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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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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君乱政
    辽代历史上,昏君乱政的事例为数不少。在萧太后当国和辽圣宗执政之前,辽国就因为几位国君的昏庸无能险些丧国。
    在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后,世宗和穆宗相继统治辽国,由于二人统治腐败,辽国刚刚出现的强盛势头就渐趋衰微。辽世宗耶律阮时代,贵族争权斗争更趋激烈。耶律阮残酷镇压了异己力量,同时重用佞臣耶律察割等人。天禄五年(951年), 耶律阮召集各部酋长出兵攻打后周,酋长们由于连年征战,民力耗损,不愿意南侵。耶律阮强令他们按期南下, 自己也统率本部人马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晚上驻宿于火神淀。耶律阮设宴招待群臣和各部酋长,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耶律察割率人冲入内帐,刀杀了沉睡中的耶律阮。穆宗耶律是在权贵斗争中上台的,辽世宗死后,时为寿安王的耶律杀死耶律察割,登上大宝。辽穆宗在历史上有“睡王”之称,常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然后一睡不起。穆宗在位时期,皇族的反叛夺位事件层出不穷,穆宗均予以血腥镇压。辽穆宗嗜杀成性;为了镇压反叛者;他设立了许多种毒刑,“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辽穆宗甚至对近侍吹毛求疵,近侍拿筷子和刀叉慢了些,穆宗就亲手将他刺死。野蛮的酷刑和残杀激起了身边人的无比愤恨;穆宗的残暴终于换来杀身之祸。应历十九年(969年),辽穆宗前往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境)打猎; 就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近侍和厨子上前将他杀死。之后,萧太后和辽圣宗母子励精图治,一扫辽国的颓废,使辽国国力达于鼎盛。但是,圣宗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以后,由于他连年征战,再加上他本人笃信佛教,穷奢极欲,辽国政治从此腐败,国力急遽衰落。
    (1055年),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辽道宗在位长达47年之久,他在位期间,辽国政治更加腐败。辽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结果导致“重元叛乱”。此外他还笃信佛教,在位期间曾大修佛寺佛塔,社会风气日趋消极。辽道宗统治后期,错误地制造了“皇后案”和“太子案”,极大地挫伤了辽国的元气。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也出身于“一门出三后,四世出十王”的辽朝萧家。史载,萧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她因生下皇太子耶律浚,加之达晓事理,在朝野上下深孚众望。萧观音非常关心朝政;她对辽道宗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的行为深感不安。萧观音多方进谏,规劝辽道宗以国家社稷为重,辽道宗对萧观音的良苦用心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逐渐疏远。
    太子耶律浚长大涉政后对耶律乙辛等奸臣的行为极其不满,耶律乙辛也把太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废掉太子,耶律乙辛煞费心机,偶然间他读到了萧观音的《怀古》诗,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耶律乙辛向辽道宗密奏萧皇后和伶官赵惟一有染,并拿出《怀古》一诗,诗中有“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耶律乙辛诬陷诗中的“赵惟一”三字说明皇后与赵惟一通奸,辽道宗竟然信以为真。这时候;辽国社会流传一首《十香词》,词句非常香艳,据说《十香词》出自萧观音之手。萧观音深居宫中,又有诗人的浪漫,写出这样的词句本来无可厚非,耶律乙辛竟诬称《十香词》是萧观音写给赵惟一的信物。辽道宗勃然大怒,不听萧观音的苦苦辩解,诏令萧观音自尽,年仅36岁的萧观音绝望地写下一首凄惨绝伦的《绝命词》后自缢而死。萧观音死后不久,太子耶律浚也受到耶律乙辛的陷害而死。“皇后案”和“太子案”在辽国激起轩然大波,辽国百姓群起而为萧观音母子鸣冤,这两起冤案使得辽朝统治集团大失人心。之后耶律乙辛还不罢休,大肆诛杀与太子关系密切的朝臣,造成巨大的内耗。辽道宗死后,更为残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上台,辽朝的灭亡也就成了必然。辽的腐朽统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满,尤其是其间被辽统治者压迫的女真族开始兴起,最终成为辽的掘墓人。
    天祚帝耶律延禧很喜欢捕鱼射猎,现在河北张家口坝上有一个安固里淖旅游区,在辽朝时是天祚帝最喜欢游玩的地方。据《辽史》记载,仅此一处,天祚帝在位时七次来游猎取乐。天祚帝时期,辽国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但是契丹贵族浑然不知。对所辖女真族的压迫日甚一日,好猎的契丹贵族经常派出使者到女真人的领地强行索要海东青。使者凶横残暴,到处搜刮勒索。污人妻女,并常常去榷场中强买强卖女真人的贡品,还戏称为“打女真”。天祚帝哪里知道,女真族仇恨的怒火正在暗中蕴积,只待机会炽然燎原。辽天庆二年(
    2年),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松花江)游猎玩耍。依照辽朝礼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长都来拜会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间,天祚帝喝得高兴,命各位头人挨个跳舞助兴,偏偏女真族酋长完颜阿骨打神情冷漠,推辞不能,这场宴会闹得不欢而散。天祚帝本想杀掉阿骨打,但是又怕引起其他酋长的反对,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
    阿骨打性格刚直,早就不满辽朝贵族欺负女真人民。他继任完颜部首领后,建筑城堡,打造军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积极准备反辽。天庆四年(
    4年)冬,完颜阿骨打召集周围女真部落,以2500兵马,一举攻下辽国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不久,女真人又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大破辽国军队。天祚帝又惊又怒,亲率70万大军御驾亲征。完颜阿骨打当时只有两万兵,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两军相会,女真将士以一当百,把辽军杀得尸横遍野。辽天祚帝连夜溃逃,才算保住了性命。从宁江州战场中逃溃的残兵败将四处劫掠,朝廷以担心他们相聚为患为由,不予治罪。当时,军队中流传着“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的说法。战士既贪生怕死,武官见皇帝无能,遂生变节之心。不久,辽军都监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叛乱分裂的风潮在辽朝内部越积越浓,不久渤海国也发生叛乱。一时之间,辽朝内外交困。

    烟消云散
    当大辽昏君权臣在一点点地恣意破坏着祖宗留下的基业时,被他们压迫奴役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发动了灭辽战争。阿骨打的实力不断壮大、雄心日益膨胀。加之,北宋政权对幽云十六州挥之不去的情结促使着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辽的用兵。多种力量汇集在一起,辽朝灭亡的命运似乎已经难以避免了。
    为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辽统治者对百姓政繁赋重、淫刑吝赏,对广大人民群体的剥削日甚一日,造成民罹涂炭。基层百姓怨声载道,反抗情绪广为散布。他们最初选择逃亡,农民游食四方,官府为了保证税收、防止流民闹事,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范和打击措施,同时把逃亡农民的赋税摊派到没有逃亡的农民身上,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和更大规模的流亡。“官逼民反”,走投无路的百姓开始走向公开对抗官府的道路。天庆六年(
    6年),渤海人高永昌杀掉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称大渤海皇帝,揭竿起义,短短的十余天,“远近响应”,汇集了近万人的队伍,可见民间反官府力量之庞大。
    与此同时,不甘忍受迫害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带领下,把反辽建国事业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辽天庆五年(
    5年),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正式称帝,国号大金。这时候,辽朝兵力大部丧失,不满辽朝贵族统治的北方人民,积极合作,发动了更为广泛、更大规模的起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汇在一起,辽的丧国指日可待了! 此时,北宋政权也乘辽国衰微之际积极收复失地。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辽朝行将灭亡,收复北方燕云失地,机不可失。宋徽宗派人从山东渡海,前往金朝会见阿骨打,表示愿意夹攻辽朝。双方约定灭掉辽朝之后,北宋收回后晋时期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给辽朝的银、绢,如数转送给金朝,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海上之盟”。 辽军溃败之后,天祚帝只得逃入夹山(今内蒙中部武川阴山一带)。仓皇败逃途中,天祚帝仍旧不改往日恶习,仍然常常带着随从打猎饮酒。天祚帝文妃萧瑟瑟见国事当头,皇帝却畋游无忧,忠臣良将广遭疏斥,便做诗讽谏:“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宫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帝读完此诗,以为文妃讽刺自己柔弱无能,听由强臣摆布,恼怒之下,下令赐死文妃。
    金军起兵不到十年,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接连攻下辽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以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虽然
    24年完颜阿骨打病死,但金灭辽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即位的金太宗联合西夏,对天祚帝穷追不舍。金天会二年(
    24年)冬,天祚帝不听大臣耶律大石等人的劝阻,率残军出夹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省神池县),试图收复山西州县,结果又被金军击败,许多部下投降了金军。金天会三年(
    25年)正月,天祚帝经天德军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过沙漠,向西逃窜,路上水粮断绝,只能吞咽冰雪充饥止渴。二月,他逃到应州新城(今山西省怀仁县西)东,被金兵追上俘获。金太宗降封他为海滨王,不久改封为豫王。没过多久,金人又将他杀死,并且驱赶马群将他的尸体踩成一摊肉泥(一说于
    78年病死),至此,大辽国的主体已经灭亡。
    从恃强凌弱,到任人欺凌,大辽政权经历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们注意。通过上述对辽代历史的纵向分析不难看出,辽朝的灭亡在道宗执政时期就已经注定,这一点已被当时人和稍后的达人贤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后七子之一”的浙江临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资治通鉴》时,对辽的灭亡有精辟地评价:“道宗之初,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戏,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贪赃枉法,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当时的时局已经是“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王宗沐于是肯定地说:“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实确如此,天祚即位后,既没有能力重振朝纲,力挽将倾之厦,却又在行将倒塌的大厦上投下了“最后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国稻草”。辽勃兴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披坚执锐的草原雄鹰形象;辽之衰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魔附体的瘟鸡形象。辽朝之败,在于它既抛弃了熟悉的草原环境和丧失了本民族优秀品质,又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华传统的儒家治理国家的精髓和实质,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习性,岂有不亡国之理?!
    辽国灭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拥戴。此后他挥兵西进,捷报频传,击破西域诸政权十多万大军,并于
    28年在起尔曼(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称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称西辽。他即位后,派兵东行伐金遭到失败,但在中亚,西辽的军队称得上“万里可横行”,连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称臣,成为西辽附庸。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博学多识,他把整个辽国制度搬用于西辽。耶律大石之后,西辽政权趋于稳定,统治者内部再生骄奢淫逸之风,醉生梦死。军纪败坏,以烧杀劫掠为快事,劫来财物之后,又常常因为分赃不公发生内部战争,一些将领率领军队出走,大大削弱了国力。一部分出走的将领投靠了渐趋强劲的蒙古族贵族成吉思汗,西辽遂成为蒙古族贵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辽亡于蒙古,计统治80余年。
    随着西辽的灭亡,契丹民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称雄一时的民族,自明代以后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到清代,有学者注意到,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活跃着一支特色鲜明的草原民族——达斡尔人。通过比较,人们发现:达斡尔族和契丹族在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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