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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现状显然是不满的。但是按照他的愿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他来说也是恐惧的。
我在布拉格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我所抱的对人的这种要求，其本身就正在变成恐惧。
遇到困恼的事情，要冲淡或忘掉它，也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做到。请看他对密伦娜的倾诉：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畏怯，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这畏怯只有在绝望中，顶多还有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及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卡夫卡的创作是他的内在情感的宣泄或内心世界图像的外化，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毫无疑问，作者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必然要渗透进他的作品——更确切地说，是渗透到他的人物形象中去，成为他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主要精神特征之一。有人认为，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如古希腊神话中受罚的坦塔路斯王在忍受着饥渴的同时，还经受着死亡恐惧的折磨。不过在具体接触他的作品以前，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造成卡夫卡及其笔② 卡夫卡：1916 年 7 月中旬致勃罗德的信。
③ 卡夫卡：1911 年 11 月 9 日日记。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29 页。
② 卡夫卡：1912 年 7 月 22 日致 M。马克斯信。
③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29 页。
下主人公变态心理的诸多因素。
纵观卡夫卡的作品，总令人感到，在他的心理空间，有一种笼罩一切、主宰一切的力量，一种不可抵御的威胁，它仿佛对你的一切愿望和行动都已作了无情的“判决”；你的任何反抗和挣扎都无济于事。令人称奇的是这是一种感觉得到而捉摸不透的势力，虽然卡夫卡有时对它加以形象化进行描述。例如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你的信（……）唤醒了那些闭一只眼睛睡觉而睁着另一只眼睛捕捉时机的老恶魔。虽然这么做是可怕的，能叫人冷汗直冒（我向你起誓：
我对什么都比不上对他们这些不可捉摸的势力这么害怕）。
最能体现他对世界的这种总体感受的莫过于他的那两部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了》。前者的主人公约瑟夫·K．，他作为莫须有罪名的被告，去法院申诉，法院的无关紧要人员一应俱全，但真正顶事的法官却似有若无。而正是这种看不见的，对被告构成无形而有感的威胁。它威严、冷漠、无情。不管被告怎么求神拜佛，屈尊俯就，有人过问他的案情，却没有人能倾听他的申诉。在这里，任何上诉书递上去都只能石沉大海，因为在这里，“只要一个人说了你有罪，你就永远洗不清。”相反，你越洗，那已经笼住了你的绳索就收缩得越紧。约瑟夫·K．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毁灭。《城堡》中城堡主人 C．C 伯爵谁都说有，但谁也没有见到过。而他主管的那座城堡分明清晰可见，但对那位土地测量员 K．来说，要接近它却比登天还难！你越不能接近它，它就越显得威严、高大、神秘，你个人越显得渺小、可悲。君不见，那位 K．君仅仅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允许他在村子里落个户口，竟然在城堡脚下盘旋了一辈子！他的悲剧在于：“不识时务”，他凭着自己正直的秉性，对正当的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殊不知，从社会学角度看，城堡作为君主专制主义的权力机构，它是专制主义者意志的体现。专制主义的特征是善于奴役和蹂躏个人的灵魂，他最喜欢你顺从、屈服、投降，而不惜一切地来粉碎你敢于怠慢、违拗抑或抗争的行为和企图。K．与村子里的那些顺民不同，他取了后一种态度，所以落得个与神话中的西绪弗斯相似的悲剧命运。从《诉讼》中“游离”出来的那个短篇故事《法的门前》的主人公，那位在“法的大厦”门前苦苦等待，直到老死而不得入内的农民，和 K．一样，犯的也是“不识时务”的错误。
从形而上学角度去看，城堡、“法的大厦”，这些庞然大物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物。对于卡夫卡来说，他的要求和愿望，即“目标”总是具体而明确的，但要达或获得它却总是障碍重重，显得神秘而虚妄，令人望洋兴叹。他的短篇小说《诏书》可以说是表达这一主题的寓言，只是故事结构与上述不同：城堡与“法的大厦”对于人们是“欲进不能”；而《诏书》
里那座宏大的皇宫对于人们却是“欲出难履”。皇宫内有宫，墙外有墙，简直比跨越崇山峻岭还要艰难。这实在是令人可怖的事情。卡夫卡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处境对于他的一生都具有“整体”意义．显然，我所爱的东西总是那些我将它们置于我的上方的东西，那些对我来说不可获得的东西。这自然就是整体的核心，这整体可怕地增长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55 页。
着。直至叫人恐惧得不堪。
的确，卡夫卡面对“异化”的现实，渴望着一种完全合理的、真正有法度的世界，而他自己也成为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温暖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参与社会生活，摆脱不称心的职业，创作上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一切没有一件如愿以偿，而且越到晚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大（即所谓“外部时钟”、“内部时钟”走得越来越“不一致”）。对于卡夫卡来说，渴望不能实现的望洋兴叹，这是比恐惧还要恐惧的事情。在一封信里，当他谈及“恐惧蔓延一切方面”的时候，他特别指出：
当然，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本身，而且也是对某些事物的渴望，这些事物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
卡夫卡对于行动的目的从来是悲观的，所谓“目的虽有，道路却无”那段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他这种信念的最好概括。因此他对任何道路都抱怀疑态度，时有“误入歧途”之虞：
……因为道路漫长，人们经常误入歧途，心中甚至经常产生恐惧感，无须逼迫和引诱就想往回跑了。
无怪乎他在别的场合也说到过，他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使我自己感觉到可笑和羞耻的恐惧）。”
卡夫卡这种宿命论的悲观情绪从小就开始了。这应归咎于他的家庭环境，同时与他自己的“独特性”也分不开。1911 年，已经 28 岁的卡夫卡仍念念不忘地日记里追忆着一件童年时代的往事：他的家人把他的一篇作文拿给叔父看，叔父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一般得很。”这给了卡夫卡极大的刺激，他觉得这对他的一生都作了“判决”，并“被一脚踢出了这个社会”。
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②卡夫卡成长的家庭、民族和社会环境前面已有所涉及，这些对于造成卡夫卡的恐惧心理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晚年那封《致父亲的信》对于“专制有如暴君”的父亲所实行的家长制统治，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扭曲和创伤。单就父亲那咄咄逼人的强悍与魁梧的体魄就足以使他自卑与敬畏交织不已了。小时候，一次与父亲在游泳更衣室里脱衣后的两个形体的互相对照，那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又瘦、又弱、又憔悴；你又宽、又大、又强壮。
卡夫卡是一个不接受习俗中的伦理观念的支配，而要求个性充分独立的现代① 卡夫卡：《1902—1924 年书信集》317 页。
② 卡夫卡：《致密伦那书简》191 页。
① 卡夫卡：1913 年 1 月 14—15 日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
② 卡夫卡：1911 年 1 月 19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9 年《致父亲的信》。
人，他没有从血统中去寻找强大的支撑，相反，父亲越是坚强有力，他反而越加感到自己受到的威胁。因为他认为一强一弱的对比，是新旧力量在两个个体生命上的体现。
受歧视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地位，卡夫卡“始终”视之为压抑他生命力勃发的一种“危险”力量。晚年在致密伦娜的大量信件中，他一再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这点：
有时候你在谈到将来时，是否忘了我是个犹太人？（j asne＇，nezaPleten e＇）②作为犹太人，这始终是危险的，哪怕在你的脚下。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特别提到：
你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
就在致密伦娜的大量信件中，卡夫卡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对“性”
怀有恐惧。卡夫卡一生中对女性都表现了一个男子应有的热情，也多次恋爱过，而且也不止一次跟女人睡过觉。这种行为甚至在他和第一个对象即菲莉斯·鲍威尔认识以前就发生了。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年青的女店员先后在旅馆里睡过两夜。但恰恰从那时候起，在他从这两夜的行为中得到“慰藉”之余，他开始厌恶起性行为来了，谴责它是令人“讨厌”的“脏事”。
后来，在涉及这类事情的时候，总是把它视为“污秽”的事情。他还认为那些“长得最美、打扮得最漂亮的女性恰恰是些荡妇”。而他声称，还是小伙子的时候，他对性生活就是“无动于衷的”，人对它“就象对待相对论一样漠不关心”。③在与青年朋友雅诺施的一次谈话中，他对女人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女人是陷阱，她们在各方面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男人，随时想把他们拉到“终于”和“最后”的状态中去。如果你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里去，那么她们是不会有危险的。
应该说，卡夫卡对女人作这样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人们普遍地注意到，卡夫卡作品中的女人多半是“不干净”的，尤其是在涉及跟“性”有关的场合，往往用肮脏的地方来陪衬。
例如《城堡》里就有这样的场面：一群妓女排着队走进马厩里去过夜；《乡村医生》中的那两匹“神马”是从猪圈里跑出来的。很明显，在卡夫卡的心目中，这些人们跟畜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行为只配由牲口栏来接纳。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不禁要问：卡夫卡对女人和性问题的这种看法为什么没有妨碍他对爱情的追求呢？是的，这又是卡夫卡的“独特性”的地方。
卡夫卡将爱情视为纯粹的精神生活，从而把它与性行为绝对分开。他说：
② 捷克语：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① 这个“你”指卡夫卡自己。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51 页。
③ 见《卡夫卡传》北京出版社，1988 年版，230 页。
④ G。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译文参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33 页。
什么叫爱情？这很简单，在高度和深度上无限地扩展、丰富我们的生活，所有这样的东西都是爱情。爱情本身好比交通工具，它是不成为问题的，成问题的是驭手、旅客和道路。
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中，他对性与爱问题说得还要清楚：“同相爱的人性交，必定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②但是，正是这一观点，使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陷入深刻的矛盾：
他火热般地爱着密伦娜，而对密伦娜要求与他见面又怀着极度的恐惧。因此让人有理由怀疑他有生理上的障碍。然而密伦娜可是个年青（二十五岁，比卡夫卡小十三岁）、热情、开放型的女性，对于卡夫卡这种局限于纯精神领域的拍拉图式的爱情她是忍受不了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俩的爱情最终只好导致分离。
卡夫卡对性的态度，是他对世界总体感受的具体表现之一。无独有偶，在这点上人们想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人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的《恐惧概念》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而且，卡夫卡的其他恐惧征象和有关观点也与他相同。比如，两人都认为，恐俱就是罪孽的标志，所以判决是不可避免的。再如，两人都认为，内心世界受到外来东西的“侵犯”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克尔恺郭尔说：“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压迫着我的灵魂。”卡夫卡则说，他的恐惧出于“内心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