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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藏匿到自己的所谓私生活里去，是因为他缺乏把握世界的力量。他逃离奇迹般的世界，投入自己有限的自我之中，这是退却。
“有限”的家庭生活对事业追求的束缚与妨碍，认识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是并不困难的。但要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即断然放弃一头，成全另一头，尤其是摆脱“有限”而成全事业，这是为一般人所难能做到的。然而，卡夫卡做到了这一点。不消说，他经历了多少个年月的（至少有八年吧）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感情冲突，才让事业——文学创作取得了胜利。他自己甚至用这样怵目惊心的词句来描写他的痛苦：
我自己被撕裂了…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正在撕裂我的身体正是因为他的感情受到了长期的折磨，他对异性的欲望受到了残酷的压抑，所以，1920 年，当他成婚的念头最后破灭，他天性中那深藏着的对异性的热烈的感情，不顾一切地冲开了理智的闸门，向一个有夫之妇——密伦娜倾泻。
这看起来似乎反常，其实，不过是他身上长期被压抑的恋情的“反叛”和宣泄罢了。
② 见奥登：《卡夫卡的天堂》，译文载《外国文艺》1980 年第 2 期，第 309 页。
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短寿其因卡夫卡小时候是个“英俊少年”，他和他三个妹妹与他父母一样都有一个结实而强壮的身体。但卡夫卡从小就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常常看得很晚，以致影响睡眠和功课，当家长们不得不进行干涉时，却使这敏感的孩子感到不胜悲伤。后来潜心于创作，睡眠时间少了，头痛、失眠纠缠着他，有时不得不因此中断创作。而中断创作对他又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有一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叹息道：“完全的停顿，无穷的折磨。”①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他内心里还得充当一个全副武装的“斗士”，既要对付那个他想摆脱而始终摆脱不了的职务给他造成的焦躁，又要忍受他不愿摆脱而不得不摆脱的婚事对他的“撕裂”。于是，精力在创作和职务上的过度消耗，精神在几重矛盾的折磨中过度损伤：卡夫卡那天生健康的身体垮下去了！1917年 8 月 9 日，在他几个月内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名作之后，他终于被当时那至命性的肺结核的病魔缠住：他咳血了！然而，这个中了缪斯的神矢再也不能自拔的男子，却依然不听生命的“黄牌警告”，在同年的 10 月 21 日至 23日他竟一连写出了三个短篇小说。患病后，他仍未辞去保险公司的职务，只是断断续续告假疗养。这期间，他的创作旺盛力并没有随着生命的危机和生命力的衰退而减弱，数量和质量都不减当年。这几年内，他不但继续写完长篇小说《诉讼》（1918），写出了另一部长部《城堡》（1922），而且继续写出了大量的短篇作品，如《普罗米修斯》（1918）、《一只狗的研究》（1922）、《饥饿艺术家》（1922）和那封有名的长信《致父亲》（1919），以及大量的具有文学价值的《致密伦娜书简》（1920——1921）等。与他的创作成反比的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到 1922 年不得不办理退休手续。此后，直到 1924年 6 月去世，卡夫卡除了写出《地洞》和另两个短篇外，就没有能写出更多的东西了！他的生命终于放完了强光。这时候——1923 年 12 月，卡夫卡才让一位名叫多拉·迪曼特的女性接近自己，以同居方式，让她陪伴自己离开人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他自觉地用一个男子的健康和一切“生之欢乐”换来的。这一点他自己的日记写得很明白：
我没有学到半点有用的东西，与此有关，我却让自己的身体给毁了。
此事的背后可能掩盖着一种打算。我不想让一个有用而健康的人的生之欢乐来左右我的方向。似乎疾病与绝望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什么！①① 卡夫卡：1915 年 2 月 7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21 年 10 月 17 日日记。
毁稿奇念卡夫卡把世界看作一种悖理的存在，其实卡夫卡存在的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悖理现象：他一生那么平淡，却又那么富于传奇色彩。如果说他的三次婚约之谜已经是这种色彩的“显影”，那么他晚年的毁稿之念则更把这色彩加以强调和夸张了！
卡夫卡的这个令人震惊的奇念是他的终身挚友马克斯·勃罗德于卡夫卡死后，在死者遗物里发现的，那是两张写给勃罗德的带遗嘱性的字条，其中一张的全文是这样的：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凡是我遗物里所有稿件（就是说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同样，凡是在你和别人手头的我写的东西和草稿，亦当以我的名义请求他们焚毁。至于人家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们应有义务自己把它们焚毁。弗兰茨·卡夫卡另一张便笺写得比这一张长两倍，从那“发黄”
的纸头看，也比这张写得早，内容上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他对已发表过的几篇小说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和留恋：
在我写的全部作品中，值得提一提的只有这几本书（都是短篇小说，作者生前它们曾分别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笔者）：《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我说这五本书和短篇故事还值得提一提，那意思并不是说，我想要将它们再印而留给后世，相反，如果它们全部消失，倒是我之所愿。……最后，卡夫卡反复强调：“这一切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并请求勃罗德“尽快执行。”
卡夫卡的这一决定显然不是一时冲动。勃罗德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件往事：他曾对卡夫卡半开玩笑地说道，如果将来要立遗嘱，他的某篇某篇作品要烧掉。这时卡夫卡说：“我的遗嘱很简单——请求你将我的一切（作品）焚毁。”可见这是他晚年长期的考虑。
按一般的逻辑去想象很难理：为什么毕生都把文学创作当作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巨大幸福”，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感到如此“自我陶醉”或“其乐无比”②，而且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卡夫，晚年却要对他为之献身的一切来个彻底的否定？并要付之一炬而后已？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作家的行为如此令世界震惊和困惑了。
探索导致卡夫卡作出这一决定的内心秘密与探索卡夫卡为什么没有把三部长篇小说写完的思想原因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创作对于卡夫卡，首先是一种自我理解和表达的手段，是研究生活矛盾的手段，马克思·勃罗德也提出：“他没有认为自己的作品对于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① M 勃罗德：《第一版后记》。
① M 勃罗德：《第一版日记》。
② 卡夫卡：1922 年 7 月 5 日致 M 勃罗德的信。
灵的完美健康的人们是一位有力的助手，因为他本人就在以极端认真的态度为自己追寻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忠告。”①卡夫卡越到晚年，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越深刻，他的思想在超验世界里跑得越远。他所谓的“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走得不一致，内部时钟飞快地“着了魔”似的走着。这个内外时钟不一致的“图象”，正是他的思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的譬喻。卡夫卡是以绝对合理的“法”或绝对真理来衡量现实世界的一切的，而现实在他看来是一个“谎言的世界”。这就难免使他感觉陷入“荆棘丛”而不能自拔。他看到了或提出了人类社会一些日益严重的、根本性的问题，但他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根源，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卡夫卡既然在总体上感到无法完成他自己提出来的研究社会矛盾和生活矛盾的任务，那么，那些伴随着进行这项研究而产生的作品，在总体上自然也是完不成的，所以他那些长篇小说与其说他不想写完，毋宁说他无法写完。这就不难理解，他在给勃罗德一封信中提及他的长篇小说时毫无留恋：
……几部长篇小说我不收进去，为什么要重提这些旧作呢？难道仅仅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把它们焚毁吗……但愿我下次来时，它们都已经被焚毁。把这样一些“甚至”在艺术上也不成功的作品拣起来，意义何在呢？
这段话清楚地回答了卡夫卡最后全盘推翻他的毕生创作的主要原因：它们除了没有能完成他的思想任务外，艺术上也没有达到他的目标。而后者正是我们在这里要着重探讨的。
卡夫卡对文学的酷爱同他对艺术的热烈追求是分不开的。早在 1912 年 2月 8 日的日记中他曾单独写下这一句话：“歌德：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他对那些经典性杰作怀着羡慕之情，赞不绝口：
那些伟大的作品，任你肢解切割，凭它们那不可分割的内核也能不断恢复生命。因此它们也许特别能使我们那混浊的眼睛发亮。因此，卡夫卡虽然投身于表现主义运动之中，但他对于运动中某些人以晦涩难懂为追求目标或“唯新是求”的赶时髦现象十分反感，他指责前者，“以词藻堆砌的不是桥梁，而是不可翻越的高墙”；他讥笑后者，“他们今天的美是为了明天的可笑”②他自己则是一心朝着“持久的艺术”的方向严肃地探索着，追求着，绝不轻易发表自己的作品，相反，他每发表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勃罗德“竭尽心计和劝诱说服”，甚至“激烈的斗争”才拿出去，勃罗德说：“回想过去，每发表一篇作品，我都要同他进行激烈的斗争，有时简直是强求硬讨。”因此，“他的每本书在出版前都要克服许许多多的阻力。”③勃罗德在分析他的朋友之所以产生这种态度时，指出除了由于他自己的“悲伤经历”外，“另一个原因（与上述原因无关）在① M 勃罗德：《第一版后记》。
① 见 H 马耶尔：《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载《时代——百书论丛》389 页，苏尔坎普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河畔，1980 年版。
② G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③ M 勃罗德：《第一版后记》。
于他以最高的、宗教式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他当然从未这样说过），而这些作品又都是从各式各样的困惑中迸发出来的，当然不可能符合这种标准。”①这段描写是十分中肯的。正象他是以最高理想的合理性来衡量现实世界一样，对艺术，卡夫卡也是以最高理想的境界向自己提出要求的。所以他虽然把创作看作“巨大的幸福”，而且竭尽全力奋斗一生，但除了很少时刻能获得“自我陶醉”的“某种满足”外，就整个儿说，他是“从未满意过”
的：
某种满足我还可以从写作《乡村医生》那样的作品时得到，要是我还能够写作类似的作品的话（恐怕非常之少）。然而幸福的感觉却只有在我能够把对世界的表现提高到某种纯粹的、真正的、永恒不灭的程度的时候，我才能够得到。卡夫卡这里为自己提出的艺术目标显然是超乎常人的能力的极限的，因而也是超出他自己的能力限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他自己带来苦恼，使他经常在理想与可能性之间产生矛盾，发生叹息，下面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的日记：
从文学上去看，我的命运很简单。想表现我的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意向把其他一切都挤到次要的地方去了，而次要的事情比一种可怕的方式在萎缩。任何其他东西任何时侯都不能使我满意。但现在，我的表现力量完全无法估计，说不定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到了晚年，卡夫卡在艺术上那种既极端严格，又无能为力的情绪日益加剧。
再看下面卡夫卡 1923 年 6 月 12 日写的日记：
写东西越来越恐惧，那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手的这种转动是它们的典型动作——就变成矛，反过来对着说话的人。
这段话需要联系卡夫卡观察现实的方法和结果来理解。卡夫卡越到晚年似乎越发现世界存在的悖谬性，即自相矛盾，他的思维沿着一条逻辑轨道伸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倒转过来向相反方向滑动，从而又否定了他原来思考的结论，所以本来是向外刺的矛，反过来又对着自己了，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无法解释，因而陷入了困惑。
① M 勃罗德：《第一版后记》。
② 卡夫卡：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