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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