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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了，也是上海人。在香港，他曾经是我老公生意上的拍档。”莉莉如今说话，大大咧咧，声音也很响，还充斥着一种满不在乎的自我放任。这非但与湛玉从童年记忆里描绘出来的她不同，就是与我认识中的她变化也很大。从前在香港，我们应酬谈生意，莉莉总是坐在一边，身段窈窕，样子文静得来也很好看。她从不多嘴，只是偶然朝她丈夫瞟上一眼。有一次，她丈夫说起，原来莉莉与我都是上海人，而且“文革”的岁月也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莉莉说，是吗？我说，是的。
我还说，那时，我是反动学生，处处受监管，日子难熬得很哪。她便问，你当时是哪一所学校哪一届的？我说，东虹中学67届高中。她的脸上就有了点异样的表情，她说，她的一位童年好友也在那一所学校就读，好像与你是同届，不过……“不过”之后她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她多望了她丈夫一眼，那时的她决不会在不该多嘴的时候多一句嘴。我说，东虹中学的学生有几千人，就我们那一届就有好几百。当时，那间学校搞极左思潮在全市都是出了名的，遭殃的教师学生一大批，我，只是其中的一人而已，而且还是相对侥幸的一个。否则，我还能今天坐在这儿与你们一起把盏言欢吗？于是大家便笑，都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罗先生举起杯来，说，大陆上的“文革”他是没有经历过，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只要能有钱赚，就行！来来来，他说，为了赚钱，大家喝下这一杯！于是大家——包括我和莉莉——都举起了杯来，我感觉到莉莉迅速瞥了我一眼，在这一瞬间，似乎已经有了某种讯息的传递了。
你看，我又来了。我在对一个故事的叙述与记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颠倒时空和记忆的事发生；事实上，我自己都无法辨清什么之后才轮到什么；而什么，又可能是在事后添补上去的一笔幻觉？从这层意思而言，你完全可以说我是个思路不清的作者，但我却绝对是个尊重感觉事实的作者。
就像这一回，当我在上海机场重遇罗氏夫妇时，我的明确不过的印象是他俩已肯定不再是从前在香港时代的他俩了，莉莉与她的丈夫的处世位置正好来了个颠倒：一个滔滔不绝，语直意赅，遣词泼辣；而另一个则是毕恭毕敬，谨行慎言，站在他老婆的身后，满脸堆笑，只有在偶然不得不要他作答之时，才挤出半句一句不咸不淡的港式国语来。
还有一点：莉莉也肯定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窈窕秀美的莉莉了，她变了，变成了一位体态富态的肥胖的中年妇了。她朝着导演说道，你别小瞧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喔，他还是个才子呢，他是一位诗人。
导演“喔”了一声，再次抬起眼皮来望了我一眼，他的眼中有一丝迷惘：诗人？这个久违了的名称似乎与眼下的这摊子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我窘迫万分。
“不是说你们曾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吗？”
“合作伙伴？其实还不是主要靠我们这位朋友，靠他的资金，靠他的市场，靠他的人事关系？我们只是加点儿小股本凑凑热闹，凑个名义罢了。”这，才算是点到了点子上了，瘦导演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将还吸剩下来的大半截烟蒂在一旁的一座不锈钢的烟灰潭里掐灭了，把脸转过来朝向了我：“能否请问阁下在香港是做哪行的？”
我还在沉吟，考虑着该如何向眼前的这位仁兄作答比较合适时，莉莉已代我把话头接了过去，说道：“他呀，在香港是搞房地产和金融股票的，还有项目投资——前不久在上海和海外报纸都有报道过的那家设厂在浦东金桥区、新近刚投产的成型地板厂就是他投资的！”
“投资额一千二百万——美金，统统是美金！”拎包的罗先生在一侧加重了语气。
这是哪里跟哪里的事啊！在这种时候谈这些，我恨不得当下就有个地洞，钻进去，一遁了事。
但我见到马尾导演的那对从来就不像是在望着谁和望着什么的眼睛在此一刻间突然放出了光彩来。它们开始聚焦（可见它们并不缺乏睡眠），它们望着我。他说，他记起来了，好像是跟东北哪家林场的合作项目？
不，这是一种高压合成的纤维地板，莉莉纠正他。
合成地板？那一定是采用日本最新技术的那一家了……
不，是德国设备和技术，罗先生又说。
对，对，对。是德国技术，是德国设备，是合成地板。现在在浦东投资的外企也太多了，一天报道就有好几篇，都张冠李戴了。马尾巴自嘲自解，他的手指再次伸到衬衣的上口袋中，掏呀掏的。此次，他掏出来的不再是“中华”，而是一叠名片。
他取了一张交给我，说，敝人小姓于，侧勾于。大家以后交个朋友——本来么，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他又说，说不定，咱们以后还可以搞些合作呢。电视台的节目现在搞承包，广告全靠制片和导演自己去拉。但我们电视台的广告效应大着呢，几乎覆盖半个中国，云云。
我说，是的，是的。下次有机会，下次有机会。但我又说，对不起，这次我倒真没备名片。
于导很大度他挥了挥手，说，免了，免了。认识了就是朋友，面孔就是名片。他又向人群远端的那位摄影师挥了挥手，说，先给我们照一张像片留念吧。我发觉他的菜黄脸色都有些泛红光的意思了。他用一条手臂紧紧地挽住了莉莉，另一条挽住了我；莉莉的边上站着罗先生。“咔嚓！咔嚓！”便立此存照了。只是至今为止，至少，在结束这部小说之前，我还没有见到这幅照片，我无法想象照片上的我会是个啥模样？表情木然？僵硬？还是一脸尴尬？
照拍好了，莉莉又缓缓地开了腔。她指了指我，然后说道，其实啊，我与他还有一层别人所不晓的特殊关系呢……她吞吞吐吐的，故作玄虚，弄得周围人都一齐望准了我俩，还有人偷偷看了罗先生一眼。神秘够了，她才继续往下说。她说，她有一位童年时代一起学芭蕾舞的好友，后来变成了我的中学同学。“而且还是同届同班坐同一张课桌椅的同学；而且至今还来往密切，”她将脸朝我望来，笑得很古怪，“——究竟你俩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朋友啊？”
湛玉都向她说了和暗示了些什么，我不便问，更不便表态；但又不能过分装蒜，总之，我不便做任何事。我装着没听见，将目光望入远处，望入虚无。远处，还有最后的两茬出境者正推着行李车向大门口走去。
见有些僵场，她便自砌下台阶。她说，你可没见过我的这位女友了，于导，做姑娘的时候是个美少女，大了成了美妇人，就是到了现在这一把年纪，还韵味十足啊。决不比你导演的那部叫什么，什么《巫山云雨》中的女主角差多少——真的。
于导说，那好，那下次就请她来当女主角吧，只要你的朋友肯投资拍戏，其他的事都好说，都包在我身上！
哈哈哈。周围立即升起了一片附和的笑声。
接下去便又有点冷场了。于导说，走吧，吃饭去。我已经在“美林阁”预定了一间包房。又同我说，一块去。一共开来两部车，我坐前一部，带路；你与郝小姐和罗先生坐后面那一部。我说，谢谢。谢谢。高个子的于导便冲在前里先走了，扎起了的短短的马尾辫在脑后一跳一跳的。
我问莉莉，你们也来上海投资项目吗？
莉莉说，投什么资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情形。不就利用爹爹留下的那点影响和人事关系做些务虚性质的生意？如今的世道变啦，全变啦。变成了：老公要靠老婆，活人要靠死人哪，嘻嘻！
我，不禁瞠目。
大家边说，边走出机场大堂的自动玻璃门，站到了街上。“别克”车前一辆已经开走了，后边的那一辆眨巴眨巴着黄边灯正靠上来。我突然向莉莉说道，罗太太，很抱歉，今天我还是不去了，其实我一早已约了人了。
哪？
没关系，麻烦你向于导他们解释一下就是了。
就在别克车将车门打开的那个刹那间，我逃离了，如释重负。我知道，我的举止有点过分，也有点不太礼貌，甚至还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我只能如此。
两天之后，我才给湛玉去电话。她在电话线的那头一听是我的声音，便笑了。她说，早在盼你来电话了，但我知道，这次你来电话的时间一定会多推迟两天的。她没说原因，我也没问原因。她的过人的聪明和敏感从来就是毋庸置疑的。
我说，这一回，还是你来我这里吧。我住在波特曼酒店三十六楼行政套间的那一层。
她在电话里再一次地笑了，那好哇，她说，难得你这次会邀请我。我听到电话筒里有一种“咝咝”的呼吸声。她说，你，不想我么……
我说，想。当然想。我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生理反应由下而上，直冲脑门连心脏也开始剧烈地跳动了起来。我转了一个话题，我说，兆正，他在家吗？我想借机狠狠地给自己淋一瓢凉水下去。
对方的口吻马上平静了。她说，他去作协了，下午近晚的时候才会回来。于是，我便又有了那种手掌与手背在互相翻复时的感觉了。
一小时之后，我与她已经坐在波特曼酒店三十八楼的行政层住客的俱乐部里了。是一张临窗的双人座，有人在屋角的一架三角钢琴上弹奏肖邦，轻柔的乐曲笼罩了整个厅房。厅房不大，分内外两间，地上都铺着很厚的彩织地毯。内室里散散落落地坐着几桌人，两对老外，一对衣着华丽讲究的华裔男女，还有就是我和她了。一个金发女郎站起身来，她毫无声息地从地毯上踩过，去到外间。她从自选的糕点水果盘里取了几样东西，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个白衣金扣的侍者不知在何时已站在了我们的桌边，他身杆笔挺，一只手摆在身背后，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支用白餐巾团围着的冰镇过的香槟酒。“Please（需要酒吗）？”他说，他征询的目光望着我俩。在我微微的颔首后，他便将金黄色的酒液注入到我们的杯中来。接着，一个利索的收酒动作，他向我们微笑着，退后，离去；无声无息的就像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没被我们察觉到一样。
飘然的乐曲仍在继续，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翡翠绿云石台面的方桌的两边，一旁，宽银幕式的大玻璃窗落地，正面对着上海展览馆的整片绿化带，俄式宫廷气派的建筑群落散布其间；每一座金色的屋顶都反射着中午时分的阳光，光耀得有点让人睁不开眼来。再过去，便是蟠龙逶迤的延安路高架以及玉带环腰的内环线在某个灰意蒙蒙的城市的远处相交。整个大上海此刻就在我俩的眼底下毫无遮掩地铺展开来，高低错落，新老割据；就像是一片在阳光下的波涛起伏的海面，东西南北，一望无际。
这是一幅壮观的场面，那天中午，从波特曼酒店三十八层楼的窗口望出去，这是一幅摄人心魂的都市壮观图。
湛玉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她说，她太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了。我笑笑，没说什么。我当然知道她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但喜欢又怎么样呢？
我举起香槟杯，说，来，我们干一杯吧。她望了我一眼，也将杯举了起来。我们轻轻地碰了一下，在玻璃杯发出的一声悦耳的“”响中，我们各自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杯放下。直到这一刻为止，我俩谁也没向谁提及过莉莉与我在机场相遇的那件事。现在，她从桌的对面笑眯眯地望着我，她的眼神中调皮着一种浅浅的酒的醉意。她说，怎么样，不肯给人面子啊，大老板？
我望着她，不知为何，沉默了。我突然语塞，竟然想不出一个言词来答她，哪怕只是个敷衍性的答词也好。也许，我的想法带偏见，甚至还有点儿极端，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流向。对于那些存着心要将什么都往钱字上扯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有所图谋的；这更多的是一种手法，一种暗示，一种试探，一种隐喻，还不单是习惯与性格使然那么简单——这是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人和类文人们常会拥有的几个层次的内心世界，而最核心的那一层，有时，连他们自己也看不透；他们只是任凭着一种直觉和冲动来对事件做出言语和行为上的反应。
反感就从这儿产生了。
后来，我俩回房间去。我靠在床头上看电视，看一个新闻播报员播报新闻。播报员说，上海今年的外资流入总量又创新高；浦东新区建设如何日新月异如何人间奇迹。我听着盥洗间里哗哗的水声，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