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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姆尼科从公开情报来源中搜集各种情报。它订的技术性和其他类型的报刊杂志的目录，足足长达十六页单行打字纸；仅订杂志每年就花了四千美元。它收集俄亥俄州的采矿工业地图以及各种油田、天然气田、海岸线和输油管的地图。它从各城镇商业部门中打听那里的工业情况，了解那些厂矿所在地的经济上的优越性。它根据工业制作方法的专利税，可以计算出这些地区的工业产量。一九三七年，法本化学公司要求克姆尼科子公司查明某些工厂的碳化物产量，克姆尼科子公司提供了十分之三的工厂的产量数字。第二年，它为法本化学公司搞到了五十六种化学样品，其中八种是“难以找到的”。它帮助许多到美国工厂参观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个人在六个月的参观访问中，往国内寄回了几百页报告，尤其是关于合成化学品和合成橡胶的报告。克姆尼科子公司每星期往德国寄几十张剪报和一份报告。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英国的阻拦，再也不能这样直接寄送情报了，法本化学公司于是将葡萄牙的一些掩护地址交给克姆尼科子公司使用。克姆尼科子公司一直活动到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的那一天为止。
克姆尼科子公司数百磅重的蓝图、剪报、报告和图片，主要是供给法本化学公司的经济情报部的。该部座落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七十八号。法本化学公司的其他一些单位，其中包括一个引人注目的德国军方驻该公司的联络处和一个政府机关驻该公司的联络处，也设在这个办事处里。根据邮政区的划分，整个法本化学公司称这个办事处为“西北七号”，它的领导人是骄傲自大、野心勃勃的马克斯·伊尔格内尔。
经济情报部是一九二九年由三个人花了一番心血创立起来的。这三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类似美国研究机构那样一个机构，但三人各有各的打算。同国联有联系的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想利用它来调查欧洲和平发展必备的经济条件；法本化学公司的一个老板，希望用它来为自己的公司调查国际金融货币行情；该公司的另一个老板，打算利用这个机构的情报来解决劳资纠纷，而且解决得尽可能有利于资方。最初，法本化学公司只是为这个独立的机构提供经费，到了一九三六年，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成了法本化学托拉斯的雇员。
德国统计部雇员兼柏林大学副教授安东·赖森格尔博士参加经济情报部工作。法本化学公司允许他随便利用在西北七号设立多年的一个小图书馆和剪报室。赖森格尔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情报，帮助法本化学公司的董事们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例如，在缔结专利权协定时，是以美元、英镑，还是以其他货币作为结算单位。在精力充沛的赖森格尔的领导下，这个部迅速发展，改名为公共经济部。公共经济部立了一大功，它预料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美元的贬值，为法本化学公司省下了三千万德国马克。这次成功使公共经济部从开始时的十人增加到战时的一百人，预算经费相应地从十万德国马克增加到一百万德国马克。赖森格尔不仅早就开始收集有关市场、货币、化学工业发展和竞争企业的情报，而且也收集有关外国、尤其是法本化学公司可以扩充势力的那些地区的经济情报。有些经济研究机构只是应请求才开始研究某一个问题，赖森格尔不一样，一旦某些产品、市场和人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就马上收集有关的材料。所以他能比其他机构快得多地满足人们对情报的要求，而且情报的质量不差。结果，有许多“顾客”，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外交部商务处处长的卡尔·里特尔，宁愿向公共经济部索取情报。
赖森格尔的情报，多半来自技术报刊和一般报刊。其余大部分则是同德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大银行、政府各部以及其他主要企业（包括象美国的杜邦公司和英国的庞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样一些外国公司）交换来的。许多外国企业在法兰克福设有分部，公共经济部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分部，帮助收集它们的材料。公共经济部还有部分情报来自法本化学公司常驻国外的代表（他们定期向德国报告驻在国的情况），以及来自德国派到国外进行专业考察的特派代表。
他们提供的情报数量虽然不多，质量却很高。公共经济部将这些情报写成报告，装订成册，配上绿色封面，按顺序编码，用平版印刷机一次印刷二十至五百本。例如，关于东亚情况的第四卷报告，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出版，几乎发到一百个人的手里。这些人中间包括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部长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希特勒的党务秘书马丁·博尔曼、德国驻东京大使和克虏伯公司的大老板等。
决定情报分发对象的是马克斯·伊尔格内尔。他意识到公共经济部的情报可能有价值，所以在纳粹上台后不久，就向盖世太保、刚刚成立的党卫队保安处和托马斯将军兜售这些情报。托马斯将军主管的部门，同这些情报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德国的经济动员和调查外国的经济情况，是由他负责的。他同公共经济部的接触，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通过法本化学公司在一九三五年建立的、属于西北七号领导的军方联络处进行的。联络处有位官员叫海因里希·狄克曼博士，他是一位化学家，除了担任其他职务外，还兼管情报。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会见了托马斯的部下，向他们介绍了大不列颠的硝酸工厂和氮气工厂的情况，这两家工厂是英国炸药工业的关键部分。他列举了建在苏格兰的两家新工厂和一些比较老的工厂，提到了正在改建的另外一家工厂。法本化学公司根据一个新建工厂的基建成本，推算出它的年产量是四万吨。狄克曼还纠正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一九三八年对英国硝酸产量所作的错误估计。
到了八月，战争迫在眉睫，赖森格尔访问了托马斯所管的部门，把他的资料档案交给这个部门随意使用。不久以后，他收到了这个部门要他进行一些专门研究和提供原材料的请求。赖森格尔终于不得不从当时的三十五人中抽出十人来处理军事材料。有时候，托马斯的部下干脆打电话，询问公共经济部依靠它的档案可以解答的问题。有时候，他们让公共经济部提供整篇报告。譬如，在一九四Ｏ年，他们要求提供一篇有关美国的炸药和氮气产量的研究报告。公共经济部就遵命编制了这种研究报告。到这时候，它和西北七号的其他单位都迅速扩大起来，以致它们不得不两次搬家，最后才安置在科赫街七十三号。
在对俄作战期间，公共经济部为托马斯的外国战时经济处提供了有关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一份关于苏联军事化工生产的报告讲述了这门工业正在向东部转移的情况。俄国西北部地区一九三七年的军事化学用品产量占全国这类产品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六，一九四二年则只占百分之十四点七三，而西西伯利亚同时期的百分比从零增加到百分之四点二五。一九四三年，公共经济部利用法本化学公司实验室对缴获的九十枚俄国炮弹所作的分析，断定德国的入侵对苏联炸药工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公共经济部报告，战前制造的炮弹里装的多半是梯恩梯，而一九四一年和以后制造的炮弹里面，威力弱得多的硝酸铵的成份比例却越来越高。公共经济部认为，这是因为俄国三分之二的炼焦厂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落到了德国人手里的缘故。
公共经济部的其他报告对战争产生了更直接、更恶劣的影响。托马斯所管的部门要求它提供有关敌国工厂的照片和地图。公共经济部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因而不得不影印技术报刊上的图片。有一次，公共经济部应军方的请求，配合着航空照片和法本化学公司一位熟悉英国克利夫顿镁厂情况的雇员捉供的看法，详细解释了这家工厂的各种建筑物的用途。这是在为空袭作准备。
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观点来看，法本化学公司绕过它直接同托马斯所管的部门联系，给它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谍报局有它自己的经济谍报机构，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它就称不上是组织机构齐全的收集情报的机关。这些机构中最活跃的一个，或许正是同法本化学公司打交道的那一个。
原因在于阿尔布雷希特·福克少校。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零年，他曾经是一位很活跃的炮兵军官，在工业部门发迹后，担任一个货车制造厂的经理。后来在谍报局预备役军人夏季训练期间，他的朋友、谍报局经济情报处处长思斯特·布洛赫少校看中了他在实业界的经历，说服他重新服役。大约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科隆站没有经济情报小组，这个小组是谍报局前哨站设立的第一批经济情报小组当中的一个。其所以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小组，或许是因为在莱茵河下游几英里的勒弗库森，有法本化学公司生产阿斯匹林的大型制药厂拜尔制药厂。可是这个小组没有什么作为，一半因为这个小组只有一个军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福克成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个军官，他立即开始扩建这个小组。
福克个子虽小，脑子却很灵，他在莱茵和鲁尔地区穿来穿去，同法本化学公司和其他企业进行接触，摸取情报。虽然他有时同拜尔制药厂驻国外的代表直接接触，但通常他只同勒弗库森厂的经理、副经理和药厂营业主任（所有这些人都是法本化学公司的董事）打交道。福克的助手是一个年青人，鲁莽固执，引起了营业主任的不满。他从法本化学公司的一位比他年轻的负责人那里收集真实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拜尔制药厂的来往信件和该厂驻国外营业代表的报告摘要。
福克同拜尔之间的关系，就好象是他们上面的马克斯·伊尔格内尔同布洛赫之间的关系。布洛赫是犹太混血儿，德国人说他有“血统缺陷”，他现在成了光荣的雅利安人，弥补了这一缺陷。
尽管如此，法本化学公司一贯激烈反对泄露情报，一九三九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召集法本化学公司各厂中代表它的利益的经理和董事们在法兰克福开会。会议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强提供情报的工作。但是，福克后来说，“除了在法本化学公司美餐一顿之外”，会议“没有取得多大结果”。后来的两年中，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不得不把一些董事（他们是德国最有权势的工业家）召到他的办公室，教训他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可是不管用。有一天，他对法本化学公司的人发表讲话，给他们打气，说公司的情报对改善谍报局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后来，一位董事走到他跟前，不但没有表示要提供比较多的材料，反而问法本化学公司能不能不订谍报局的报告！伊尔格内尔本人也在耍两面手法。
“我不理解，”有一次他对福克说。 “你肯定收到了我的旅行推销报告，”
当福克否认之后，伊尔格内尔把一个部下叫来，臭骂了一通。这个部下难受得象一条可怜虫。这个部下和福克一块离开房间的时候，便对谍报局的这位军官说：“你看到了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完全知道你没有收到这些报告。”
法本化学公司利用各种借口不向外提供情报。一九四四年春，当谍报局正准备把自己的一摊工作移交给党卫队保安处的时候，谍报局的一位军官来到这家公司索取资料。 “听说你们在为党卫队工作，”法本化学公司的经理对柏林说。
“可是军队里有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克说这就是“典型的法本化学公司的手法”。他觉得所有的大型企业对战争的贡献远远不如一个普通人，法本化学公司尤其不如。他认为这个卡特尔只是在保护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过原因比这还要复杂。这个大型企业又一次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任何别人或任何别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之上。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也向其他企业搜集情报。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谍报局德累斯顿站的古斯塔夫·博德少校向座落在耶拿、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大型光学仪器公司卡尔·蔡斯公司的经理奥古斯特·科特豪斯写了一封信。博德首先在信中有礼貌地对科特豪斯表示感谢，因为“您愿意在我从事经济调查的工作中支持我”，然后接连向他提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斯科达公司的哪一家工厂生产曲轴？这家工厂的最新计划是什么？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