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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结婚的流行病最终也总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最近我就跟安妮·吉尔伯特经常有约会，她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眼下我还说不上这事到底有几分认真。
多承那些冰球迷们投我的票，我还当上了哈佛的校风督导员。我这就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可以到坎布里奇去，不是哈佛人而照旧堂而皇之以哈佛人自居了。比起当年来，时下的大学生看去似乎年轻多了，也多了一点邋遢相。可我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我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才不能不打上个领带的。
生活就是这样老是向我提出挑战。我总是一天从早直忙到晚。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的，我虽是巴雷特家的人，可是能尽到责任却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身体还很不错。每天傍晚总还要到查尔士河边去跑步。
如果能跑上五英里地，抬眼望去，对岸就是哈佛的灯光。我在那幸福的岁月里走过的地方，又都看见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黑，为了消磨时光，我总是一边跑，一边就回味过去。
我有时忍不住会问自己：要是詹尼今天还活着，我会怎么样呢？
我的回答是：
我一定也还活着。
译后记
《爱情故事》的内容写到1967年12月詹尼去世为止，这已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书是1970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文字翻译出版。两千多万册的印数，对作者当然是一种鼓舞，却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因此到1977年，西格尔又出版了《奥利弗的故事》。主人公还是那个奥利弗，怀着丧妻之痛独居在纽约的奥利弗·巴雷特第四。
没有爱情，故事当然就不好看，吸引不了读者。作者在新作里又设计了一个新的爱情故事，这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深责的。女主角好办，全新的人物登场，可以由作者随他的意思去创造。可是奥利弗就麻烦了，他和詹尼的感情实在太深，心灵的创痛一时难以愈合，这就促使作者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手段，勉为其难地用爱情的主线把故事串联起来，连精神病专家医生都给请了出来。这件婚事成功不成功当然是给读者的一个悬念，然而更大的悬念却是，这老是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新的女主角玛西身上并没有詹尼那么多的“刺”，跟奥利弗又样样都合得来，而且处处那么迁就，可是奥利弗却就是听不得结婚二字，一听这两个字就心里发毛。事实证明：丢不开心里的詹尼，怕自己受骗上当，两人难得能在一起相处，谈心又总是谈不到点子上，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决定性的原因还是奥利弗在这个女强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用奥利弗自己的话说，是她逼着奥利弗要去“参加当今社会的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奥利弗在香港太平山山顶上对玛西一番决绝的话表白了他的做人之道：“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思想上的不合拍，决定了这件婚事势必要以失败告终。
然而细细探究起来，奥利弗出了学校、踏上社会的这几年来，他自身发生的变化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学生时代的叛逆性本来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当上了律师，他自以为干得轰轰烈烈，接办的都是有关“民权”大事的案子，替好些“冤包子”伸雪了冤枉，讨回了公道，还到哈莱姆去尽义务帮黑人打官司，也参加了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成了他父亲眼里的所谓“行动派”，但是他当年所要反对的一切的集中体现──他那位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却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转变竟是一百八十度的！岁月磨钝了少年的棱角也许是二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批原来不满现实、只求尽量发泄的年轻人渐渐步入了中年，开始向往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就业问题也就成了他们目光关注的大问题。这时候奥利弗所看到的父亲，身上就完全没有了他们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因为他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奥利弗看来他想必已经不算是“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中的一员了。最后奥利弗居然放着干得一帆风顺的律师不做，还心甘情愿去接了他老子的班。这，恐怕是很多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近年来创作颇丰，除前已提及的几部作品以外，又陆续出版了《医生》和《归依记》，而且篇幅是一部比一部大了。
舒心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