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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把萧齐的建立说成顺应天意之举，又把萧道成比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石双鸟，不谄中有谄，不谀中有谀，可谓恰到好处。萧道成听了很高兴，夸赞说：“儒者之言，可作万世之宝。”
萧道成和魏晋以来借“禅代”之名篡取天下的统治者一样，试图以提倡孝道来掩饰自己忠节有亏的行为。他又令人吟诵《孝经》，便是这种用心的一种表露，但其中又另含深意。他虽然不忠于刘宋王朝，但却希望臣下效忠萧齐，诵书之令正是这样一种暗示。王俭对此心领神会，借诵书向萧道成表白忠心。以诵争宠原本是谄媚之举，竟被王俭做得如此自然体面而风雅，也确实不易。
开局之需不急于明确表态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当争斗双方势均力敌、争斗前景尚不明朗之际，介于双方之间的第三者常常从明哲保身的意图出发，采用“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手段，力图避免过早陷入是非纷争，以便保留充分的选择余地。汉武帝时期，丞相田汀蛩皆构瓜菔频慕喾颉９喾蛑盐浩浜铖加ぜτ人Ｔ诘敝谕⒈缡保加ぁ笆⑼乒喾蛑啤保锿‘则“盛毁灌夫所为横态，罪逆不道”。汉武帝询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做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首先重复了窦婴的发言，然后表态说：“魏其言是也”；接着他又重复了丞相田汀姆⒀裕俅伪硖担骸柏┫嘌砸嗍恰保蛔詈笏职选捌で颉碧呋馗何涞郏毫饺搜跃闶牵拔髦鞑弥薄Ｔ谥泄糯分校补嗟脑不倭疟缺冉允恰！ �
他们从容身保位的私利出发，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在没有确定胜负前景之前，绝不肯将“赌注”轻易押向任何一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往往与政治投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争斗前景趋于明朗、争斗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明显差距之后，那些貌似公允的人便会改变不偏不倚的立场，极力挤入胜利者或强盛者的一方，政治“天平”也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例如那位“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的韩安国，在丞相田汀季萆戏缰螅⒓锤谋淞四＠饬娇傻奶龋唤霾辉偌岢衷吹牧⒊。一锿‘出谋划策、主动参与了陷害窦婴和灌夫的活动。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暖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作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照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1628）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从小在钩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后京卿出为方伯，入庙行香。其时府县以下，伺应者数十员，突有衣冠破烂者，至方伯前，长跪号哭。自称情愿改过，任凭父亲处治。方伯细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处匪徒，敢冒吾子，殊属胆大！”饬役加以缧绁。面交首府问罪。首府带署讯之，诘其家世，言之凿凿。试以学问，亦能成文，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问其志向，则再拜涕泣曰：“愿回籍应试，冀得科名，以赎前愆。无旅资奈何？”众怜其志而哀其遇，集金送之去。后闻家人言，始知实非方伯子，然已被骗去多金矣。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属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置失当造成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
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厚黑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卷铺盖回了老家。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入狱，最后降旨赐死。
控局之道做一个耐心的垂钓者
控局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既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达到目的，不仅要说服对手，战胜对手，而且要不显得太张狂太咄咄逼人。
但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设局需要谋略，而控局则是艺术。什么是控局呢？也就是牢牢地控制局面，控制节奏，把握最佳的出手时机。时机不到不要急于收网，时机成熟要当机立断；在与对手博弈时，要外松内紧，不可打草惊蛇。控局需要灵活性，更需要成熟稳健的心理素质。
欲擒故纵
袁世凯在谋权的时候，该进时进，该退时退，欲擒故纵，把载沣等满族权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确手法老练。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年幼的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摄政，以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痛恨袁世凯，对他的野心也心知肚明，于是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养疴”。从此，袁世凯开始了闲居生活。有些不适应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能随时捕捉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廷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分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严峻，清廷不得不考虑请袁出山。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由于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这样做会引起更加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