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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叹的实案:美国8大奇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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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像这样关着门。
  星期六早晨,教授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但解剖实验室楼道的门却被打开了。我分明记得头天晚上我亲手插上了这扇门。当时我以为,大概有学生被我关在里面了,就没再多想别的。我又试了试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几道门全都锁着。没过多久,教授来了。
  我跟在他后面,看见他掏钥匙开门进去,又用钥匙打开通二楼实验室的门。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利托菲尔德先生,请帮我生火炉。”我生好火炉,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他说没有。后来我又见到过他,我想是11点钟左右,他胳膊里夹了一卷报纸包着的东西。我给了他15美元鹰式金币,那是我替他卖票给瑞奇伟先生,一位医学院学生的钱。从那以后,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又都锁上了。星期六本是我扫地的日子,我试过好几次,我能听见有人在一楼实验室里面走动,但就是进不去。
  星期天白天,我一直没看见韦斯特教授,但他的实验室还是锁着的。傍晚,我正站在葛洛福北街和卡乎尔先生聊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韦斯特教授来了。他劈头便问:“利托菲尔德先生,上星期的后半周,你有没有见过派克曼博士?”我说:“见过,星期五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问:“在哪儿?”我说:“就在这儿。”他说:“那正是我交给他483美元和一些零头的时候。”他接着说,他们交钱的地点是在实验室的桌子处,博士收了钱也没有点数,就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地走了,一面说他马上到剑桥注销抵押契约。韦斯特教授说,“我想他已经注销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去契约注册办公室查对。”
  星期一,我试了两次想进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替他生炉子,但是进不去。后来前面门铃响,是帕克·布拉可先生(派克曼博士的亲戚兼财产管理人——笔者注),他想见韦斯特教授。这次教授开门了,说带他进来吧。我带着布拉可先生进去。那时应该是10点半左右。11点半我又去他的实验室,发现门又锁上了。
  警察是12点来的,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他们要求见福尔莫斯教授,我就带他们上了楼。不一会儿,福尔莫斯教授过来对我说,让我领他们各处看看。肯司利先生说先去韦斯特教授那里。我去敲门,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过了几分钟,韦斯特教授打开门。我告诉他警察来了,来找派克曼博士。我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他让我们进去。我们穿过二楼实验室,再从楼梯的后门进到楼下的实验室。我带着警察看了楼里的各个地方,还去了顶上的阁楼,后来他们就走了。
  星期二早晨,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9点半,或者10点,我用钥匙开了门,发现他就在里面。他戴着帽子,穿着连身的工作服,好像正在忙着为12点钟的课作准备。我绕过桌子时发现他的火炉里已经生了火。那天,警察又来了,其中一人说:“我们去韦斯特教授那里。”
  我到楼上,发现学生实验室的门没有锁,但从里面插上了。我使劲敲门,没人应。我又敲,过了一两分钟,韦斯特教授才开了门。我告诉他警察想看看实验室。
  所有的人都进到他的房间里。我记得好像是柯拉普探长走到密室的门口。那间密室我是进不去的。韦斯特教授说:“里面都是我的贵重物品和危险品。”柯拉普探长没有进去,故意装作很害怕的样子,也没怎么朝里面看。大家又一起从后面的楼梯下去。经过卫生间时,柯拉普探长问了一句:“这里面是什么?”当时,韦斯特教授落后我们大约3英尺,我说:“那是韦斯特教授自己的卫生间。”我认为,韦斯特教授这时候是故意转移警察们对卫生间的注意,他拉开旁边燃料储藏室的门说:“先生们,这边还有一间房。”众人于是都涌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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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3)



  有人提出想搜一搜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告诉他们那里面都是我扔的一些废料和垃圾,只有我一个人用。我说我有排污口盖板的钥匙。警察们搜遍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最后到了我的住处。
  我也带他们去了地下室,我们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然后就走了。
  那天下午4点,韦斯特教授午饭后回到实验室。他刚打开门,他的门铃就响了。我对我太太说:“他的门肯定是开着的,我可以进去了。”我还是从楼上绕下去,看见他站在桌子旁边看报纸。他问我知不知道豪尔集市旁边的福斯特先生。我问是不是那位食品供应商。他说正是。又问我买没买感恩节的火鸡。还没有呢,我说。他递给我一张订单,说:“拿着这个去挑一只好火鸡。这是我的习惯,每年都要送人几只火鸡。也许我会让你帮我做些什么的。”我谢了他。他又给我另一张订单到福斯特先生那里领番薯。我带着两张单子到福斯特的店里挑了一只很大的火鸡,足有八九磅重。那是韦斯特教授第一次送我东西。
  …………
  星期三早晨,韦斯特教授来得很早。我看见他进来。我悄悄地蹭到门口想听听他在干什么。我先从锁眼向里窥视,但里面被门扣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掏出刀子,打算在门上挖一个窟窿,但发现动静太响。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我就这么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开。9点,我和太太一起进城,直到下午才回来。
  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我发现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外面的墙壁很烫。我当时就站在墙边儿,我的脸上能感觉到热气。我把手放上去,但不多一会儿就得挪开。我知道那是因为里面生了炉子。同样,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从大楼的后门跑出去,翻墙爬上一扇亮着灯的双开窗户。这窗倒是没有上闩。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跑到冶炼炉跟前,揭开盖在上面的皂石,看见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火苗。我又走到实验室后面的楼梯,发现踏板上溅了一些我不曾见过的渍点,不像是水,我尝了尝。后来到了二楼的密室,那里也有些同样的斑渍,还是湿的。我想它们是血。
  感恩节那天,我到霍庞码头给韦斯特教授搬来一大块石灰,那是他在星期二就已经吩咐下的,他要一块“像我的头一样大”的石灰。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我每年冬天都要替他搬石灰。
  下午,我开始在韦斯特教授卫生间底下管道的砖墙上凿洞。我大概是从3点开始动手。我想亲眼看一看那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这样我就死心了,也封了众人的嘴。我每次从医学院出去,总听人说:“派克曼博士就在医学院里。如果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医学院了。”我一出门就听见这样的议论。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如果排污管道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我也好对街坊邻居们有个交代。
  我带着一盏煤油灯,干了1到1个半小时,觉得工具不得手,想这样凿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感恩节舞会,玩到第二天早晨4点才回来。一共20场舞,我跳了18场。
  星期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太太从不到8点就开始叫我,她希望我早点干完。吃早饭的时候,韦斯特教授进来了,他到厨房取当天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新闻吗?你还听见了什么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吗?”我说:“消息满天飞,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好。”然后,韦斯特教授就上楼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在解剖实验室里一边干活一边和亨利·拜基鲁博士说话,他要我忙完了手里的活儿继续挖墙。我去解剖示范室,看见J·B·S·嘉可森博士也在那里工作,我跟他讲了挖墙的事。他说:“利托菲尔德先生,我感觉这件事特别恐怖。你可不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它给干完了?”又说:“假如发现了什么,最好不要惊动福尔莫斯教授。到桑蒙街告诉老拜基鲁博士。”就是亨利·拜基鲁博士的父亲雅各布·拜基鲁教授。
  下午,我先向利奥拉德·富勒先生借了一把手钻,或短钎。他想打听我要干什么,我用玩笑话岔开了;但我估计他能猜出来。我让我太太守在抽板门口,从那里也能透过前面的窗户看见大门外几百英尺的地方。我对她说,除非她看清了来者是谁,否则不要开门。我对她说,如果是韦斯特教授,就到厨房的地板上敲四下;如果是别人,则不必通报我。
  我正忙着,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来了。我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站在大门台阶上和他们说话。肯司利先生问我是哪一处的私人地盘还没有搜到,我说了。肯司利先生说:“我们再到他的实验室里瞧瞧。”我说进不去,都上了锁。他们刚离开,就看见崔诺蒙警官远远地走过来。我和他已经很熟,我迎上前去跟他讲了凿墙的事,我说如果他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我也许就可以告诉他结果了。我们走回到大门口时碰见我太太,她说:“算你走运,韦斯特教授刚刚进去。”
  我和崔诺蒙警官站在门口接着聊。不多时,韦斯特教授也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他说起一个爱尔兰人过乔尔斯江大桥时,用一张20美元的现钞付一美分的通行费,被关卡扣了下来。他们不相信爱尔兰人会有那么多的钱,怀疑他和派克曼博士的失踪有关,因为据韦斯特教授向警方的说法,他在博士失踪那天交给了他一大笔钱。韦斯特教授还说富朗西斯·图克署长正在亲自调查这件事,说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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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4)



  我也和崔诺蒙警官分手,回到地窖里。我很快就用手钻打通了最后一道砖墙。在肯司利先生他们来之前,我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墙很结实,一共有五层砖。我把煤油灯提过洞口,但洞穴里的气流极强,马上就把灯给扑灭了。我想了个法子,把我自己的头也探进洞口,挡住穿堂风,这样灯就不会熄灭了。借着灯光,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些断肢,一副腹腔和两截腿。从上面实验室水槽流下来的水冲刷着残肢。我知道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排污管道里。我赶紧从隧道爬出去,锁好抽板门,在楼上找到我太太。我当时全身发抖,完全无法自已。
  我锁上大门,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桑蒙街雅各布·拜基鲁教授的家里。教授不在家。我又一路跑到乔西路亨利·拜基鲁博士家,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他带着我去桑蒙街见罗伯特·高尔德·肖先生,让我把情况给肖先生又说了一遍。肖先生当即差人去请富朗西斯·图克署长。署长很快就来了,他让我先回去,说他们跟着就到。过了10到15分钟,图克署长和拜基鲁博士到达医学院。在他们之前,柯拉普探长已经先行到达。
  我凿的洞正好在地面和一楼楼板之间一半的高度,洞口靠外砖层的开口直径大约18英寸,最里面10到12英寸。排污管道从卫生间底下斜斜地伸向江边,从马桶口至管道到达地面的那一段长度大约是八九英尺。发现人体断肢的地方并不刚好在马桶口的正下方,而是管道向外伸展到北墙处。涨潮的时候,江水常常漫过北墙灌进地沟或管道里,有时候潮退了,管道里还留着大约五六英尺深的水。当我们在实验室底下的时候,听见楼上有一些响动,图克署长马上拔出手枪。后来才知道,那些声音是我太太和孩子们弄出来的。
  那天晚上韦斯特教授被押回医学院以前,图克署长、崔诺蒙警官和我检查了冶炼炉。我伸手进炉子里摸出一块骨头。前门门铃响,我去应门。一名警察说:“我们把韦斯特教授带来了,他很虚弱。”我打开门,韦斯特教授走进来。教授对我说:“他们逮捕我把我从家里带走也不给我个机会和家人们道别。”
  韦斯特教授看上去很紧张,我记得他不停地出汗,浑身瑟缩。他根本站不住,一直由警察们架着。
  我们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当我走到后门时,他们说想去楼上放贵重物品的密室里看看,我说我没有钥匙。问韦斯特教授,他也说没有,就和问他别的钥匙一样。有人问我卫生间的钥匙在哪儿,我告诉他们这得问韦斯特教授,因为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卫生间里头是个什么样子。
  韦斯特教授说:“钥匙就挂在那颗钉子上。”他们取下钥匙试了试,插不进去。他们对教授说:“这不对,不是卫生间的钥匙。”“我看看,”教授说。我把钥匙递给他,他说,“这是我壁橱的钥匙,还有一把应该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这时候,有人用斧子砸开了卫生间的门。
  然后,我们下到地下室里把人体残肢都拿上来。崔诺蒙警官、柯拉普探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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