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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也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用一种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东西”来顶住“上帝死后”的可怖现实。
那么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的他那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你看，他为此目的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苦行① 见笔者与黎奇合译的《卡夫卡书信日记选》120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1。
主义者；他最大限度地约束外出旅游和社交活动；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了不陷入小家庭的“有限世界”，从而妨碍写作，他最后不得不把结婚的念头彻底放弃；他原来有个健康的身体，但业余时间的高度利用和因此而造成的长期失眠，他“让自己的健康给毁了”，结果只以 41 岁的天年而辞世！他悔恨吗？不！与其为了活着而停止写作，宁可放弃“一个健康而有用的男子的生之欢乐”。他的这一切牺牲，都不是为了要获得一顶“作家”的桂冠。
否则，他每发表一篇作品，也就用不着都要经过友人勃罗德的“强求硬讨”
了。对他来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研究生活、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的手段。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满意过，不仅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写完，甚至晚年想把他所有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莫非是他那“洞察圣灵的能力”（斯宾德语）与他的艺术表现手段之间的矛盾形成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我们可以从许多迹象去追索他的这一毁稿奇念的内心秘密，特别是他晚年写的那两篇自况性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更能让人听到他心声的回响。如果我们没有忽略卡夫卡自己宣称的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晚年的这两篇小说，尤其是他死前的最后那篇《女歌手约瑟芬》中的许多描写，都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两位主人公那种对艺术舍死忘生的追求，以及为保持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宗旨的一贯性，“既不假充高尚，也不迎合低级趣味”的态度，与卡夫卡那种“不可摧毁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无论是作者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又是它的殉难者。
至于卡夫卡的孤独处境，这是必然的。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个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危机四伏的时代。但是，一种时代危机的最先征光，就像“上帝死了”的最初信息那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及时探悉到的。当卡夫卡在“上帝死了”的启示下，大着胆子去掀开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厚幔，用他那“洞祭圣灵”的“第三只眼”看到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时，他恐惧地惊叫着、报道着，然而众人却依旧安然鼾睡，他的喊叫只能是“空谷足音”了，就像当年鲁迅借用爱罗先珂的活慨叹“沙漠似的寂寞”那样。由于卡夫卡缺乏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虽然同情劳动群众，却看不到他们正在觉醒。于是，他在超验的领域思考得越深，就发现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的距离越大，从而越陷入悖论的逻辑圈而难以自拔，感到“写东西越来越恐惧”，“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就变成矛，反过来对着说话的人”。对于那些不具备科学世界观的西文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时期还是“上帝死后”留下的真空时期。传统理性的覆盖层裂缝了，他们洞见了异常现象即所谓人类自下而上了的“异化”处境，于是惊异、恐惧、惶惑，但不能解释它的奥秘。西方世界的这一时代特点决定了卡夫卡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命运：揭示现象，而不能解释它，或者说只提出问题，而不能解答问题。只是卡夫卡是以“不可摧毁的”不屈服态度来对待这令他惊讶和痛苦的“异化”现实的，因而他的存在更带悲剧性，容易令人想到古代神话中的西绪弗斯的形象。实际上，卡夫卡既是现代西方世界“异化”现实的揭示者，又是“异化”现实的牺牲者。
是的，他的“揭示”导致了他的“牺牲”，然而正由于他以坚韧不拔的“不可摧毁的”牺牲精神坚持了“揭示”，就使他的“揭示”更加入木三分，震撼人心。卡夫卡所揭示的主题也正是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所普遍关切的问题；他通过奇特的形象语言来传递的令人战栗的危机信息，与西方哲学家们用逻辑语言所表达的忧虑是合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的作品不啻是一声凄厉的呐喊，这呐喊正如他的《地洞》末尾所描写的那样，是宣告危险临近的警钟，又是标志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信号；这呐喊不只是卡夫卡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固此它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弱变强，由近及远，跨疆越界，在各处震荡着，即使是不同世界观的人听了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卡夫卡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作为公司雇员，他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啊！何况即使无产阶级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痕迹”一下就会消失的，在这些地方，卡夫卡的声音未必没有震聋发聩作用。
二十世纪是欧洲人的审美意识发生质的飞跃的世纪，从“表现论”出发的“非亚理士多德美学”逐渐占了上风。在西方小说创作领域，卡夫卡是这种新的审美信息的较早的探悉者和执著的而且是成功的传达者，然而，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在这种新的审美意识普遍觉醒之前，在这种审美方式成为普遍的风尚之前，他肯定要经历一段孤独时期的。卡夫卡是这样，爱尔兰的意识流大师乔埃斯也是这样。这方面的知音并不是绝对没有，他的终身挚友马克思·勃罗德便是一个，他早在 1916 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只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呼吁当时还激不起明显反响。但是，属于时代的东西迟早是会受到时代的接纳的。30 年代，超现实主义者就把卡夫卡视为同仁，可惜这时卡夫卡早已逝世了。不过这时候，卡夫卡的幽灵带着勃罗德为他编纂的 6 卷选集开始他的征途了。无奈“时运不佳”，法西斯专政的德国，现代派作品同左派作品一样是被禁的。这时候也正是传统现实主义重新抬头的时侯。幸亏他作品中所隐含的时代意识——危机感和现代的审美信息即荒诞感是不认国界的，它们很快不胫而走，它们被装在流亡作家和学者的大脑里带到了美国以及西欧其他诸国，引起普遍注意。二次大战后，经历了又一场噩梦的欧洲人，对卡夫卡作品中那种似梦非梦的“魔影”发生了更大的共鸣，认为人们在第二次大难中所经历的种种非人的事情，卡夫卡早已“着了先鞭”。随着 1949——1950 年勃罗得新编九卷集《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那里竟相涌现的各种主要文艺流派如法国的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美国的黑色幽默、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几乎无不受到它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的卡夫卡研究也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现在我们看到了：卡夫卡这个生活单调、经历平凡、表面上看毫无英雄气概、完全属于防守型的男子，他的内心具有一种多么不同寻常的内发力、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它就像高度浓缩的“精神原子弹”，释放出的能量卷起那样持久的、世界性的狂飚，成为本世纪世界文坛上最动人的传奇性事件之一。在参与改变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面貌人们中，卡夫卡是其中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出现，开了一个时代的新风！这样我们有关“英雄”
的观念恐怕也要修正一下了：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无疑是英雄，那种英勇善战的、足智多谋的、有能力夺取各种金牌的人也显然是英雄，但像卡夫卡那样，把外部的一切能量都向内集中，凝聚成内在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东西”，使之经过折射发出更耀眼的强光，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难道不也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