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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放。”
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的述说，马上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他们搜查了约翰·韦伯斯特的实验室，但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证据。在一个木箱上，放置着由胸膛、胸骨、肋骨组成的一具人的残缺不全上身躯干。在约翰·韦伯斯特用来加热各种化学物质的炉中，警察们发现了最可能成为证据的一到人牙。当约翰·韦伯斯特被逮捕时，人们包围了他的住所，一边辱骂，一边把石块像雨点一样扔向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的家中。这起案件的影响不仅波及了哈佛和波士顿，全美上下都在关注着这起恐怖案件的调查。之后，警方仔细地勘查了实验室，发现了至少150块小骨架。约翰·韦伯斯特所在大学的同事们组成了一个小组，接受了对这些骨架进行身源鉴定的任务。这个专门小组运用了美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终于断定这些残骸是人骨，并且属于男性尸骨。死者大约5尺10寸高，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正好和帕克曼相仿，他的年龄是“岁，身高差1寸正好是6英尺。韦伯斯特辩解说，尸体是内科学生的教学工具。但是这些辩解都被专家小组驳倒，因为他无法解释微量防腐剂的问题。但是专家们也有分歧，原因是残肢也表现出解剖方面的技巧，而韦伯斯特是一名化学家，他自从离开学校就不再解剖尸体了。但是大家一致同意，肢解时间和帕克曼失踪的时间相吻合。再者，这些尸骨应该是属于一名体毛多的人，正好和帕克曼也相符。尽管还不能准确判断死亡原因，但是专家们毫不怀疑这就是被谋杀的帕克曼的尸骸。
企图自杀
在监禁过程中，韦伯斯特企图用番木鳖碱自杀，但没有成功。此案的审判极为轰动，公众席上的所有旁观者，只能十分钟一轮班地旁听审判。有超过6万人列队穿过法院大厅，就为了看一眼这位声名狼藉的被告人。
牙科医生内森·基普博士的证据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是死者和被告人最亲密的朋友。他描述了4年前帕克曼来找他做假牙的经过。因为帕克曼下巴突出，内森·基普不得不使用一种特殊的制模方法。当时帕克曼试用假牙时，抱怨说，假牙粗糙，令人疼痛难忍。当时内森·基普又把假牙挫下去了一部分。当内森·基普站在证人席上时，把控下去的那部分牙具模型拿给陪审团看。假牙和模具两者吻合的天衣无缝。
被告人的律师是威廉·莫顿——他是最早使用乙醚进行牙科手术的先驱。他公然嘲笑内森·基普关于这副假牙的故事，不相信只有一副假牙和它的制模完全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威廉·莫顿制了另一副假牙，恰好和内森·基普的制模完全吻合。
但是公众的观点都认为，韦伯斯特是凶手。法官莱级尔·肖和陪审团最后也倾向于这种意见，他声明，构成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或者犯罪人本身，仅仅需要被证明是“无法超越一个合理的怀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提法。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小组，仅仅能证明这些尸骨是一名年长者的，却并不能证明是帕克曼本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牙齿作为证据，毫无疑问，是不敢作出这种决定的。在11天的审讯结束后，韦伯斯特被判有罪，于1850年8月30日，当众被绞死。就在行刑之前，他彻底坦白了罪行，和侦探们分析的一样，韦伯斯特和帕克曼在大学的地下室中见面之后，两人发生争执。帕克曼咆哮道：“我给了你教授的职业，现在我一定让你失去它。”韦伯斯特就用一块木头连续击打帕克曼，结束了这场争论。然后，在污水槽里肢解了尸体，最后把最大的一块尸块，运到了一个储存尸体的地窖里，其余部分，在他的定量分析炉中化为了灰烬。
结论
尽管在当时，这种鉴定并不是非常精确——起诉人应避免使用这种材料不充分的证据，但是韦伯斯特案件仍然是法庭科学的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阐明了在科学的刑事案件调查中，多种刑事案件处理方法综合应用的作用。而且，每一位专家都尽其所能，在共同努力的结果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哈里·多布金
时间：1942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这是一起最早使用牙痕鉴定侦破的案例。
1942年的夏末，德国的空袭使伦敦到处是碎砖瓦砾，为了尽快清除障碍物，后勤人员非常辛苦地工作。7月17日，一组清理人员查询被空袭驱赶的空无一人的肯宁顿地区浸礼会教友的礼拜堂。正在地窖中清理残骸的工人们，在一块儿石板下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骨架偏大，上面仅剩一些少量残存的皮肤。开始，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纳粹德国空军空袭的死难者之一。然而，当工作人员把尸体从第一现场抬起来时，死者的头颅却掉了下来，很明显它是被从身体上割下来的。第二天，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博士，在南沃克停尸间进行了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死者是女性，死亡时间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
经过周密的侦查，警方已经肯定了最开始的怀疑。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案。不仅是头颅，大腿也是被肢解下来的。而且尸体还被用熟石膏浸过——采用了一种加快尸体腐败的方法。这是一种十分愚笨的选择，因为和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石灰能够保护尸体组织，而不是加速腐败。对基思峰普森博士来说，仅尸体剩下的喉头就足够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了，声带左边厢上小的血凝块，足以断定被害人是窒息死亡的。从死者头盖骨的接缝上看，这名妇女的年龄大约在础到50岁之间，通过测量骨骼，显示死者身高大约5英尺，保存下来的头发是棕黑色的，并且正在变白。基思·辛普森博士推断，死者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治疗纤维肌瘤。这块肿瘤使得她的子宫在扩大。同时，可以观察出她动过大的牙科手术，上颚的牙齿有好几颗都修补过，而且是用金属包着。基思·辛普森博士意识到，这是利用牙齿鉴定的一次最好机会。
失踪人
根据基思·辛普森博士的报告，警方研究了失踪人员的名单，在战争年代，收集这样一张名单真是困难重重！其中有一个名字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雷切尔·多布金，她是消防警卫哈里·多布金的妻子，年龄47岁。哈里·多布金是浸礼会教友教堂旁边的保险公司里专门雇佣的监视火险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哈里·多布金和他早已经疏远的妻子，一直因为无钱供养孩子而发生激烈的争吵。他妻子5．1英尺高，于1941年4月11日失踪，失踪的第二天她的身份证定量卡在基尔福德的邮局被发现。她的姐姐告诉警方说，雷切尔·多布金为她的丈夫去收欠款的当天，大约下午6：30她还和她的丈夫在多尔斯顿咖啡馆出现过，之后就失踪了。
雷切尔·多布金的姐姐提供了雷切尔·多布金牙科医生的名字，他是伦敦的巴尼特·柯普金医生，他有雷切尔·多布金太太1934年至1941年间详细的牙科病历，他描绘出的她上颚牙的图形——在牙齿的构造数量及填充物的位置和牙齿外包的金属方面和尸体口腔内的照片完全吻合。并且在1941年4月，他从雷切尔·多布金太太的右下颚拉去了两颗牙齿，手术没有触动牙根部分，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基思·辛普森博士在医院同事威廉·柯尔锡的帮助下，对死者下颌进行了X射线检验，结果与巴尼特·柯普金医生所说的牙根是一致的。
雷切尔·多布金的另一位医生是米尔德梅·米申医院的玛莉·沃森医生，他肯定这名失踪妇女深受子宫肌瘤之苦。这对任何法庭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基思·辛普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直到成功地进行了颅像重合后，他才消除了所有的疑虑。这项技术于对世纪30年代，由约翰·格拉斯特最早使用（参见贝克·拉特托纳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哈里·多布金的律师们使用了两条辩护理由，首先，他们企图否认辛普森的发现，他们指责这些发现是臆造而不是事实；其次，他们提出如果死者是多布金太太，她只能是因为空袭而死。两条理由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最终哈里·多布金被判处死刑，1943年1月对日，以绞刑处死。
结论
辛普森在审判过程中的证词，使他成为国内的名人。在漫长而又非凡的职业生涯中，他对案件的细节问题极为注意，并且从来没有出过错误。这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病理学家。他的理论也享誉全球。
戈登·海
时间：1967年
地点：苏格兰，比加
意义：在最初侦破此案时，没有人相信单个齿痕能够成为证据。
1967年8月7日，人们搜索了一个晚上。早上6：00，终于在比加的墓地里发现了15岁的女学生琳达·皮科克的尸体。比加是爱丁堡西北角上的一个小城市。从现场状况可以看出，琳达·皮科克曾为生存而拼命的搏斗过。最后她被用棒打晕，被绳子扼颈窒息死亡。尽管她没有被强奸，可是她的胸罩和上衣零乱，在右脚部右边有一个椭圆型的打击伤，而且还有一处咬伤痕迹。苏格兰法齿学专家沃伦·哈维博士被邀请参加分析死者身上的伤痕，他肯定死者身上痕迹是咬痕。并分析作案人的牙齿有着不同常人的锯齿状缺口。
据目击证人回忆，女学生琳达·皮科克失踪的那天晚上，大约是晚上10点种左右，曾看到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教会墓地大门口攀谈，那位女孩很符合琳达·皮科克的外型。一位住在墓地附近的妇女也反映说，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听到一名女孩的尖叫声，尽管她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女孩的详细特征，但也反映这名女孩的外型极符合女学生琳达·皮科克。由此推断，凶手可能和死者相识。在那个时候，比加镇总共不超过2000人，警方只有扩大侦查范围，才有可能将凶手绳之以法。一个星期内，他们进行了两次摸底排队，最后焦点集中到了专门为年轻违法者设置的拘留所内。在那里警方通过制模提取了其中帮人的牙痕样本，然后同现场的牙齿痕迹的透明图样进行比对。
通过仔细研究，沃伦·哈维医生把嫌疑人范围缩小到五个，这五个人仍然无法排除嫌疑。警方对这五个人又一次制作了牙痕样本。这一次，沃伦·哈维还请教了警察总局的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教授。见到现场遗留的咬痕后，基思·辛普森教授说，三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见到过如此稳定清晰的咬痕。两位专家分析，要想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必须把精力集中到这个有缺口的牙齿上。
于是，他们两人把第二批嫌疑人牙齿样本进行详细的比对，终于把嫌疑人缩小到了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戈登·海，对岁，几年前因非法闯入一家工厂而被逮捕。但是，对戈登·海的调查，却受到了权威人士一再粗暴的、甚至寻衅地阻挠。可是他本人却愿意提供更好的牙痕样本。沃伦·哈维和基思·辛普森仔细研究了牙痕边缘上锋利的轮廓，清晰的像弹坑一样的小坑，这种小坑是由一种罕见的疾病导致的，通常发生在右上和右下犬齿的尖端上。嫌疑人牙齿上端的小坑比下端的大，和死者胸部的咬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戈登·海的牙痕和死者胸部的咬痕可以进行同一认定，毫无疑问，凶手是难很明确了。
在侦查过程中，他们对普通人进行了调查，沃伦·哈维检验了不下342名十几岁的年轻战士，仅仅有两人牙齿上有小坑，但另一名只在一颗牙齿上有一个小坑，而没有两个小坑。这些在通常人口中的调查结果，最终使沃伦·哈维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戈登·海以外，17个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在被害者胸部留下这样的咬痕。
面对法庭科学这一出其不意的证据，戈登·海的辩护托词之一是，他在琳达·皮科克出事的当天正在拘留所，但是他的狱友却证实：戈登·海进入拘留所的时间比发案那天要迟一些，他回到拘留所时，头发零乱，气喘吁吁，并且他的牛仔裤的两膝处都是泥土。另一个男孩还说，戈登·海在琳达·皮科克被谋杀的前一天，在当地的市场上遇到过琳达·皮科克，在她离开时，戈登·海说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死者和从拘留所出来的男孩曾经频频约会，当琳达·皮科克拒绝戈登海的性要求时，这次邂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为了防止更多类似案件的发生，拘留所的安全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2月26日，在爱丁堡高级法院审理戈登·海的过程中，他的律师企图找出证据阻止牙痕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当他们的努力失败后，他们就让辩方的牙科专家进行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