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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