度去挖掘”旧时代的圣书，同时它也表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圣书由于电视、广告、消闲工业而被削减价值；那么批判当代世界轻浮性的极左分子人物是否至少赢得作家的无保留的同情呢？不。他们可悲可笑，与周围环境的轻浮可笑一个样子；没有人正确，也没有人在这个盛大的相对性的狂欢节即作品中完全错误。
那么在《撒旦诗篇》中，是小说的艺术本身被加之以罪。所以，在这个让人难过的整个故事里，最为令人难过的不是霍梅尼的判决（它是一个残酷的，但又是逻辑前后一致的结果），而是欧洲在捍卫和阐明（耐心地向它自己和别人阐明）最欧洲式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方面，换言之，在阐明和捍卫它自己的文化方面的无能为力。“小说的孩子们”放弃了使他们得以形成的艺术。欧洲，“小说的社会”，自暴自弃了。
巴黎大学那帮神学家，点燃了那么多柴火堆的十六世纪的意识形态警察并不使我奇怪，他们曾迫使拉伯雷过如此艰难的生活，迫使他去逃难和藏身。但是使我更加惊讶和赞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那些势力强大的人们，比如杜贝莱（DUBELLAY）主教，奥代特（ODET）主教，尤其是法王一世，所给予他的保护。他们是想捍卫一些原则么？言论自由？人权？他们的态度的动机远远要好：他们热爱文学与艺术。
在今天的欧洲，我没有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