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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信誉良好或收入不菲的顾客，总有不少信用卡公司不断地给你寄卡，巴望着你能在忘情的消费中稀里糊涂地欠他们一屁股的高利贷。詹蒙以前收到这些卡都顺手拿剪子一剪两半，扔进垃圾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半年多前吧，詹蒙开始收集信用卡。“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嘲地对自己说。现在，果真就到了有“不时之需”的时候，詹蒙便拿了这些卡满世界赊账。上个月秘书和清洁工的工资就是这样赊来的。
波士顿银行的贷款已经欠到了百万美元以上。尽管有几个人的房契、车契和人寿保险等等作抵押，毕特大叔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他担心有一天，日积月累滚雪球似的利息使债务总额接近所有这些抵押品的价值时，他就不得不扮演逼债人的角色，强行剥夺几位年轻人的身家财产。
詹蒙·戈登又来了，愁眉苦脸地坐在毕特大叔的办公桌对面。
“真的不能再给你们贷款了。”当毕特大叔无可奈何地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时，他看见詹蒙把手伸进了鼓囊囊的外套口袋里。“你没有带枪吧？”毕特大叔欠欠身子。他真的有些紧张。在银行里干了大半辈子，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见多了。
詹蒙慢慢抽出手来，是一把金币，一把光灿灿的金币！詹蒙把金币放在桌子上，又一枚一枚地码整齐。“我就剩下这些了，”詹蒙疲惫地说，“你看着给吧。”
第61天，迈克·凯顿代表W·R·格拉斯公司出庭辩护。迈克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不假，食品机械厂的工人们确实是把一些化学溶剂倒在了地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稍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溶剂具有极强的挥发性。他们把这些溶剂倒在地上是为了让它们挥发，而且确确实实挥发掉了不少。不假，食品机械厂底下的土壤和地下水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被TCE污染，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样的TCE也污染了两口水井。”这位被告方律师说，他将向陪审团证明，是被上游其他厂家污染了的阿波卓纳河，而不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污染了城东的供水系统。
迈克的证人中也有一位地下水专家乔恩·嘉希瓦，他不仅与乔治·平德尔教授认识，而且“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我不能不在此指出”，乔恩话锋一转，“平德尔教授关于阿波卓纳河的理论是错误的。当两井抽水时，阿波卓纳河水也被抽入了其中。而这，便是两井被污染的原因”。
然而，乔恩·嘉希瓦首先要证明的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并没有流进G号井和H号井。乔恩的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冰川，他说在一万两千多年以前，地质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末期，属于现今美国东北部的陆地表面上覆盖着一块厚达一英里的巨冰。由于这块巨冰经年累月的重压，底下的土层形成了在地质学上叫做冰碛的硬土，也称地岩。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就是建在这样的一片地岩上。因为土质的密度极大，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运动极为缓慢，就好像让水从一根完全被水垢堵塞的管道中流过一样。乔恩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他告诉法庭，“即使在1960年食品机械厂开张的那一天，地下水就已经被污染，也要等到1979年5月才能流到G号井和H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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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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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简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尔教授花了大力气去证明J·J·瑞勒皮革厂污染了两井，却完全忽略了W·R·格拉斯公司，以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简恩想，乔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儿弄错了，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在事务所里花了几个钟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乔恩的证词。乔治·平德尔教授去了欧洲开会，没法儿跟他讨教。临走时，纳逊教授带走了平德尔教授留下的几本水文学教科书。
第二天，乔恩·嘉希瓦继续出庭。他说当水泵开足马力时，G号井和H号井每分钟的抽水量为1100加仑。就算W·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达了两井——乔恩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最多不过是每分钟5加仑，占水流总量的05％，相当于成语中讲的沧海一粟。
查尔斯·纳逊教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乔恩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了几笔，便匆匆起身离开了法庭。
纳逊教授一走就是两天，事务所的秘书不停地打电话，但到处都找不到他。没办法，简恩只好硬着头皮独自面对乔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证中，简恩不敢去碰W·R·格拉斯的地岩，便将话题转到了与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厂。简恩想玩一招借刀杀人。
简恩拿出国家环保署进行模拟抽水实验那天，平德尔教授在J·J·瑞勒皮革厂的地盘上测得的地下水水位数据，请乔恩·嘉希瓦当庭计算地下水的流向。结果，乔恩把皮革厂的地下水算进了G号井和H号井。
司肯纳法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一阵，他打断简恩的取证，自己向乔恩提问道：“依照你的观点，阿波卓纳河会在两井和皮革厂的地下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吗？”
“不会的，法官大人。”乔恩说。
“那么以你之见，地下水会从皮革厂流经阿波卓纳河的河床底下，到达两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罗·费歇尔起身抗议道，“你不能提这样的问题。”
瓦尔特·司肯纳挥挥手，示意杰罗坐下，或者说——闭嘴。
简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纵了一方被告的证人去攻击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简恩在心里头纳闷，纳逊教授到底去哪儿了？
查尔斯·纳逊教授躲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教职工图书馆，他知道只有在那儿才不会被人打搅，才可以塌下心来做他的学问。
乔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复杂的电脑模拟程序，以纳逊教授的条件，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此进行验证。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几本水文学教科书。纳逊教授翻开第一页，从最基础的开始阅读。也许是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平德尔教授那儿的耳濡目染，纳逊教授读起这种专业书籍来竟并不觉得生涩。
纳逊教授找到了平德尔教授曾提起过的水文学中最基本的达瑟定律（Darcy’sLaw），也是计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该定律说，通过某一地层横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应该等于水在该地层的渗透率（K）与横截面积（A）和水流倾斜度（I）的乘积。纳逊教授把乔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关数据一一代入，发现方程的两边并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拟过程中附加上这样那样的条件，或预定这样那样的假设，但基本定律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纳逊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天一开庭，简恩·希莱曼在黑板上写下经过纳逊教授变换的达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确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极低的渗透率。”简恩对证人席上的乔恩·嘉希瓦说，“假定你的I值也是对的，即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与G号井和H号井之间的坡度。请你把你用计算机模拟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边，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乔恩计算出了面积A。简恩又让他除以食品机械厂的占地宽度——那也是取自乔恩自己的数据——结果应该是横截面的高度。
“59英尺。”乔恩从计算器上抬起头来。
“59英尺。”简恩重复了一遍。乔恩自己制作的食品机械厂的大幅地下岩层构造示意图就在旁边的架子上立着，简恩请他按图上的尺寸比例从基岩开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说，运用乔恩自己的数据进行计算，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的位置应该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后，报道本案的记者们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水文学的计算错误竟然是一位法学教授发现的。
乔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阶段庭审的最后一位证人。7月1日，星期二，应陪审团的要求，司肯纳法官安排他们去沃伯恩实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体律师也陪同前往。之后，陪审团将有近两周的假期。
法官和律师们却不得休息，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草拟出供陪审员们裁决的问题。通常，在这类案子的审理中，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赞同原告方，还是赞同被告方？”复杂一点的，如简恩这次拿出的方案：“你认为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是否应该对1979年5月22日之前G、H二井的污染负责？”1979年5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的日子，从那以后，两井再未作为居民生活用水重新开启过。但是杰罗·费歇尔和迈克·凯顿送来的却是一长串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司肯纳法官认为，TCE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到达两井的具体时间对本案第二阶段——“医学论证”——的审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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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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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并且，这些化学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对G号井和H号井造成了污染？（请对问题中的三种化学污染物分别作出回答。）
因为杰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请的工程队凿地钻井时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纳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审团不必考虑皮革厂在1968年以前的行为，也不必考虑原告方提交的有关1968年以前的种种证据，如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对于W·R·格拉斯公司，这个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号井首次启用之日。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这些日期以前对自己的地盘、从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统统不算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如简恩·希莱曼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指控的那样：“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但是，他们却照做不误。”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八个问题，陪审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有记者后来评论这些问题“就像是有人把它们从英文翻到了日文，又从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涩难懂自不必说，连念起来都很费劲。
而简恩·希莱曼更是觉得，他前后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准备的案子，如今已被几个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纳法官划分的两个阶段，然后是杰罗·费歇尔在法庭上的一连串“抗议”，现在又是这些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更重要的是，陪审员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全部，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们，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有生以来第一次，简恩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束手无策。简恩变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简恩·希莱曼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对方自称是一位警察，说简恩已拖欠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数月，除非他能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则这位警察将在半小时内登门收车。
简恩这才想起来，詹蒙·戈登几个月前曾经给他说起过这件事。他赶紧给詹蒙打电话，没有人接。
警察准时摁响了门铃。简恩带他到了车库，又将车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后自觉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练地掏出一把改锥旋下牌照，又抖开一条绿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属于简恩的个人物品。在保时捷的后座上，警察看见一叠法律文件，封面上写着“安妮·安德森等诉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样，他把文件也捡进了垃圾袋里。警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经验告诉他，在执行这类公务时，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表示出热情，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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