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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算杀了我？”黛安娜说：“是。”讲到了是戴文扣动的扳机，“但没有说打在哪儿，估计是打在了肚子上”。还讲到了“那个女孩”最后倒在了一片牧场上。
三个女孩子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简妮和蔓娣却是再也无法入睡。蔓娣·葛契在床上辗转反侧，后悔自己好奇心太强，不该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今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谁敢保证不会出事，谁敢保证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简妮·摩可尼则反反复复地推敲着黛安娜说过的每一句话，想这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或酒后胡言，杜撰出来的故事？但话说回来，谁会把自己编进这样的故事里？
第二天，两个女孩子将黛安娜的故事报告了上级，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马上搬到了其他宿舍。海军官校法律顾问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亲自找黛安娜·扎摩拉谈话，但黛安娜推说她讲的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她只是告诉了简妮和蔓娣“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传奇”。
麦克阿瑟少校调来黛安娜的档案，开始往她的家乡打电话。黛安娜当年在克罗利上学时是住在她的外祖父家中，后来她父亲找到一份工作后带着全家搬去了渥兹堡，所以黛安娜在“家庭住址”一栏里填的是渥兹堡的地址。“我们拨打了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室，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拨打了达拉斯警署、渥兹堡警署、克罗利警署和泰兰特地区警署……得到的回答差不多总是：‘知道吗，这是一个大州。除非你能提供被害者的姓名，否则无从查找。’”得克萨斯州的人口是马里兰州的4倍多，面积则大出25倍。
麦克阿瑟少校不肯善罢甘休，他又四处打探黛安娜未婚夫的情况。一位教官交给他一份黛安娜在训练期间写的自传。那位教官说，一般来讲，新生的自传应该主要讲述自己曾经做出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但黛安娜却花了很大的篇幅记叙戴文·格兰蒙和他们的订婚，让这位教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然，自传中的不少地方提到了曼斯菲尔德。
麦克阿瑟少校当下即挂电话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他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位接听电话的警察、侦探，甚至秘书、办事员叙述黛安娜的“得克萨斯传奇”。经过几小时的周折，电话终于转给了曾参与负责亚蒂安·琼斯命案的女警探茱丽·贝恩。
茱丽·贝恩后来谈到这一段时，用了相当于中文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说法。她放下电话马上就拨通了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的专线，恰克又亲自与麦克阿瑟少校通过电话后，便疾步走进他的直属上司唐·希尔曼的办公室。
但是唐·希尔曼却不像办案人员们那么兴奋。“第一，我们没有这笔差旅费的预算。第二，”唐压低了嗓子，“如果你逮捕了别的人，就得给勃莱恩·麦克缪伦开一张很大的支票。”
沙契处长是大草原警署的元老了，所以他明白，上司这番话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也明白，警方的工作常常必须配合政治，甚至妥协于政治。就亚蒂安·琼斯凶杀一案而言，只要案子没破，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头号嫌疑人。而只要他还算是嫌疑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不能够起诉警方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当然也就不能够向官方索取赔偿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冤假错案一旦错到了逮捕判刑的程度，就很难再予纠正的原因。
沙契处长听得出来，唐·希尔曼实际上也给他留了一条后路：只要你们能自筹资金，我就放行。今后万一有上面怪罪下来，就算是你们自己要去的，和警署无关。
沙契处长回到办公室对两位丹尼斯说：“嘿，伙计们，我可买不起600美元一张的机票，但我们一定得去走一趟，对不对？”
警探们开始自己往各个旅行社里打电话——平时出差都是由秘书订票——像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一样跟人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用800美元买下了四张往返机票。等他们从安那坡里回来后，大草原市政府替他们报销了这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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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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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星期五晚上，黛安娜·扎摩拉正在海军官校的体育场里观看该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其时，学校已经开学，4000多名军校生济济一堂。比赛进行到一半，一位身着军服的教官挤过欢呼呐喊着的人群，来到黛安娜跟前，请她立刻跟他走一趟。教官将黛安娜一路带进了学校行政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是若干海军军官和几位穿便服的男女。
便装者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大草原警署的恰克·沙契、丹尼斯·克莱、丹尼斯·梅耶和曼斯菲尔德警署的茱丽·贝恩，他们想找黛安娜核实一下她曾对同屋的女伴们说过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四位专案组成员已经和捷·盖尔德谈过了。
黛安娜承认她说过那些话，但一口咬定那一切并不是真的，不过是她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编派出来以博得众人对她的关注与同情。谈话进行了数小时，黛安娜死不松口，校方和警方只得作罢，但通知她在本案调查期间，她必须离开军校，回原籍待命。
第二天，8月31日，星期六，距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不到两个月，由两名教官开车送她到了附近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从那里，黛安娜应该直接飞回沃斯堡。然而，中途在亚特兰大转机时，黛安娜自作主张，登上了去科泉市的飞机。
“警方已经猜到了她会去空军官校，”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后来对记者说，“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希望她去，因为无辜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只有案犯才会想到要赶快与同伙商量对策，订攻守同盟。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名侦探没有和她一道上飞机的缘由。”
黛安娜在科泉市呆了三天。据她后来的交代，她和戴文在从机场到军校的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把车开进路旁的原野里，停在一片灌木丛中做爱。他们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合影。也许是感觉到了这确实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日子，两个人都十分珍惜，很少吵架。只有一次例外。当时戴文说黛安娜已经被海军官校开除，何不将所有的罪名承担起来，以保全警方尚未怀疑的另一个人？黛安娜说她闻言勃然大怒，戴文从此不敢再提这茬儿。
四名侦探也在8月31日回到得克萨斯，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根据在安那坡里的两天里，从简妮·摩可尼、蔓娣·葛契和捷·盖尔德那里掌握到的情报，专案组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每天连续工作18小时，对原有物证重新进行鉴定，并分别走访了本案中各位可能的证人，包括杰·戈林。据说黛安娜曾对她的母亲和好友谈起过亚蒂安·琼斯命案，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暂时没有找她们。
9月4日，星期三，黛安娜前脚离开，办案人员后脚便跨进了空军官校。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三天的工作颇见成效，戴文·格兰蒙业已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能再像上次黛安娜那样轻而易举地溜掉。
不出众人所料，戴文一上来也和他的未婚妻一样，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但他却非常君子风度地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只是没有通过。警探们这才向他一件一件地亮出证据。等茱丽·贝恩念完杰·戈林的证词，戴文举手示意停止，说不必往下念了。此时已是9月5日，星期四的傍晚。
戴文被带到一台打开的电脑前，他熟练地用鼠标点了两下文字处理软件，开始在空白的屏幕上敲入他的供词。戴文字斟句酌，从傍晚打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了深夜。军官们和警探们耐心地等待着，也在戴文需要帮助的时候，走过去指点他几句。
这是一篇一共400多页的自白。之后的日子里，其中的文字被反复地在警方报告和法庭辩论中引用，并被不断地改编为新闻报道、杂志文章，以及至少三本书和一部电视剧。
在这篇自白里，办案人员第一次了解到了亚蒂安·琼斯谋杀案的真相：
…………
我们的计划是，给亚蒂安打电话，编造一个随便什么理由骗她出来，再让她上到我们的车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带她到乔·普尔湖附近，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我很难写下计划的这一部分），扭断她的脖子，再在她身上捆绑几只杠铃，然后沉到湖底，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黛安娜躲在车的后厢，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是1995年12月4日的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本想摹仿好莱坞影片中那种迅速而无痛苦的杀人手法，没想到真正做起来，却吓得我和黛安娜灵魂出窍。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她死就是我们死。我紧紧地抱住亚蒂安使她不能动弹，黛安娜举起一只杠铃朝她的后脑部砸去。
我能看见黛安娜的眼睛，惊骇而困惑。她最初充满了愤怒和冲动，现在却是在与逐渐苏醒的良知搏斗。不知怎么的，我们一不留神，亚蒂安竟爬出车窗逃到了外面。我顿时惊慌失措，抓起那支9毫米的马卡洛夫便跟着冲了出去。幸好，她头上伤得很重，只跑进不远处的牧场就跌倒了。我当时很想奔回车里赶快逃走。我们俩浑身瑟缩，似乎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黛安娜和我都不是性情暴戾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我想我当时已经有些神志混乱了，就像寓言中那只无头鸡一样在牧场上乱跑乱跳。我又开了一枪，便赶紧钻进车里。当我和黛安娜一起仓促逃离犯罪现场时，从我们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黛安娜又说：“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戴文。”我心里一沉，想，谢谢你到现在才告诉我。我也希望那只不过是一场梦。我们抄最近的路线开车到了I…20州际高速公路。我们在路上决定先去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戈林让我们翻窗进入他的房间（那是他房间的“正常入口”），让我们将身上收拾干净，定下神来，还借给我一条短裤。我的衣服上全是血迹，我们后来把它们都扔进了黛安娜家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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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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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文·格兰蒙写完后，办案人员要求他在每一页的顶上和底下签署自己的姓名缩写D。G。，戴文照办了。时间已过中夜，戴文被直接带进军校禁闭室。军校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去过戴文的宿舍，收走了他的全部私人物品，尽数交与警方。
差不多也在此时，9月6日，星期五，凌晨2点，黛安娜·扎摩拉在她的外祖父家中被捕。警方这次没有动用特别行动部队，而是由恰克·沙契处长亲自带了几位侦探。听说戴文已经交代，黛安娜如释重负般地吁了一口气，眼泪随即滚落下来。
几小时后，黛安娜也写下了她的自白。她写得很快，只用了一个钟头：
……1995年12月2日，整个星期六，我们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一直就在想办法给亚蒂安打电话。我们其实并没有预先策划什么，因为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不可能冷静地思考。所以案发之后，我们一直以为警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因为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把一切都想想明白。如果说真有什么预谋，大概就是有一次，戴文坐在我身边，一共5分钟吧。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往他的包里捡东西。我们商定由戴文扭断她的脖子，然后把尸体沉入乔·普尔湖底。大约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在戴文家里。戴文本来和亚蒂安约的是12点30分，所以我们晚了。我们那天开的是我父亲的绿色马自达·普鲁泰靳。戴文只是稍稍想了一下大概如何行事，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认真考虑。前一天，他花了很多时间安抚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琢磨他到时候该怎么做。不止一次，我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他和亚蒂安在一起的镜头，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们是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点35分，在她的家门口和她见面的。戴文是在1995年12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打电话约她出来。她以为戴文约她是又想和她做爱。她上了车，我躲在车的后厢，戴文开车。我记得当时我吓得不行，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将会发生什么事，你在那种时候就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记得我很想倒回去，记得我躺在车后厢里，不敢动弹。戴文后来告诉我说，他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很想将车调头，送她回去，但又怕我过后跟他闹。戴文的身上几乎总是带着枪的，我知道他那天带的是9毫米的马卡洛夫。我也知道他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