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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有清一代的历史，即使我们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国”在关外的那些岁月算在其中的话，从1644年顺治帝登基至19
年宣统帝退位，也已整整268个年头。200多年间，一个由来自长城外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强盛时期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国土与国力，成就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国。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扩展了中华帝国的生存空间；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华的概念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后世走向复兴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宦官乱政、没有藩镇割据。在这个王朝下，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同汉族的融合，满汉逐渐融合为一体；在这个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汉族文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满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令人称道。然而这样一个对大中华的形成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时候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落后，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在它的统治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有近一个世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恰如李鸿章所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清朝覆亡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帝国逐渐沦落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中华各族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改革史和斗争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历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却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时时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
盛世阴影
话说明朝末年，皇帝无能，朝纲不振；奸臣当道，社会荒乱；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眼见社会风暴就要来临。而位于明王朝广袤领土东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却逐渐发展起来。明朝建立之初，其统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内部，汉族先进的文化日益影响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传统的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改变，汉族稳定的农耕经济受到女真人的青睐。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东海。其中建州女真紧邻汉族聚居区，受汉族文化影响尤其深远。清王室爱新觉罗家族隶属建州女真贵族斡朵里氏，其祖父、父亲是建州女真贵族，受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的官职。清太祖努尔哈赤年轻时时常往返于女真、汉两地，熟悉汉文化。
史书说努尔哈赤白手起家，凭其先祖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开始奋斗。也有史书记载是努尔哈赤袭封了祖职而起家的。努尔哈赤25岁时，其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数王杲实力最强。他曾带兵袭辽阳，杀死明朝官员。明廷发兵俘王杲，押解北京处死。王杲死后，其子阿台屡袭明军。明将李成梁兵围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妹，觉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入城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暗通明朝，趁乱喊道：“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乱，明军趁机攻城。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战火。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质问明官员：“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当报。”明朝官员只有连表歉意，送还觉昌安父子遗体，又赏给努尔哈赤30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不敢与明朝对抗，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三个月后，努尔哈赤以报父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图伦城发起进攻。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各部、争夺明朝天下的序幕。努尔哈赤经过12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统一国家，号“大金国”，年号“天命”。从此，大金国与明朝争雄天下，战争中屡屡打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极即位，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
后金政权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60年的东征西讨，创制立典，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入京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大肆抄没家产，充作军饷。吴襄也在抄没之列，当李自成得知吴襄乃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父时，便让吴襄写信，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犹豫不决，决定先带兵入京视情况而定。在路上，碰到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一打听，得知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据为己有，不禁冲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关，令全军将士白盔白甲，誓言为君父报仇。李自成闻报，立即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往攻山海关。吴三桂连忙写信给关外的清军，请求清兵入关“救助”。此时清朝辅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早有问鼎中原之志，一接来书，大喜过望。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先锋，自己带领十几万清兵埋伏起来。瞅准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李自成军以疲惫之师，猝不及防遂败下阵来。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权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关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图以强权维持其对汉族的统治。一方面制定法律，强迫汉族承认满洲礼俗、服从满洲贵族的统治。如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剃发结辫，而抵抗者格杀勿论，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称。用恐怖统治强迫汉族认同满洲文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对那些被满洲贵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汉族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侵夺汉族财产。用“圈地”的形式，广占汉族土地，并且针对汉族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掠夺，重点打击汉族的豪强势力。这些强权和恐怖的民族压迫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汉族人的感情，也使新兴的满洲政权处境艰难。如果失去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满洲政权是难以立足的。这种处境促使统治者改变统治手段，这种转变发生在康熙皇帝时期。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这一时期，清政权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安抚蒙古、西藏，大体完成全国统一。同时，康熙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修复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坏。另一方面，清廷加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科举，设史馆，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持。因而使清政权在汉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认同，逐渐巩固其统治。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乾隆都继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余年，占了清代一半的时间；在13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段时间也隐含了各种消极因素，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
清廷不仅用汉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借汉文化清理汉族知识分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凡有涉及民族偏见的字眼、词句都可能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清朝统治者对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则招抚，一则对反满排满思想和活动采取严酷的镇压手段，甚至滥杀无辜。康、雍、乾三朝，文祸极盛，文网如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即有百起之多。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东北女真族的内容，被人告发。时庄廷龙已死，康熙竟下令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害72人，充军边塞的达几百人。
康熙五十年（17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文字。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并且株连无辜有200多人。雍正时期，有一次，翰林徐骏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骏革职。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又有人告发，在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便牵强附会地说“清风”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罪，立即处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像这样荒唐的案例举不胜举，其中绝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一句诗、一个字惹来杀身之祸，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严重禁锢了知识阶级的思想。清初文字狱是朝廷为了维护满族皇权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陷入了泥淖。同时又对这种先进文化产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这种潜意识又表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绝改良。“文字狱”不仅砍掉许多会思考的头颅，也使知识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学术风气转向保守。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在文化上不仅利用其汉文化的先进性作为统治手段，同时满洲人也由于全面进入农耕区而改变了生活习俗，在客观上瓦解了满洲人原来的氏族制。满洲人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开始颓废，这种兵农合一的基层政治组织形式曾经是满洲人驰骋战场的强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这种文化上的保守趋势外，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裂缝。乾隆在位后期，为了标榜其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严重的是，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开始腐化，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战斗力严重下降。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
另外，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使满洲对汉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汉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满的泥淖之中。而这时的汉文化由于政治的强势力量而被强化为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文化根源，满足于“天朝王国”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历史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