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不见--屠隆和他的昙花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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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振钟其人其事万历十二年，岁在甲申。—道论疏，送到年轻的万历皇帝面前。上疏的是刑部主事俞显卿，目的为论劾礼部主事屠隆。疏中指称屠隆淫纵，说他“翠馆候门，青楼郎署”，言辞不仅有失文臣体面，而且其中媟语还牵涉到勋戚闺帏，万历看后极为恼火，不仅将屠隆贬斥，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职。此时屠隆由县官调任京职才一年多，而俞显卿刚中进士授官只有几个月。这次论劾事件，在京城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无论屠隆还是俞显卿，都不过是小小的六品文官，他们的落职对政局绝无任何关联。就两个当事人来说，他们似乎运气不好，正在张居正去世两年、万历皇帝尚有心政事时，如果迟过几年，万历皇帝厌恶朝政，这样的小事，才懒得去管呢，而他们也许不至于两败俱伤。　当时的舆论，似乎有点倾向屠隆，因为俞显卿的论劾，完全属于私人报复。俞显卿未中进士前，是松江的举人，那时屠隆亦在松江青浦做县官，俞有事干谒屠隆，大概屠隆的名士气太大，没有把俞某放在眼里，且言语颇为轻侮。因此俞显卿对屠隆怀恨在心，想不到时间不长，两个人居然同朝为官，这就给了俞显卿—个机会，小人心情，原是睚眦必报的，因此俞一命职刑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击屠隆。本来纠弹官员是监察御史或者是各科给事中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俞顾不得了，立刻想借皇帝的权威，要置屠隆于身败名裂。如果这单是“秀才争闲气”，就没有多少深文大义了，也不会对屠隆以后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明朝，情形却又比较特殊，那是个道德政治时代，道德的标准往往被用来代替政治标准，文官体系上下的矛盾，通常都表现为道德上的冲突，这是明代政治的特点。俞显卿为刑部官员虽然几个月，但作为执法者，他是深知这种道德政治的法律威力的，他攻击屠隆的口实，即在于屠隆的个人行为违背了士大夫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这就等于宣布了屠隆政治上的违法。可惜，俞显卿在夸大屠隆的道德过错的同时，缺乏策略，做得太过火，自己不小心也在道德伦理上犯了忌，所以连带着不清不白，遗人笑柄。　诚然，俞显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但屠隆确实也经不起这种道德的打击，不但失去政治前途，终身都不再能振作有为，而且由于此次打击留给他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屠隆后来一直处在一种道德的阴影当中，直到晚年，犹带余恨和自我忏悔之意。也许，他后来回忆往事时，并不能全怪小人俞显卿的报复，而是要对自己过去的形迹作主动积极的检讨和反省。　像那个时期最容易放纵的文人一样，屠隆在青浦任上过着极为轻松佻达的名士生活。实际上所有关于他为官清明、受民爱戴的记录，都说明屠隆符合士大夫诚心正意、仁民爱物的原则，然而屠隆是极富才情的文人而非只一个良吏，尽管青浦小民百姓一致认为得到了他数年的恩惠，可他们并不了解这位“明府”的真实生活态度和思想情趣。正如屠隆在《出青溪记》中写他当年离任赴京，青浦士民数百人尾随送别至太仓。感动之余，他对送者说：　“我在邑无状，何从得此？”屠隆讲的是真话，“无状”当然指他自己公务之外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他追求的—种与为官作吏职责无关的个人生活。根据一些野史材料的叙述，屠隆在青浦期间的生活，虽然未必放荡不检，然而却也不是仅仅与当地文人雅士诗酒唱和。他的声名既高，却喜欢与声伎伶人往来，征逐歌舞，甚至不惜籍身其中，尽情享受世间生活中的声色之乐。这种超出一般礼法规范的行动，虽说已在士大夫阶层蔚然成风，但对于屠隆却仍然意味着个人性情对于世俗欲望的沉沦。　从颖上迁官江南青浦，直到万历十年初冬离开，短短五六年，屠隆在这块温柔乡里，最得意最快活的事情，也许真的要算在戏曲上。那时婉丽妩媚的昆曲，已经占据了坊间和缙绅的院堂，青浦与昆山一水相连，应是昆曲搬演最繁盛之地，听曲自是屠隆日常生活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听，还要编传奇，以屠隆的才情也是当仁不让，　《紫毫记》就是那时的作品，据同代人讲，这出传奇里的主人公李太白青莲，即为作者自况；不仅是编，自己还要演角色，“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大概屠隆太喜欢炫耀自己戏曲艺术方面的才能了，所以不惮常常脱了官服扮做优伶。这样的爱好，如果仅仅在江南一隅，那他最多也就是个风流县令，但屠隆几年后又将自己的这份爱好带到了京城，那就不能不引起士林侧目了。　礼部主事屠隆，到京城时间不长，就屡屡在达官贵人的私人堂会上粉墨登场，本来也就为一逞才情，谁知他的即兴串演，得到了一位侯爵夫人的注意和兴趣。她是第十代西宁侯宋世恩的夫人，年轻的夫人有色有才，而且精于戏曲音律。每当屠隆演剧时，宋夫人总是坐在帘箔后面欣赏，有时候乘休息的空儿，让人给屠隆送上一杯香茗，表达她对他的关心和倾慕。由于侯爵夫人身份特殊，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在当时环境气氛中，多少总有一点暖昧色彩。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种才子和才女的情愫，但是这种出于艺术上的相知相交，却也未必一定表现为男女私情，他们完全可能是清白的。然而世情汹汹，屠隆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士大夫圈子里瞩目的风流人物，何况对方又是一位侯门深宅里尊贵美貌的女性，种种猜测和臆想，出现在像俞显卿一类人嘴里，是可以预料的。对此，屠隆没有作过公开的解释和辩白，也许以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即使在京城这样褒贬最重的地方，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心目中的楷模李白，曾经为美丽的女人杨贵妃作歌词，杨妃当着皇帝的面亲自磨墨，何曾有过什么忌讳，他自己不就是当世的李白吗？可这是明朝，礼法仍然是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屠隆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睛，西宁侯宋夫人却因这种不同寻常的交往而受到了诽议和伤害。一些情节被夸大渲染了，有关他们的绯闻，在上层社会、缙绅阶层悄悄流传，侯爵夫人带上淫荡的名声，甚至连宫中亦有所察觉。不知在这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中，屠隆是否仍然能保持与这位为艺术爱好而牺牲名誉的女性密切关系，不过随即发生的俞显卿论劾，将事情公开化后，屠隆恐怕想如此也不行。万历十二年的斥逐，使屠隆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舞台上与宋夫人眉目传情，在台下品茗谈艺了。一段情愫，一段难得的艺术之缘，因为小人从中作梗，也因为道德政治的威严，不得不被迫中断，从此间关万里，红颜知音难再，屠隆的内心说不清郁结了多少人生的惆怅。　后来十多年，屠隆怎样度过，且省略不问。大概万历三十年晚近，杭州西湖的桂子弥漫浓香，六十岁的屠隆一夕设席招待一班友人，席间令家中蓄养的声伎演出他刚写成的新剧。新剧名《昙花记》，形式上为流行的神仙故事，但其中寓意甚为曲隐，如果不是深知屠隆的人，很难破译。当时在场的有文坛晚辈沈德符，他是万历甲申年屠隆、西宁侯夫人绯闻的知情者，但他也听不懂《昙花记》。小沈问屠隆的老友冯开之：屠年伯《昙花记》曲中的主角木泰清指称谁？冯说，那是宋西宁，老屠想到当年连累了宋夫人，所以作《昙花记》，此曲是老屠的一篇忏悔文也。沈德符恍然大悟，于是在《万历野获编》中，专为《昙花记》的始末作了记叙。　但屠隆忏悔了吗？假如《昙花记》真是为了西宁侯夫人而忏悔，那么这也只能说明屠隆一生中最难忘最珍重的，恰恰是他与一位艺术女性之间那一段艺术情感，所以与其说屠隆是在忏悔，不如说他是迷恋，曲终人不见，但遥远的京城有一双仍然年轻美丽的眼睛，在关注着他，这使晚年的屠隆更加沉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