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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事件
灭北凉后，拓跋焘亲见北凉府库珍宝无数、士民殷富，对崔浩的非凡识见更是信服。崔浩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多次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无论是在平定北方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中，其谋略都对北魏军队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崔浩出身北朝第一高门望族清河崔氏，长相如美貌妇人，文韬武略，常以张良自比，官至司徒，位列三公。拓跋焘对其言听计从。崔浩笃信道教，劝说太武帝灭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至北魏广为传播，上至太子，下至百姓，信徒无数。佛教僧侣无限量的增加，兵役徭役人口日益流失，对北魏的皇权统治构成威胁。拓跋焘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淫乱妇女，于是下了“灭佛诏”，焚经毁像，杀戮僧侣。虽矫枉过正，多为后世所非。但这场灭佛举动在短时间内确实对巩固北魏皇权、阻止谶纬邪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太武帝拓跋焘因此名列灭佛帝王“三武一宗”的首位。但崔浩此举却得罪了大批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却是《国记》事件。崔浩负责主编北魏国史《国记》，其直书鲜卑源起，“备而不典”，对北魏皇族的老祖先多有不敬，又涉及北魏王朝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加之崔浩名士文人、轻狂喜功，铭刻《国记》于石碑之上，竖立道旁供人浏览，希望能流传千古。鲜卑贵族以及嫉恨崔浩的大臣纷纷上疏告发崔浩借修国史“暴扬国恶”。而晚年拓跋焘，酗酒成性、喜怒无常，简直丧心病狂。盛怒之下，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等北方望族。临刑之前，崔浩被囚于木笼内，数十兵士在台上嗷嗷大叫着向他头上小便，如此功臣，如此污辱，为几千年文士功臣所未有之惨遇。
崔浩事件是北魏王朝前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也最能反映北魏王朝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争情形。因此后世史家，无不对崔浩事件倍加关注。后世论崔浩之死，或从民族方面提出华夷之争，或从宗教方面提出佛道之争，均失之表面。从个人处世态度方面看，崔浩因长期受宠于北魏皇室而得意忘形，四处树敌、屡触禁忌，虽自比张良，却乏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道家式远见。
其深层原因应在于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士族门阀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层利益的冲突。对鲜卑贵族而言，崔浩所理想的出身与才能相结合，而出身又以家族的学术地位为标准的高官与儒学相关联的贵族政治如若建立，则标志着鲜卑统治阶层建立于血统基础上的贵族政治理想的破灭。浅层次表现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突，深层次则是贵族将为汉化新贵族所替代的矛盾。正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恐惧使鲜卑贵族极力拒绝汉化，借崔浩主编《国记》“备而不典”之过，将北方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杀绝了。而对“备而不典”的看重与指责恰恰说明鲜卑贵族已经沾染了汉人士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不自觉地走上汉化之路，毕竟，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时，已无任何阻力能左右改革洪流滚滚前进的方向了。
孝文改革
太武帝拓跋焘晚年受太监宗爱所惑，处死了太子拓拔晃的亲信道盛等人，太子忧惧而死。事后宗爱恐事泄又先下手为强，一根绳索勒死了威名煊赫的一代雄主拓跋焘，然后拥立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太武帝第五子拓跋余为帝，掌控了大权。拓跋余试图夺回权力，却被宗爱重施故技勒死。不久东窗事发，大臣们处死宗爱，迎立故太子拓拔晃的嫡子拓拔浚为帝，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立冯氏为后，即北燕末帝冯弘的孙女、未来的文明冯太后。又立年仅三岁的拓拔弘为太子，根据魏国“子贵母死”的祖制赐死了太子生母。文成帝26岁驾崩，来不及有什么作为。太子拓拔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尊冯后为太后。车骑大将军乙浑趁乱矫诏杀害多位重臣，自封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专权独断。值此主少国疑、奸臣擅权之际，冯太后显示出过人的机智与胆识，经过短期虚与委蛇后，乘机除去乙浑，临朝听政。献文帝皇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还政，使献文帝得以自行其是、决断朝事。但随着献文帝执政能力日益增强，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的关系却每况愈下，献文帝对冯太后私生活的干预，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476年，冯太后鸩杀了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年仅12岁的太子拓跋宏即位，他就是未来北魏王朝的一代英明君主孝文帝。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重新主持国政，事无大小，均由她来决断。冯太后英明果断，立决万机。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明冯太后。冯太后还亲作《劝戒歌》300多篇，又作《皇诰》18篇，用来教育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做一位好皇帝。她还尊崇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平常生活俭朴，不喜奢华。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的刻意栽培，成就了孝文帝日后的千秋盛名。冯太后死时，孝文帝五天五夜浆水不入，哀痛至极，上祖母尊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孝文帝自490年亲政后，锐意革新，清除积弊。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40亩，妇女每人20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死后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了，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在儒家教育熏陶中成长的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一定要汲取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革落后习俗。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为了减少大臣们对迁都主张的反对，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不提迁都的主张，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但鲜卑人自450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朝会不欢而散。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知心话，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成迁都大计。493年，魏孝文帝出动骑兵30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正值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多月，道路泥泞不堪，将士叫苦不迭。但孝文帝仍旧骑马上路，作势继续进军。随军大臣们实在受不了了，苦苦劝驾。孝文帝顺势正色道：“我们兴师动众，若半途而废，必遗笑后世。如果不愿南征，就干脆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如何？”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同意继续南征的往右边站。”文武官员虽也多不赞成迁都，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进一步策划改革风俗习惯，宣布了几条法令：改说汉语，改穿汉服，鼓励鲜卑人跟汉人士族通婚，改用汉姓。北魏皇室本姓拓跋，从那时起改姓为元。孝文帝更名元宏。同时进行全国士族门第的评定，官职按门第的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族也有希望。通过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使北魏政治、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挽救了统治危机，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消除了中原地区的民族界限，把鲜卑游牧民族的蓬勃生机与尚武精神注入了博大精深的汉文明之中。煌煌盛唐的横空出世实肇基于斯。以此论之，北魏孝文帝既是民族大融合这一历史趋势的产物，又是反过来推动和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巨人。而一手栽培出孝文帝这伟大君主的文明冯太后也堪称一代女中豪杰，对北魏王朝实际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六镇兵变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两次攻打南齐，无功而还，不久病死。其子宣武帝元恪继位，在位17年，33岁病死。传位孝明帝，因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历史本身真是比任何戏剧情节都更富有戏剧性，北魏历来有“子贵母死”的祖制，惟独胡太后是个例外，而北魏历代君主的担心却偏偏就在她的身上成为令人扼腕的事实。北魏中后期的统治者均笃信佛教，先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花了30多年时间，在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10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前前后后开凿了24年，征用了80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现在看来虽然是国宝和文化财富，但当时却是劳动人民的梦魇。
至胡太后更是奢侈无度，耗费巨资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黄金雕塑的，也有用白玉雕塑的，高的一座有1丈8尺。寺旁又建造了一座90丈高的九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铜铃，发出的声音，十里外都听得到。寺里有一千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来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自佛教传至中国，如此华丽的寺院绝无仅有。
由于北魏前期国力强盛，掠夺四方，又受孝文帝卓有成效的改革之惠，积累了不少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看到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就想出一个主意，命令贵族大臣都到库房来，把绫罗赏赐给他们，但规定各人要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赏赐多少。这批贵族大臣贪得无厌，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各背了一叠绢，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出没两步，就连人带绢滚作一团。李崇伤了腰，元融扭了腿，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叫疼。胡太后命人把他们身边的绢匹全夺了回来。两位大臣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步一拐空手出了宫门，成为千秋笑柄。上有胡太后带头，下面的贵族豪门便竞相斗富为乐。河间王元琛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连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的。他一面领着大家参观，一面得意洋洋地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夸晋朝的石崇富有。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他没有见到我。”元融从元琛家里回来，懊恼自己没有元琛富有，气得三天都没有起床。北魏的皇室贵族这样穷奢极侈，当然得向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人民忍受不住，纷纷起来反抗。北魏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真正给了北魏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则是北方“六镇兵变”。先前为防柔然，太武帝拓拔焘在北方边境设了6座军镇，后来陆续增加，但仍沿用六镇之称。523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首义起兵。其他各镇兵士纷纷响应。这次兵变通常被解释为底层穷苦士兵的起义，其实是对六镇军士来源的误解。须知北魏六镇及禁军的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是征召于强宗子弟、高门良家，出身鲜卑具有贵族性的职业化军人。北魏以尚武之民族靠军事起家，军事贵族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但自孝文帝改革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以夏变夷”，崇文抑武，使得原本同属统治阶层之人，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接受汉化，继续显贵；而留守边镇的，并未实行汉化，地位已是大不如前。至孝明帝时更彻底丧失了贵族身份，不仅仕途无望，而且沦为永远遭人轻贱的下等府户。此前，洛阳发生的一起羽林军暴乱事件，即因对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不满而群体发难，实际已经是六镇兵变的前奏。六镇兵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对北魏改革中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巨大差距这一不公正现象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而并非是什么受压迫的底层士兵的起义，或是简单的对汉化政策的反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兵变，北魏只好反过来勾结原先设立六镇所要防御的柔然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叛乱。破六韩拔陵战死后，北魏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20多万人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等地安置。但在葛荣率领下，各路起义兵士复合一处，号称百万，声势更大，洛阳为之震动。这时候，被北魏政府安置在秀容（在今山西省）的残余羯族部落的酋长尔朱荣，带领本族8000强悍骑兵，趁葛荣轻敌，设伏山谷，伺机突袭，葛荣兵败被杀。孝明帝因不满胡太后大权独揽，私下密诏尔朱荣进兵洛阳。尔朱荣大喜，立马起兵。走在半路，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