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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她即使发脾气时声音也不可能太大声，虽然唠唠叨叨的。她永远保持那样的关心：对外孙、买菜、对她自己的头发、对邻居那个讨厌的太太、对收音机内那个声音。她生活得好好的，从不越过自己生活空间的接触范围。除了有时稍微罗嗦一点以外，她的存在大概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除了她完全帮不上忙的事物外。她会去做任何她帮得上忙的事情。她有一种极强韧的生命力，但不容易感觉出来，除非日子久了，或你留心观察：因为她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她是温的，永远有那种温度。她给我一种太极拳般的动感，徐缓，但有韵力。就像睡午觉时，她枕在那个硬枕头上面，你很难知道她是否睡着，即使她手中的扇子一直是那么徐徐的晃动着。但你确知她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有那种几乎探察不出来的温度。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当我知道她去世时，我哭都没有哭的原因。我开始想到那个收音机内唱哭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再也听不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个声音虽然唱起来悲哀，但你总可以想像那个女人走出了收音机后，她和她的朋友或同事拍个肩或开什么玩笑，总觉得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在收音机内的那个声音受影响而改变了点。总之那声音是那么牢牢的扣住了我，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那个声音已经随阿嬷的去世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人再需要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那样的历史了。所有的事物像高楼一样，慢慢的抬起了它们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那么骄傲的，越来越不需要别的东西，除非有个显著的理由。现在想起来，那种哭调的唱腔也许真太悲了，太过单调，甚至夸张。但它曾经就那样几乎是贴到阿嬷的耳旁向她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原始的倾诉似的告白，来自一颗心，穿过一张嘴的一种能量与心意的延伸。今天我才明白阿嬷为什么会需要那个声音。我想它代表了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共鸣，而且，那么赤裸。不论是那个声音或阿嬷。她们永远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但她们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餐厅内，音乐实在太重要了。不是人们要不要听音乐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听到邻桌说的话或，他们说的话不想被邻桌听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梯的门一关。一种似有压力的沉默马上袭来的原因。但电梯里每个人站得实在太近了，放音乐也没有用；如果真要达到隔离的效果，音乐显然必须大声到令你尴尬的地步。所以，最好还是不放音乐，不说话。这个问题，自电梯发明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解决。常常在计程车内听到那样的音乐。没有唱的演奏曲，编制简单，只有电子琴、电吉它、低音琴、电子鼓；节奏非常清楚，它又有点土味，又有点东洋味，但也常常演奏国语歌曲。不只在计程车上，在夜市地摊上、某些唱片行、有些小冰果店、地方戏院内，甚至出殡的场合，都有专车上载台电子琴，并附注特别标示以资辨别。以上这些场合已经暗示了这种电子琴音乐已经乡土化了，或者，这是乡土的“电子化”。它的声音似乎已经指向我们最原始本土的核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了。对我而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阿嬷那个年代，歌仔戏哭调的赤裸裸的人声已经改变成为纯旋律性的电子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社会最基层的部分，现在听的是这样的音乐——就像外祖母当年需要那个歌仔戏的哭调声音一样。电子琴的声音在那么多的乐器内，它的润饰程度最高。一种说法是，它物超所值，音色使人感觉比一般乐器在编制上庞大。一种说法是，它有能力制造一种假象。流行歌曲用到电子琴，我可以选购，因为它合乎了流行歌曲的本质的某些需求。但在一个农村的仅存的四合院内传来那电子琴的演奏的声音时，我就变得困惑了。我们原本认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那一部分，那个社会里最强、最原始的部分，人们在心灵上已经变了。他们的需求已经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了。没有人会那么想要假象，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内，假象比我们以为有的要多太多了。多到我们习惯性的需要它。
听那首弗兰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时，音乐中的某些片段竟会使我有一种——我很难讲得明白——一种抽离的感觉。像小提琴的弓用力磨在迷走神经上，它先是带来一种类似巨大痛苦的东西，你必须用力皱起眉头，全力绷紧某些肌肉；随后又像释放了某种大量的化学物质，也许是迷幻药之类，使那干瘪炙热的所谓灵魂一下子又浸在这些液体内，得到了一种浸润舒坦的清凉。像一种得到宽宏的谅解的释怀。但，且慢，乐声尚且进行，所以类似这样的感觉像在你体内分好几个不同部分进行同时发展，有绷紧有舒解，同时或交替，造成一种类似性行为时生理与心理上那种错综复杂但亦单纯、紧缩；罪恶但亦畅然放松、黑暗然而又充满巨大的空间的感觉。乐声静止时，你得到一种平静而持久的喘息。音乐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头极具文明特质的野兽，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使你狂热的愿意接受的骚扰。我想我看到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的一个，宝蓝色的星空。
但我知道音乐是极其敏感的东西，它不会驯服在这种实质上的统一里面。即使它像一头被关起来的野兽，它也不会不咆哮挣脱的。有力气的早已挣脱了；我看到一些无力的音符在空中强颜欢笑，有气无力地扭动身体跳舞，像电视里那些配舞者的表演。
听到一个也写点歌词的女诗人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写一首歌词只要十分钟。”然后似乎完全不经意的继续另一个话题。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敬畏。歌词是文字的花朵，只有文字在成熟到某种程度以上，经过不断的咀嚼、沟通，人们牙齿的锤炼与喉气的吹靡之后才慢慢长出来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不可能有太深的歌词——当然这牵涉到你怎么去说“深”。如果有人要为一滴露水的哲学或大自然微妙的交互物理作用去算计，我得马上闭嘴。但简单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歌词就是听得懂，而且与人一定要有那种肉体的关系，那种共呜自内部的，甚至于那种血管与神经的胀缩，直接的像男人的生殖器的勃起——怛别忘记需要多久才会绽放出一个女性娇媚成熟的挑逗。“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看过所谓的“艺术歌曲”的一些曲谱与歌词，歌词故意写得连声韵都是高低相反的平仄运行的用法，据说是为了添上一层文学与音乐结合之间的层次或“艺术性”，但问题是，演唱会上那个女高音不论怎么努力的去大声、清晰咬字地去唱出来，就是没有人听得懂歌词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写朗诵诗算了？或者，纯演奏也好！音乐与观众都会更感激他们的。有人十分钟编织一朵人造花，而且不屑的样子，其实是要告诉你他们的文字根基有多雄厚。那颜色与造型也许鲜明有趣，但我闻到一股这个环境里文艺界特产的那种酸臭的气息。
说实在话，“艺术”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脆弱到比计程车费涨价这样的东西还不值一顾。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会因为没有“艺术”而死掉（除了可怜而执着的艺术家会饿死以外）。我这样说也许无情而残酷，但艺术家假如不能提供别人能感觉得到，我说，感觉得到的作品的话，一个执着但无能的艺术家饿死其实也只是一个活该的事实。因为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其实不应该管比他自己肚皮更多的事情。
看过许多的气质：热情、激昂、痛苦、沮丧、衣着发型、悲愤、爱情与悸动、流离、老人茶、脏、怪异行径，等等，但有趣的是，当他们了解到现实不会向他们妥协时，或躲在家里纳闷，或转行，或出国深造，那时他们却又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这其中有许多人（据他们自己说）把艺术看作是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因而上述这种结果只能证明他们对艺术的背叛能力还是相当强烈的。我实在不愿这么残酷的来看这种事情，但所有的结果告诉了我什么事情呢？有些人其实是没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
第二部分音符旅程（2）
内涵、诚恳度、美感、自由、正义、真实、想像力、情感、气质、关怀、人性，等等，都是谈论“艺术”这个东西时常会产生的一些用语。许多人乐此不疲，仿佛拥有这些名词以后即可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天才。说实话，我没有能力去讨论这些东西。当天才们在热烈进行讨论的时候，凡人最好闭嘴。天才们的特点是使别人无法加入他们的谈话：大深奥了，天才们大激动了，他们一拍桌子举世震惊，革命于是风起云涌，因此，凡人不宜。我只想了解用什么厂牌的弦能令我的吉他听起来略有不同。天才们偶尔会非常关心辛苦的劳工同胞们的生活，他们热烈地讨论中下阶层的生活困境，并且将一股浓浓的乡土关怀及乡愁情绪藉着手中的名牌香烟倾吐出来。当我在想着如何筹备一场学生演唱会时，我更无法不感到自卑：天才们的神圣使命感使这个动乱的大时代平添了几许尊严。他们确实也不会忘记去讲一些别人私生活上的一些私人事情，他们慷慨激昂，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因而使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道德在一个沉寂的夜晚放出不朽的光芒。天才们知道怀疑别人的人格是必须的，哦！怀疑，是的，虽然天才们为了自己的私德从不去用这个难听的字眼，但他们确知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格是界定即使像一件小小的陶艺品这样的东西的艺术价值的最起码标准。天才们的审慎态度通常使平凡的我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坐在他们外围，甚至不敢告诉他们我的音乐可能在唱片行内有得卖。我无法想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集体反应产生，因为通常他们只要听到“商业行为”这四个字，掩鼻、呕吐、晕眩、四肢发软、歇斯底里、尖叫、痛哭、捶胸顿足、休克，等等诸样生理反应都可能发生，而你绝不可以去伤害天才的。因为天才们确知，艺术像他们自己一样，是无价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绝对民主，而且绝对专制的。艺术只有两种，好的，和坏的。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整天和巴赫、莫扎特、勋伯格的音乐厮混在一起而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好的”音乐聆赏者，他充其量只是“好的音乐”的聆赏者而已。但谁说贝多芬就没有骗钱糊口的作品呢？因此，对于那些只晓得“跟随着音乐革命先驱的脚步”听音乐籍以提高本身音乐格调的聪明人而言，这样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只知道。庄严的弥撒曲加上一套超高价值的音响是无法使一个庸俗的心灵升华的。当一个人坐在那么大一对喇叭前四公尺距离严肃地聆听帕格尼尼的超技练习曲而想从其中获致“高度临场感”时，我只知道音响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傻瓜而已。人们到底想从严肃音乐的世界去认同什么呢？或是被认同为什么呢？在1983年的一次音乐展里，有这样的现代音乐作曲家说了这样的话：“假如你们对我的音乐还有感觉的话，表示你们的音乐心灵还没有被环境里的音乐污染。”这位可怜的作曲家，他显然为了自己的音乐未曾受到广泛的重视而感到愤怒与伤心；但音乐毕竟是民主的，当观众在布满红地毯的大厅内用他们困惑迟疑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的尴尬与不解后，回家后再度放起肖邦的夜曲来洗涤那一个被那些恐怖电影配乐似的现代音乐污染的心灵。所有的人困惑着同一点：何处不妥？何处短路？在整个荒谬的艺术环境里，我们得设法使音乐变得至少比较不荒谬。有些人孜孜于用他们自认为是的观念去肯定、否定某些艺术品或个人，却忘了整个大环境本身就是个混沌未明的局面，忘了环境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养份来灌溉一个创作的胚芽，于是他们赞叹一朵鲜花的娇艳，践踏一堆杂草的荒芜，却忘了一片树林成长的历史。这些人依我看，只是知识水平的道德戒律使他们没有去从事翻版唱片的行业而己。
音乐是一种能量的延伸。有音乐可感觉得到的场合，一定需要一些能量的推动，不论是人力、电力，或来自大自然的天然力量。也没有人能解释音乐的力量来自何处。就譬如，你可以不信教，但你得相信宗教是有力量的。它绝不仅只是一种无知、偶然或迷信或盲从或无助之下的产物。你永远无法解释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面四个音符为什么那么有说服力。这显然就是音乐的抽象性。当然我们可以用电脑来作曲并且使音符变得极其多变而复杂，但你马上会发现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