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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26日中午，理查德在监狱的澡堂里被同监犯人基米·德袭击。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澡堂里只有理查德和基米两个人。理查德身受重伤，血流如注。狱方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到了10名医生，但终究未能挽救他的性命。三小时后，理查德·洛易死在了手术台上，年仅30岁。
理查德是被剃刀活活割死的，他的身上一共有50多处刀伤，最深、也最长的一处从左耳下方划过脖子，几乎割断了他的咽喉。纳森后来在《终生监禁加99年》一书中写道：“他的全身上下，身体和四肢，到处都是伤口。他身上最大片的完整皮肤还不足六英寸。”而且，在理查德咽气后数小时，其尸体一经挪动，仍流血不止。
基米·德说，他杀死理查德是正当防卫，因为理查德企图对他性骚扰。但同监的其他犯人却反映，基米其实早就对理查德怀恨在心。当时的监狱发给犯人们的月津贴是每人3美元，洛易家每月给狱中的儿子寄去50美元，理查德便拿了这些钱收买人心，其间不免厚此薄彼，也就招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基米其人形容猥琐，行为下作，虽然常常为了几个钱上赶着巴结，但理查德很不愿意理睬他。天长日久，便酿成了祸端。因为证据不足，基米·德最后被无罪开释。
理查德死后，纳森的日子更加难熬。他在监狱里又学了12种语言，选修了不少医学方面的函授课程，包括当时很时新的X光技术，并写完了自传。1953年，纳森·里奥普依法申请假释被驳回。四年之后，纳森再次申请，并写信给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州长。这一次，假释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他的请求。
据说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临终之前转变了他对纳森·里奥普的强硬态度，并准备写信给假释委员会替纳森请愿，但终因健康的缘故，未能成就。
1958年3月13日，一个风平浪静而又春寒料峭的早晨，杰克逊公园一座没有名字的桥上聚集了大约四五十人。20年前的这一天，克拉任·达偌博士谢世。后来，他的骨灰就是从这座桥上洒进了下面的湖水里。湖水经过一条小河与不远处的密执安湖汇合。克拉任·达偌的传记作者亚瑟·韦伯代表众人将一只花环抛向湖中。那天的湖面实在是太平静了，花环在原处滞留良久，才非常缓慢、非常不情愿地依依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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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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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一个时刻，在距离杰克逊公园西南约35英里的约利埃，52岁的纳森·里奥普跨出了州立监狱的大铁门，自1924年5月29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两名警探将他“请”到拉撒尔酒店后，第一次获得自由。纳森那天穿的是请监狱里的裁缝们缝制的蓝色西服和花呢大衣，口袋中揣了一共639美元。根据由他亲笔签名的现金收讫单，其中有狱方发给被释放人员的公共汽车交通费1美元，和出狱后第一周的食宿费25美元，还有613美元是纳森自己在狱中的积蓄。
据几天后《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计算，从那把罪恶的凿子插进勃比·范克斯的头颅，到纳森·里奥普离开监狱的高墙，已经过去了33年275天又18小时。
纳森在监狱门口向等候在那里的几十名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为了躲避媒体的滋扰，纳森出狱的第二天，即在家人们的安排下飞往波多黎各，从此再没有回过美国本土。他先在一所医院的X光室工作了两年，同时就读于波多黎各大学并获取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后到该校教书及从事医学研究，其间还出版过一本《波多黎各鸟类》。1961年，纳森娶了当地一位医生的遗孀，原巴尔的摩市民政部工作人员楚迪·德奎尔达女士为妻。10年后，1971年8月30日，纳森·里奥普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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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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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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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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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21年后的1971年，安妮已经成了安德森夫人，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再次听到的“白血病”这三个字，是医生对她儿子病情的诊断。
吉米·安德森是安妮和乔尔斯的小儿子。那年一月，他和他的哥哥姐姐同时病倒，而且具有相同的感冒症状：咳嗽，流鼻涕，低烧。几天后，两个大孩子基本痊愈了，但三岁的吉米却始终不见好转。他脸色苍白，身上出现好几块紫血斑，而且胃口越来越差，体力也越来越差，到后来只能终日卧床。安妮和乔尔斯把孩子带到了当地医院的唐纳德·麦克林大夫那里。
吉米的情形使麦克林大夫十分不安。苍白，紫斑和低烧不断，这都是血液病变的临床症状。麦克林大夫怀疑到了白血病，但他没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安德森夫妇，因为白血病非常罕见，每年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四。那天是星期六，麦克林大夫仍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化验吉米的血样。“等结果出来就清楚了，”他对安妮和乔尔斯说，“四点以后给我打电话。”
当乔尔斯·安德森依言拨通医生的电话时，麦克林大夫的声音显得异常沉重：“恐怕你儿子的血液出了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才能做结论。”仍旧只字未提白血病。麦克林大夫说，他已经为吉米·安德森预约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大夫，时间是两天后的星期一上午。
马萨诸塞总医院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医院。杜鲁门主任为吉米·安德森做了骨髓穿刺化验，发现其中枯萎状白血球（blastcell）的比例高达32％。这类白血球分裂繁衍极快，但还等不及充分地发展和成熟便业已开始枯败萎缩。毫无疑问，吉米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安妮·安德森和丈夫一起坐在杜鲁门主任的办公室里。她记得那天特冷，从窗玻璃斜射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刺眼。当听到那令她极其恐怖的“白血病”三个字时，安妮觉得她的心脏猛地抽紧，之后，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飘浮在阳光中的尘埃在她眼前不停地飞舞旋转。杜鲁门主任的声音变得非常遥远，仿佛从太空深处徐徐传来。
杜鲁门主任说，今后的四周至关重要，他将要对吉米实施药物和化学综合治疗。病情好转的把握相当大，但也有10％的几率发生意外。最大的危险其实并不在白血病本身，而是来自任何可能的感染，因为化学疗法在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的同时，也将大大降低肌体的免疫能力。随便一点小小的疾病，哪怕只是非常轻微的感冒，也可能致命。
杜鲁门主任说，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时，儿童白血病还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不治之症，小患者们一般在诊断后数周内死亡。最近的两年里，白血病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药物和化学的综合治疗法也称圣尤德疗法，是由位于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圣尤德儿童医院研究而成的。如果吉米·安德森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个月的疗程，他在今后五年里存活的可能性将高于50％。
至于病因，杜鲁门主任坦诚地说，他不是很清楚。有研究者发现，核辐射和某些化学物质，如苯等，导致急性骨髓细胞白血病，但那和吉米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因为已经证实某些动物，如猫、牛、鸟等所患的白血病是由病毒引起，一些研究者也正在试图找出人类白血病与病毒的联系。
安德森家居住的小城名叫沃伯恩，地处波士顿以北约12英里，人口36万。沃伯恩历史上以鞣皮制革著称，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曾拥有过20多家皮革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皮革厂在外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下倒闭。到20世纪60年代末，只有位于城东阿波卓纳河西岸的J·J·瑞勒厂还在生产皮革。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沃伯恩市有关当局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和93号高速公路之间规划开发了一片空地，命名为“工业公园”。那片50多公顷的区域里除了几家制造业小厂外，还有联合第一服装厂和跨国公司W·R·格拉斯新建的一座食品机械厂。
安德森家是在1965年搬来沃伯恩的。在这之前，他们住在波士顿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里。安妮儿时的好友卡·格莱和她的丈夫在沃伯恩买下了一栋房子，他们喜欢那儿离波士顿不远，又能尽情地享受本应属于乡间的原野、山林和河流。安德森夫妇去格莱家玩过几次，便认定沃伯恩也是他们理想的安家之处。
安妮和乔尔斯挑选的房子在城东南的派茵街社区附近，阿波卓纳河流到了这一带变得比较宽阔起来。那年2月，当吉米·安德森从马萨诸塞总医院掉光了头发回到沃伯恩后，邻居们带了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前来看望。一位妇女告诉安妮，在她居住的格里格街上，有两家人家的孩子也患了白血病。其中拿戈尔家的儿子在化学治疗后恢复得还算不错，但是另一个男孩，佐纳家的迈克，却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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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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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安德森和那两位母亲通过几次话，又见过几次面。她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这三起发生在方圆不到半英里之内的病例只是偶然的巧合。她和周围的人们谈，和约翰·杜鲁门主任谈，但众人只是礼貌地倾听、点头，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想法。
如此悠悠地过了两年多，1973年6月，沃伯恩城东南的又一个小男孩被送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2岁半的凯文·卡恩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住在亨利路，从他家的后门越过沼泽地便可看见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派茵街和安德森家在橘子街的红砖平房。杜鲁门主任对凯文的诊断和吉米·安德森一模一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安妮·安德森是从卡·格莱那里听到凯文·卡恩的。那年暑假，卡14岁的儿子揽了一份每天早晨在亨利路送报纸的活儿。安妮记得卡在电话上说：“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挂断电话，安妮找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她的第一份患者名单。她详细地记下孩子们的姓名、地址、年龄和生病的大致时间，她再次思索这四个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吸入的空气和喝下的水是一样的。”多年后，安妮·安德森对律师们说，“水质一直很差。我当时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病毒，和白血病有关的病毒。那水喝上去怪怪的，看上去怪怪的，闻起来也是怪怪的。到了夏天就更糟糕了，根本就没法儿喝。每个周末我母亲从桑蒙维尔过来串门，我都请她捎点儿水过来，大约三夸脱（约合35升——笔者注），那就是我们喝的水。其他的时候，只要能用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橙汁的味道压过水里的怪味，我们就用自来水。水很厉害，毁坏了我们的洗碗机，整个门全被腐蚀了，关都没法儿关，只好换一扇新的。里面盛盘碟的筐子也锈得不成样子。厨房和卫生间水槽底下的管道总是漏水。所有的自来水管都关不严，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水。我们往往是这儿的毛病还没有修好，那儿又开始坏了。”
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见面总爱谈论天气一样，安妮的街坊们见面时总是在谈论水。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对水质仍旧是束手无策，就像对天气一样。
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