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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解释:“我只想安静一段,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有班可上,只有我一个人失业了。”
“得了吧。不过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故意躲着啊。”
我催促阳子先做眼下的事吧。他同意了。
我把他领到了那个低矮的小砖房子里。
小冷像展示一件圣物似的,再一次把门闩上,只让我和阳子看那幅画。阳子反反复复研究,对着光亮看,又拿到暗处瞄,只差没用鼻子去嗅了。最后他拍拍手说:“我认为是真的。不过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儿只有一个人能搞得通。”
我知道他在说谁。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可是小冷听得分明,开始一声连一声追问:
“谁?你们说谁?”
阳子没有看到我在使眼色,直通通地说出:
“聂老。”
我坐在了椅子上。是啊,聂老。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就亲手做过很多假画。当然他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洗手不干了。他曾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画家,现在一幅画也不作了。我几年前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他,真是眼界大开。那位朋友是一位杂志编辑,他的爱人叫滨,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聂老每个星期都要到滨那儿,直着眼看她半天,然后再回去。这个老人倔犟得很,谁的话也不听,只有滨说什么他听什么。他还许诺要为滨作一幅大画,这话说过有五六年了,却一直没有动笔。那时候由于我成了滨一家的客人,所以聂老对我还算客气。不过眼下我可不愿为小冷的几只虾去找那个孤僻老头,更不想去见滨。我只想安静一会儿,只想在这个春天好好安顿自己。我太疲倦了。
可怕的阳子,扔下这样的一句话就走掉了。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22)
接下去是小冷的百般缠磨。她一定要我把这幅画送到聂老跟前。
“求你了,不行吗?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了。行不行啊?”
我无言以对。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恩人,只想安安静静的。但后来我终于妥协了。我伸出手说:
“拿来吧,那幅画。”
小冷不由自主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但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先问明白了,等找到了聂老,他同意做了,我再把画给你。”
这个精明谨慎的小冷,这一刻兴奋得两颊都红了。我能理解她。
可是我却迟迟没有找滨。我知道这事儿只有滨才做得到。
4
这一天我正在犹豫是否去找滨,那个久闻其名的“静思庵主”突然来了。
黄科长闻声出门,站在枣树下,夸张地拍着手说:
“欢迎庵主,欢迎庵主!”
小冷也一下跳起来:“你多久没来了呀,你!”
庵主谦逊地笑笑。
我从窗户上看得清楚:他中等个子,脸黄黄的,颧骨有点高,模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得多。他的眼角耷拉着,显出一副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暖融融的天气,他竟然还戴了一副白手套,这时正不急不慢地摘下。整个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他梳理了一个与脸型和年龄十分不协调的大背头,这使我觉得有点别扭。
黄科长已经在急一声缓一声地喊我了,我只得走出去。
黄科长在我们之间做了介绍。静思庵主平静地握着我的手:
“久仰久仰,幸会幸会。”
我也重复着类似的话。
黄科长一手搭在我的肩头,一手搭在静思庵主的肩头,却在说给我一个人听:
“怎么样,名不虚传吧?庵主年龄不大,却让我由衷地钦佩。他择友甚严哪。”
静思庵主鼻子“吭吭”两声,不知是自责的声音还是谦虚的声音。
我们三个一块儿到黄科长的办公室。庵主坐在最大的一张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身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我发觉由于内在的紧张,他的嘴唇绷得很紧。黄科长在一边介绍说:“庵主很忙啊,他很少有时间走出来。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学识才叫渊博,懂得医学、植物学、书法、雕刻、手相学。是吧庵主?”
庵主皱皱眉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停了一会儿黄科长又问庵主:
“听说过宁先生吗?”
庵主点点头,呷了一口茶,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若有所思。
黄科长又谈起了我的经历,什么辞职呀,地质学院毕业呀,到东部开拓新的事业呀,回城后又加入了他的协会呀,说个没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发现庵主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一幅又一幅画,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似的。他偶尔伸出指头点划一下,说一句:“用墨很好。”再不就是:“闲章盖得不是地方。”“这里应该压一方印啊!”
最后一句刚刚出口,黄科长一步跳过去:“有光,不能这样说!这是有讲头的啊!”
黄科长一急就忘了叫“庵主”,而是直呼其名。这使我知道他叫“有光”。
我问:“有光先生,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庵主背着手,微微把脸转过:“没什么,业余时间搞搞根雕、写几幅字而已。”
我发现庵主少言寡语,却并非是腹富口俭的人,他大概在生人面前天生有一种拘束感。与他谈熟了,他的话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了。我们俩坐到了一块儿交谈起来。黄科长偶尔插一句,一会儿就伏到案上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庵主一会儿问我认识这个吗?认识那个吗?他说的名字只有一二位听说过,但我一概摇头:认识那么多人,这就与黄科长所说的“择友甚严”相抵牾了。原来这个庵主热衷于交往名流,朋友多得让人吃惊。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我还发现一个秘密——这也是他与黄科长过从甚密的原因了——他可以替黄科长搞来很多所谓的“名人字画”,同时还是黄科长的热心读者,能适时送去激烈赞誉。他问我: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23)
“看过黄老‘自传’了吗?”
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我从来没听谁叫黄科长为“黄老”。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没有,还没来得及拜读。”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看看!”
我点头。黄科长笑眯眯转过脸来:
“庵主帮我一字一字订正过。当然了,回头老宁是要看的,我还要请他斧正……”
我说:“不敢。”
庵主接着背了一段“自传”。我惊讶地发现:他嘴里的这一段文字竟是如此畅美。
庵主离开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闪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从今天起就算是朋友了。很好。相见恨晚。请多加关照。再会!”
他说的都是书上的客套话,但因为热情烤人,又足以弥补那种刻板和不足。我把他送到门外。我的后面,黄科长和小冷却及时地站住了,大概他们有意让我和庵主增加一些接触。
庵主再一次握着我的手:“我很重视你。我们将尽快见面。要知道——”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熙熙攘攘的巷子:“‘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
这一句并非是对我说的,而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句喟叹。叹过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他那梳理齐整的背头不知什么时候给搞乱了,但头颅却一直用力昂着……
5
很久没有见到滨了。
当年我想在东部办一份杂志,通过滨的爱人联系了一家已经办得不耐烦的刊物。我们想用“过户”的方式把它弄到那儿去。就这样,我与滨结识了。
第一次见她让我好一阵吃惊。我得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长得大大的,极其完美。闪着光泽的*肌肤、一对水灵灵的忽闪不停的眼睛,都让人一时无语。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座干燥酷热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样水汽充盈的生物。接下去我还发现,她的性格比她的形象更有魅力。那真是爽朗热情,温和宽厚。她和爱人水乳交融,两人形影不离,嘘寒问暖;他们竟然能当着别人的面亲吻,却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洋人。他们俩并排坐在那儿,大多数时间两手相牵;有时他们彼此忙里偷闲地、匆匆地看一眼,留下一个幸福的、不易察觉的微笑。总之她落落大方,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她只是使人仰慕或爱恋。当然,她对任何男性都会有吸引力;不过对她只可以尊重而不可以亵渎。作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我想滨的一生都不会有通常的那些男女麻烦,而只会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摆在那儿,让人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景仰。
我后来还曾在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她。在那种热闹场合,她好像比平时更加出众,简直是仪态万方。她有一刻由于要应酬一边的朋友把爱人给忽略了——突然想起来时就急急地找到,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刚刚结识的一些女友旁边一一介绍。
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缠住了。我每当看到那个长着一缕白须、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踩着碎石路而来的老人,就有点不忍。滨总是眉开眼笑、一蹦三跳地扑过去,小心地扶住了老人。那时老人就把拐杖提离了地面,一下挽住了滨的胳膊,一只手还紧紧握着她的手,拍打抚摸: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我想你啊,想你啊。”
“我也想你呀聂老。”
就这样,她搀扶着聂老到屋里坐下,目中再无他人。聂老看着她,她也看着聂老,两个人手扯手坐在那里。这种注视至少要花去二十分钟。这之后聂老才提起拐杖,咳嗽着,弓着腰站起: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24)
“我回了,孩子,我该回了。”
她的爱人也站起来,只把客人送到门口。聂老由滨搀着,送上很远的一段路。
去找滨吗?我仍然拿不定主意。
第二章
流浪小记
1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人否认: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有规律地作息,这既是健康的条件,又是健康的标志。如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一日三餐,定时与家人散步、与孩子一块儿玩耍等等。如果有可能,最好让美梦也适时而至。从容、和谐、健康,这一切才是人们真正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惜这一切在四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我毫不沾边。这也是我与梅子的差异。梅子,还有她的一家,简直很难有一种什么外力能够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谈到我与梅子的不同时,岳父和岳母只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宝贝女儿:她有事业心。
我缺少事业心吗?
岳母有一次叹息:“如果你们俩能调换一下就好了。”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苦笑。我好长时间都在琢磨这句话。后来我在台历上写了这样一句:一般而言,事业心并不能使一个女性变得更为美丽,除非她是一个殉道者。
我写下来也就忘了,压根儿记不住当时为什么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大约是梅子随手翻阅台历看到了吧,有一天散步她突然问我:
“喂,问你一个词儿。”
“什么词儿?”
“什么是‘殉道者’?”
我怎么也没有记起在台历上写过的那句话。我认真地解释了一番。她接上问:某某是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提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我回答:都是。可能都是吧。后者我见过照片,那是一个执拗的、十分温厚而端庄的女性,很美丽。我想她的美有一多半是来自那种殉道精神。这种美应该是不容侵犯的……
梅子不吱声了。
过了很久,我还能想起她那天奇怪的神情,后来终于恍然大悟:我记起了在台历上写下的话。我笑了。梅子那一天与我讨论,说那些一心扑在平凡而又不可缺少的岗位上的人,那算不算“殉道”呢?她进一步解释,说自己就是一个被固定在这样的岗位上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了。我说是啊,在有些特殊的年头里,人们到处寻找轰轰烈烈的事情,以便成为一个英雄。他们巴不得在路上遭遇受惊的马车或歹徒抢劫,实在不行就是碰到一个草垛着火也好。他们就盼着有这么一个机会挺身而出。可惜怎么也碰不到。结果有人太急切了,做梦都想参与这些恶性事件和不幸事件,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竟然亲手点燃了老百姓的草垛,然后再一头一头往火里撞……
梅子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开玩笑,我是跟你认真讨论的——我是说,有些女同志,她们兢兢业业,在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