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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的领袖们也不配得到因为建立了情报机构而给予的各种赞扬。英国的环境使他们在开始建立情报机构的时间上大大占先。她的岛屿的位置，使她很难象法国那样依靠陆军直接统治欧洲。她把国家的力量投入到欧洲大陆上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就可以决定谁输谁赢，以此来间接统治欧洲。这种力量均势政策，无论是主动办法，还是被动办法，都需要情报才能获得成功。情报也有助于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是英国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因此，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开始，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更早的中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三世时代开始，英国就注重情报工作了。
那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对待情报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动态的反映。英国是个海上国家，基本上是要防守：皇家海军未被称作英国的矛，而被称作英国的盾。她需要情报。德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内局势异常紧张。她的军队是进攻型的，不需要情报。因此，她没有能发展情报工作。
这种根本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完全适合德国军官团中社会精华的胃口。他们相信，侵略——他们就是靠侵略起家的——保护德国和他们的生活免受外来威胁。 而在德国内部，在军队里，他们不仅仅忽视情报。他们同情报工作作斗争。因为情报工作威胁着他们的职业。
技术的进步自然产生技术人员。比方，在军事上，就有炮兵专家、铁路专家和研究外国军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是他们可以拿保留自己的知识相威胁，从而削弱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权力使他们能够首先要求至少在军事部门内找到工作，然后进入军官团，然后再往上爬。现有的军官抗拒这种侵犯，因为它夺走了一度属于他们的职业。
普鲁土一德国军官团比别的军官团要强硬得多。它的年轻德国贵族更害怕被免职，因为他们既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也不愿经商，他们别无去处。此外，自从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选帝侯让这些反叛的贵族在他的军队里当军官，以便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军官职位的世袭垄断权。只要他们来到人世，就能获得军官职位。他们认为：唯恐丧失荣誉，指挥官们才不当怕死鬼，只有贵族才享有荣誉，因此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领导部队；资产阶级炮兵专家，不论受过多好的训练，顶多只能干瞄准大炮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年轻贵族正谋求禁止他人争夺军官职位，尽可能不费力地将职位留给他们自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世袭制度改变为论功行赏制度。
如同整个军官团那样，参谋部对技术专家在它自己的令人眼红的领域里争夺职业的威胁进行斗争。在有些情况下，技术的压力太大，它只好屈服：铁路专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参谋部反对情报比较成功。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似乎使自己的一方拥有一些权利。四千年的军事史告诉我们，情报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参谋们相信，赢得战斗的胜利，要靠士兵、武器和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到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事物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自己的参谋部内建立专门的情报机构的时候，德国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参谋部照旧对情报采取利己的反对态度。
德军的参谋部认为采取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它说，既然有关敌人的情报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挥官应该把它当作自己整个任务中的一部分来处理。情报工作被列入作战行动之中。既然参谋部指挥作战，它就负责情报方面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情报工作是否应该作为一个专门部门分出去，参谋部排除了分出去的可能性。它不需要军官学校的学员上情报课；有关敌人情报的种种问题一并列入战术教案之中。它强调了超脱个别部门的特殊问题的重要性，把这些问题看做整个作战形势的一部分。它认为，在战斗期间敌方出现不明情况时，激烈的作战将会澄清这些情况。它排斥同间谍打交道的军官，理由是同这些骗子的交往已经毒害了他们；一个研究工作者曾经说，它宁可要“高尚的无知，也不要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有用情报。”它贬低情报，为了弥补，就过分强调指挥官的作用。因此陆军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康特·冯·施利芬宣布， “要确定敌人将从集结地域开到哪里去是困难的。骑兵和飞艇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一般都来得太晚。指挥官必须猜测或估计敌人的意图。”
然而，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以后，即使德国军官也不能再压制它了。他们看到，如果继续压制，将危害国家，由此而危害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在野战参谋部设立情报军官，在司令部建立情报机构。但是他们是勉强这么做的。他们的更大的保守性，既迫使他们，也使他们得以尽一切可能抓住他们旧的权力不放。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续拒绝给予情报工作以正式地位，而在别的国家的军队里，情报工作早就有这样的地位了。他们为了使这种态度形成制度，把情报参谋置于作战参谋之下。为了维护这种态度，他们几乎不开设讲授情报工作方法的课程。
而且他们认为必要时就大力宣传这种态度。专家们取得的进步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把施利芬的观点更尖锐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运气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特点，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们，任何聪明才智也看不清它们，只有指挥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们。……明确的意志是驱散黑暗的迷雾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烦恼的是，如果情报机构能赢得战争，那就没有人需要将军了。
现在毫无疑问，情报只不过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战参谋控制自己的人员和物资，比由情报参谋提供的有关敌人的情况更为重要。
但是德国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报的质量。因为德国人觉得情报是战术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让一般参谋担任情报官。由于作战参谋的职责更重要，他们让比较优秀的军官担任这种职务，于是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次等军官。如果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供的情报。比方，同盟国甚至让召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
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谋的主从关系。只是在后来，防守的形势使格伦和情报参谋们能够不时地帮助司令官们保全人员和物资，军队才真正开始缓慢地、勉强地、部分地改变它对情报的态度，但是改变得太少了，而且为时也太晚。
一个相当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纳粹国家的高级情报机构。这就是它的权力结构。纳粹党人称它为“元首至上原则”，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早就把它说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它损害了情报工作，既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又降低了情报的质量。
在纳粹德国，唯一的权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这纯粹是个人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这种权力来自群众和领导人对他的信仰，把他当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韦贝尔将这种权威同另外两种权威作了比较。世袭权威保持了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满清中国就是这种典型。
法制权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准则；这种权威通过一批有专长的官员实施，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来组成一个官僚机构。西方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来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国人中间唤起了狂热的激情——远远超过世袭王朝或合理的宪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于信仰他们的元首，德国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火炬游行，重建陆军和空军，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撵走劣等人，净化了欧洲大陆。希特勒经常吹嘘他的政策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由于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绝望的一九四五年还是奋力作战。
感召力就是这样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处。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是没有力量的，最后，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来，严格服从元首的原则使得纳粹德国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由一个组织严加控制，显然，这个组织的指挥系统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层的领导人，这就是常说的“铁板一块”。然而它的内部却象一个繁衍的蛇窠，每一条蛇都想把别的蛇吞掉， 自己没有明确的任务或职权，只想赢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强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则的实质体现。
由于民众不能对希特勒行使权力，他就不受法制或传统的权威的限制。他可以任意安排他的人员和机构。他所希望的，事实上是要人员和机构重叠，让他的下属互相竞争，他这么做可能出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过竞争，强者就会爬到上层。他在党内和党与政府之间运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二，使机构重叠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权力，便于他控制。如果让一个下级在某个领域里独揽大权，那就是把知识所赐予的权力让给那个下级；希特勒就成了那个领域里的那个下级的俘虏。另一方面，把一个领域里的权力分散开来，让几个下级担负同样的责任，就迫使他们为了有权而都来找他。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冯克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希特勒任命戈林领导四年计划委员会；在戈培尔担任宣传部长的时候，他任命迪特里希担任他的新闻秘书，他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的竞争对手，本来武装部队和纳粹党已经有了间谍机构，他又让里宾特洛甫建立自己的间谍机构。
但是这种办法效果不好。在情报方面，它使三方的机构浪费了宝贵而有限的政治密码破译专家。它使互相竞争的这三方情报机构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耍阴谋·施诡计、互相中伤和划分权限上面，目的是为了讨好希特勒，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敌人。它窒息了本来可以帮助各机构作出决策的情报。希特勒不让施佩尔把情报送给陆军总司令部；当邓尼茨想看外交部的文件时，还须得到特许。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基本命令”中规定： “任何人，担任任何职务的，任何军官，如果并非绝对需要，不得打听保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