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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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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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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是吗？”
“是的。”
“厂里现存的最早记录是到1979年，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的那一年？”
“是的。”
“瑞勒先生，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销毁这些记录的？”
杰克·瑞勒终于发火了，他愤怒地大声说道：“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在什么时候被销毁的。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先生，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三氯乙烯！”
“不，不，不，”司肯纳法官打断他的话，“他并没有问你三氯乙烯，他只是问你在什么时候销毁的这些文件，你说你不知道。请问下一个问题，希莱曼先生。”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法官大人。”
开庭第六周的一天，简恩从法庭回到事务所，发现电话不通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让电话公司给掐了线。詹蒙·戈登说，他已经做了安排，通知花店停止送花。其实前段时间，詹蒙已经背着简恩把每天的鲜花改成了每周两次。詹蒙说，他在年初预付了花店六个月的费用，所以花店会有一些钱退回来，正好先补上电话公司那边的欠款。
詹蒙说，既然你今天来了，有些事情我就一并跟你汇报一下。第一，我取消了你们在几个律师联谊会和律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每月可节省开支若干。第二，从今往后，所有的员工因公外出只予报销公共汽车票，不能乘坐出租车。第三，我已经中止交付跟你有关的两笔每月分期付款：一是你当年在康奈尔大学上法学院时借的学生贷款，还有就是你购买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
詹蒙说，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比尔·克诺利手头正在办理的一桩误诊案。
八个星期之后，法庭上的时间就仿佛过得快起来了。一个个的证人，一件件的证据一晃而过，如同人们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风景。
简恩·希莱曼还剩下了最后一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即普林斯顿大学的乔治·平德尔教授。平德尔教授在业内名望颇高，堪称水文学权威。他的最强项是“地下水的运动和走向”。
简恩知道，杰罗·费歇尔的手中有一张盾牌，那便是横贯于J·J·瑞勒皮革厂和G、H二井之间的阿波卓纳河。依照杰罗的理论，两井之水取自阿波卓纳河。资源丰富的河水既满足了泵水的需要，又阻止了河对岸被皮革厂污染的地下水的进入。
但实际上，有关的地质学资料表明，阿波卓纳河河床底下的地层质地疏松，渗透性很强。平德尔教授将沃伯恩城东地区的水文及地质学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结果显示，根据G号井和H号井的井深，两井之水并非来自阿波卓纳河，而是从更深层的地下水源抽取。流经皮革厂的被污染了的地下水可以顺利地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并夹带着那里的泥沙和碎石一并进入G、H二井。
当原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在阿波卓纳河畔打眼钻井时，国家环保署的一支勘察小组也在那一带忙碌。1985年12月4日，勘察小组重新开启G号井和H号井进行模拟抽水实验，平德尔教授则带着他的人马在J·J·瑞勒皮革厂的一口试验井旁边安置了各式仪器，监测抽水时的地下水状况。平德尔教授从仪器上看到，该井的地下水在四小时中降低了一英尺，和他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完全一致。
但是有一点却让简恩心神不定。12月的马萨诸塞州已是天寒地冻，阿波卓纳河面上这儿那儿漂着些许浮冰。简恩和平德尔教授发现，在两口井抽水的同时，靠近河岸的浮冰从水中来到了岸上。所以很明显，河水也在下降。按照平德尔教授的理论，阿波卓纳河床周围的地质属泥炭层，河水是不应该这么快就进入二井的。既然如此，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
平德尔教授解释说，除了沙漠和高原，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河流是由地下水形成的。地下水源和河流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供水”的关系，即地下水渗入河流，而河水一般不会返灌入地下。当G号井和H号井开始抽水时，地下水源被迫满足抽水的需要而大幅度下降，使它没有“余力”再向阿波卓纳河供水。“所以，简恩，”平德尔教授说，“阿波卓纳河其实并没有‘失水’，只是再没有地下水源向它供水。”
简恩想，我倒是明白了，到时候陪审团的大叔大婶们会明白吗？干这一行的律师都喜欢在背地里管陪审员们叫大叔大婶，因为他们的案子，无论是交通肇事、医疗事故，还是其他伤亡，总会涉及到一些医学、科学或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弄懂。
威廉·契士曼的同事，佛雷…侯格尔…埃利奥事务所庭审部主任迈克·凯顿代替威廉成为了W·R·格拉斯公司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花了两天的工夫向平德尔教授交叉提问，但依然于事无补。食品机械厂不像皮革厂那般幸运，它和G、H二井之间没有河流的阻隔，而且从地势上看，食品机械厂位于高处，那里的地下水在流向阿波卓纳河的途中正好经过G号井和H号井，于是，那些倾入土壤中的有毒废液也通过地下水道，像弹子球滚入洞中一样流进了两口水井。
杰罗·费歇尔照例在平德尔教授作证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出他百玩不腻的“抗议”。当回答杰罗的交叉提问时，平德尔教授承认，如果两口井连续抽水数月，阿波卓纳河水也会进入城市的供水系统。但他仍坚持认为，G、H二井中有大量来自J·J·瑞勒皮革厂地底下的掺有化学溶剂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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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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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进行到第12周时，比尔·克诺利经手的医疗事故案胜诉。按协议，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拿到了59万美元赔偿金中的40％。要是照以往的惯例，几位年轻人应该在一起开香槟、下馆子、喝个通宵达旦，再给办公室里的上下人等分发红包。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庆贺。到手的钱还没来得及焐热乎，便让詹蒙·戈登一分不剩地拿去付了账单。
6月4日，星期三，开庭第54天的上午，杰罗·费歇尔开始了他为比却斯集团的辩护。杰罗在开场发言中说：“伤亡索赔案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专办此类案子的律师们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一个字，一个赤裸裸的‘钱’字。”“钱能抚平伤员的伤口，钱能消除病人的病痛，钱甚至能使死者复生。”
杰罗一共只有三位证人，其中之一便是沃伯恩市政府工程师，在图梅家隔壁住了13年的托马斯·摩宁。多年前，正是这位摩宁先生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城东的居民、他的邻居们保证，自来水质绝对没有问题，不就是点儿异味吗？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压压味儿，或者煮煮开就好了。
在简恩·希莱曼看来，杰罗传唤托马斯·摩宁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像他这样的内行尚不能确知工厂的废液会污染当地的生活用水，杰克·瑞勒作为一个外行又怎么可能知道？
但后来，托马斯·摩宁的出庭成了本案可能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托马斯在证人席上显得苍白无力、羸弱瘦削，简恩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病了。这段时日，简恩看到了太多的病人。
果然，一个月之后，摩宁先生就被诊断出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和图梅家的儿子派特一模一样。过了不到6个月，托马斯·摩宁病故，年仅49岁。在他的葬礼上，社区的人们原谅了这位工程师。看来他并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他只是实实在在地无知。
到6月底进行上半年的结算时，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上的花费已经高达240万美元。更让詹蒙·戈登担心的是，自沃伯恩案开庭以来，事务所所有的律师全线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