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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给吓了一大跳，但渐渐地，我又恢复了原先的那种平静的心态，我觉得，我或者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某条本质脉胳了。
那一个时期，我的生命回归意识特别强。
我开始着手处理在香港的全盘业务。我清理着、结束着一个又一个的账户。我将公司的会计唤来，吩咐他先把贷款一笔笔地给我勾画出来，再精确地计算出每笔贷款每日每月每年会在公司的营业利润中吸取的利息额度。（当我浏览那份明细表格时，我联想到的是一块巨大的海绵，一块正不动声色地吸收着周围的一切水分，然而，即使吸进再多的水分，表面仍显不出有任何潮湿迹象来的海绵）然后，我走进银行，对着那位胖墩墩的银行经理说，我想把我的那些存放在贵行的股票和基金都沽出去。什么？胖经理先是瞪大了眼望着我，而后便展开了一脸的笑容。他将我请进经理室，并亲自站到自动咖啡蒸馏机前为我制作了一杯香喷喷的卡巴西诺，端上来。他说，阁下的公司从来就是我行信誉最优佳的客户之一；我们准备全方位地配合和支持贵公司今后业务的拓展。至于贷款额度和息率方面么，这些都好商量，好商量。我谢过他的好意，但我说，事实上，我已打算退休，而公司在香港的业务也正在逐步的收缩和清理中。我完全能想象对方惊奇万分地望着我的表情，但我故意不去看他。好像这是件天经地义的事；而他也是毫无疑问地能理解这一切的。一直当我握着一卷银行贷款的清算申请表格从经理室离去时，我还是坚持着这同一种姿态。我仿佛感到自己的背后长着一对眼睛，眼睛一直在望着那位失望得几乎有点失控的胖经理正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儿，望着我一步步走远去的背影。但我感到很痛快也很过瘾。我在心里直发笑。我想说，抢窃分合法与非法，打劫也有文明与暴力之分，但其本质没啥两样——当然，我决不会当着他的面讲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来的。
事情就在这么几天之内决定了。这合乎我办事的一贯作风：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人生活到了今天的份上，回头一看，才惊觉自己的一生可以明显地分割成若干阶段；而每段之间的衔接角度又都是那么地陡然，当年我与雨萍以及后来我与湛玉，一切几乎都是发生在一念之间。
但我不后悔，我觉得人生的方程式是一个定数；无论你做出多少次移项、消移或者增项的推导以及演算，都终会达到那同一结果。我告诉自己说：余下的生命岁月应该只属于你自己的了，否则生命将失去它的本质意义。也许，我也应该为自己去建造一座“退思院”，只是直到此一刻为止，我还不能决定，这座“退思院”到底应该建在何处？温哥华？悉尼？香港还是上海？
我将自己的财产大致分成了三摊：一摊移去国外，一摊仍留在香港，再一摊我打算将它挪来上海。我感觉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从前的那个我以及我的父母所熟悉所认识所适应的香港已经分解。她的三分之一退回去了西方，三分之一横移来了上海，还有的三分之一仍留在原地。再说，这样的风险分配比例也符合今后世界的经济格局，甚至还包括了对我自己的年龄与心态的种种考虑。我松下一口气来，我预感到自己再一次地完成了人生之道的一个重大拐弯。
当然，我是不会去把我的想法和打算告诉雨萍的，她从来就没对我的任何商业安排有表露出过丝毫兴趣的意思。而我与雨萍间的那种生活，自从那次之后便完全消失了，她渐渐地变成了我的家庭生活中的另类成员。一件陈设，一件搁在一座精致玻璃罩中，可供你观看、欣赏和赞叹一番的，但就决不能让你去触摸一下的陈设。而我也不会去将我的打算告诉湛玉：事关她又总是对我的商业计划显露出了太大太强烈的兴趣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儿怪：不关心不行太关心又不行——你究竟要人家怎么着？其实，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做很多事都凭直觉。
我还有另外一些直觉。比方说，我与湛玉的那段关系。我俩都不自觉地走进了两个不同的生命的角色中，且很投入地进行着一场人生演出。我扮演的是兆正人格的另一面；而她扮演的，则是她本位人格的另一面。于是，我们便结合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俩都有一种行进在一片白茫茫的感情的原野上不知归宿在何处的感觉。而每一次的肉体接触，我都将它想象成是一种植物的灌浆过程：我们正在灌浆着一只果实，一只表皮艳美，口感苦涩，果肉更可能会含有某种毒素的果实。我想到伊甸园，想到人类的元祖亚当夏娃，想到那棵树，想到那条蛇，想到那只禁果——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间的呢，我这样来释慰自己。
有时，我也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口吻来向我自己发问（我老喜欢这么做，我的好些自以为精彩的诗句便是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构思出来的）：究竟，在她们两个之间，你更赞美的是哪一个？我突然向自己发难的时候往往会拣某个月色乳白夜深如水的夜晚，有时是在我香港家里的大露台上，极目远眺，思刃分外锋利；而有时也会在上海，当我从湛玉的家中出来，自己倾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一个人走在路灯凄惶梧桐枝叶交叉的街道上。我想了想，回答说：是她。（但我拒绝说出名字来，虽然在我心中早已无声地肯定了，所谓“她”，是指谁
）但你的选择为什么又是另外呢？扮演第三者的声音决不肯放松，继续追问。眼看就无法招架和回避了，我说，可能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吧。一个愈是喝醉了的人愈是可能会向一个幻影伸出手去的。于是，我便再没听到那第三个声音继续发问了。
其实，再想深一层，我将我三分之一的资产挪来上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因为了湛玉？我自然十分明白她喜欢什么，而我又不由得在暗中盼望能在自己的身上再增多一些她所喜欢的色彩。但另一方面，我更清楚自己的真实追求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追求，在远远的另一端不断地呼唤着我，叫我欲罢不能，不得不循着那冥冥之中的唤声一路摸索而去。我经常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矛盾情绪的十字路口，怔怔地不知该往哪个方向上靠才好。男人以及女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生命带给他们的启迪和意识上的长进竟然是反向的。
我还知道，总有一天，在这生命的平台上，我与湛玉的关系也会走到尽头，走到落幕的那一刻。那时，由我代兆正扮演的那一部分人格又会与他的另一部分再度整合，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从前的他自己；而我又会再做回从前的我去。当然，我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是自己命运剧本的编剧；反正，只要这一天还没到来，我就应该全情投入演出，一旦想到了这一点，你便会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和做下去，认定这便是你全部命运锁链之中无法省却的一环。
每一回，当我从护照查验台上取回自己的证件，然后再从台与台间的那截短而窄的甬道间通过，远远地朝着行李输送带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心中都会忍不住地荡漾起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自己正领受了一份额外的赦免的恩赐一般。
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我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或者台湾，但每一次，只要我一来到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出入境关卡跟前，这种奇特的感觉便会本能地浮现出来，并紧随着我，一直到所有的过关程序都告一段落为止。照理说，上海是我出入最多的一个地方，又是自己的故乡，应该感到更熟悉更快乐更安全更有亲切感才对。但不成，这种感觉的产生是没有理由也不听理智之分说的。我要反复不断地向自己确认说：此刻，你拎着的那只手提袋中会不会携带任何违禁品，比方说，一本反动杂志？若干页大逆不道针砭时弊的文稿？甚至还可能夹带上了一本可以给人无限上纲的反动日记本之类？一旦想到了这一层，我便感觉手提袋的分量突然变得重不堪负起来，我站在队列里一步一人头地向着护照查验柜台的方向靠近过去。我幻想着，一个穿制服的官员会突然从查验台的后面站起身来，朝着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我说：“喂，是你。等一等！”我的心“突突”地乱跳，时刻预备用一种强装出来的镇定来面对一场可能突发的事件。
对于任何着制服的人员，我都怀有一种竭止不住的，病态的恐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某种权力的象征。某些权力，随时可以叫你失去自由，进而安你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错就错地将你投进一间小黑屋里，从此便让你与世隔绝了的权力。在这样的人的面前，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大脚板下的小蚂蚁般地缺乏安全感。我知道我的想象有点荒唐，更有点变态，我知道它们是来源于那次遥远了时空的记忆。少年的岁月，中年的岁月，哪怕到了老年，记忆都会变了形地来捉弄人。它们像某类调味品，捣碎了，与现实生活的情节糅掐在一起，再发泡出一只只虚幻的馍馍来，叫你真伪难辨。
我向着行李输送带的方向走去，已有好些人站在那儿了。行李带开始启动，它“叽叽”地鸣叫着，将各种形状的行李东倒西歪地从黑色的胶片帘的后面输送出来。有人弯下腰去，将行李从流水带上费力地拖出来，核对着，装上小车，推着，走了。
我也拣了一件，准备离开。亮着浅蓝色灯光的大堂里，三三两两的出境人群，推着行李车，朝着标有禁区标志的玻璃自动门走去；空气中浮动着一种隐隐的说笑声，气氛显得格外安谧。我见到玻璃门前站着一小队人马，像是在等接谁的机，男的女的，一个个衣着趋时面带微笑。一两个人的手中还捧着鲜花，其他有几个则扛着带电视台标记的摄像机。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和上海。又一个历史连绵进程中的特定的时代横断面，而人的生命是垂直的，我们都从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断面之上洞穿而来。
一位全身FENDI名牌、肤质保养上佳的中年妇人朝这边走过来，她刚从护照查验台离开，她的身后跟着一位男士。立即，扛摄像机的和捧鲜花的都向他们涌了过去。但我发觉，FENDI女士好像是向着我这里一边微笑一边走过来的，她并没太多要去搭理摄像机和鲜花的意思
。当我看清她原来是罗太太——也就是湛玉向我提起过的她的那位童年时代的好友莉莉时，她已经快走到我眼前了。她的身后边跟着的是提包的罗先生。
我急忙迎上前去。也真是的，只顾了胡思瞎想，都快失礼于人了。我说，还没认出来呢，原来是你们两位哪。
“你是财大兼气粗，又贵人多忘事，怕是见了人故意不认吧？”莉莉边调侃边吃吃地笑了。
“哪里。哪里。”我连忙说。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三人已被蜂涌而上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了。大家好奇地注视着我们间的谈话，沉寂了一会儿。我发觉远远的有一架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我们——我，罗太太以及罗先生——红灯一闪一闪地亮。我慌忙退向一边。我说，罗先生罗太太，你们还有正事要做，我这……
但莉莉一把拉住了我，什么正事不正事的，还不是这里的电视台正在拍一部我与我家族的长篇纪实片。机场遇故人，她笑着说，不正好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细节？——你说呢，导演？她向一位身穿牛仔装，扎着一截马尾辫的男人递去了一瞥眼光。
马尾导演挥了挥手，亮红灯的摄像机便马上停止了工作。大家重新围上来。导演是个高而削瘦的年轻人，三十来岁，菜黄的脸色，耷拉着眼皮，显得无精打采，一副严重缺乏睡眠的模样。他说，是啊，咱们的郝莉莉小姐是沪上的名门之后，自己又曾是个红极一时的芭蕾舞演员；去了外面这些年，如今又再回上海来投资，她的人生故事很富有传奇色彩啊。
导演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他朝我折皱出一个敷衍的笑容来。他顺势从衬衣的上口袋中掏出一包“中华”来：“嗯？”他向我与罗先生分别作了个暧昧的手势。在我俩一致向他摆了摆手之后，便独自弹出一支来，点上火，抽了起来。
“这位是？”他向上方吐出一圈烟雾。
“老朋友了，也是上海人。在香港，他曾经是我老公生意上的拍档。”莉莉如今说话，大大咧咧，声音也很响，还充斥着一种满不在乎的自我放任。这非但与湛玉从童年记忆里描绘出来的她不同，就是与我认识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