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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作的必要以及奢侈，他们笑得更欢乐更放肆了。
对于那段日子的记忆，兆正感觉朦朦胧胧的。距离他在亮灯时分离家，然后向着淮海路方向一路走去的那个黄昏，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光景了吧？那时的他们俩没太大的名，没太高的社会位置，更没太多的钱，但他俩却爱得幸福，爱得陶醉、爱得肉体与心灵都能得到极大的抚慰和享受。而且，也爱得彼此之间从没计较过任何得失。
他来到了横街和淮海路的接叉口上，驻足、停望，考虑着，该转往哪个方向走一程才最合符他现一刻的心情状态，他决定向西转。
兆正出生在上海东区的一条偏穷的街上。他的父母都在小学里教书，那是在解放初期的事了，政府的统配职业，一干也就干了一世。只是父亲早年因肺病而辍职，在他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中，家里的开支常年都是靠母亲那五十来块的工资苦撑着的。永远的生活流程都是：月底靠借措渡日，月初拿到了薪水，一还债倒已去了大半截。剩下的几张薄薄的票子还要对付大半个月的生活。尤其是那几个大饥荒的年头，又适逢他生长发育的生理期。缺乏油水的胃肠好像永远都填不饱似的。清瘦体弱的父亲只能在三更的天色就拎一只小菜篮上菜场去
，与人推呀挤呀的，无非就是希望能为他多准备些价廉而又不凭证的主食和副食品。但尽管经济紧绌，他出门，不论是上学还是上街，都还像个样，像个从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的样。衫裤再旧再打补丁，总还是洗折得干净且有缝道的：这是他父亲再穷也要坚守的持家的宗旨。有一次，父亲带上他搭车去上海西区的一家亲戚家串门，他便一下子，就像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般地愕然了。下了电车，父亲带他在街上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有点儿晕晕乎乎的，像是犯了病。那时他还很幼小，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区的一条什么街：尖顶的洋房，大铁门，红砖围墙或是柏油油黑了的篱笆后面婆婆娑娑地长满了高大的树木。街上的行人很稀少，只有梧桐叶投下了满街满道的斑影。他问父亲：这里是哪里呀？父亲漫不经心地答道：这都是那些有钱人住的地方。有钱人住的地方？自此之后，一个暗暗的，然而却是坚定的决心便与他渐渐成熟的心智同步成形了：长大后，他也一定要搬来这里住。后来，他搬了家，搬离了东区，搬离了那条穷脏之街。这是他刚结婚不久后的事，这间二室户，是湛玉工作的单位分配给编辑这一级职称人员的住房，虽算不上怎么样，但在黄浦与静安的交界处，朝上海的西区，他已跨出了一大步。第二次搬家是在十年前，他们搬到了这条位于淮海路和复兴路之间的横街上。他不知道，这里是否就在当年父亲带他去的那里的附近？六层高老公寓的四楼的某个单元，四室一厅双厕连一个十分宽畅、明亮的大厨房。阳台是朝南的，连接着客厅与主卧房，站在弯圆型的阳台上能俯瞰到复兴中路上一片郁郁葱葱洋房区的花园以及梧桐人行道——这是作家协会分配给他的一套住房。
应该说，他已搬到了上海西区的中心段来了，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但又怎么样？他不见得因此而更快乐些。但此一刻，当他在淮海路口站住，犹豫不定转向的时候，那些童年时代的穷的恐惧贫的不幸，那些寒酸所带给他的心理创伤又突然从他记忆的底层苏醒过来，向他提供了一个一闪而过的坚定念头：向西——一直，向西！
淮海路上西转后的第一爿门面是一家台商开设的婚纱店。从光线亮丽的落地大玻璃望进去，有好几对新人正在店堂里站着，坐着或走动着。新娘们一律有一截惹人遐想的鹅白色的玉颈，而新郎们则个个英姿勃勃，每一块西装领带的年青胸膛上都有一股那截橱窗模特的英武气势。兆正站在门外的橱窗边，晚风吹来，他感到有一股沁骨的凉意了。他抬头望去，天空已泛成了一片暗蓝色，淮海路上人熙人攘，推推蹭蹭，华灯已经全部开放。他有点迷惘起来，在这夜色和晚风里，他更感到有一种腰酸气虚的眩晕，这一两年来，他常有这种感觉。他下意识地跨进了一家与婚纱店毗邻的中成药店里去，他的目光朝着一幅兰州某中药厂出品的“六味地黄丸”的广告牌凝视。他想：只有光阴才是最真实的，光阴给予了你一切，旋即，光阴又会带走一切。什么回春丸，什么长生不老丹，尽他妈的胡扯，连皇帝老子都寻觅不到的东西，还轮到你？他将略微带一丝冷笑与自嘲的脸转回来时，发现有一个站在柜台后的女售货员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她问，这不是某大作家吗？我在书页的封面上见到过您的照片！她，像个刚从中学堂里毕业出来不久的小知识份子，瘦小苍白，一副黑金属丝窄框架的眼镜之下散布有几粒淡淡的雀斑，此刻都因为羞怯和兴奋而染上了一片晕红。兆正不置可否地唔了声，眼睛也不望一望人家；心头却不由得升起了一缕暗暗的欣喜——但随即，他就将它狠狠地掐灭了，他带点儿慌乱地逃离中药店就如逃离一个是非之地。只有他才了解他自己：他一直有一种强烈得无法排遣的自卑感，他感觉自己是个从某类生活沙场上撤退下来的败北者。
兆正觉得自己的心又在隐隐作痛了。他知道这痛源自于心的某个很深的角落。在那里，他始终朦朦胧胧地保存着一幅记忆场景：一个涂着金辉的黄昏，有街景，有树叶，有下垂的窗帘，还有润润湿湿的气息和那种薰薰然然的初夏的风。
不错，这种气候、气温以及气氛是很适合人们去干某件事的。只是这种事已不属于他，他似乎愈来愈远离人的某种功能而去。而这又是一种一旦失去便可能永远也别想再找回的功能；现在，他只能用一种很理智的，中性的、带点距离感的记忆来判断说：这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享受权，无论富贵显赫卑微穷困，没有了它，人生的那盏灯便不再会有炯炯生辉的一刻。但他，却失去了。
这是兆正此刻的心情，也是他心作痛的第一层含意。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些其他的什么。因为说到底，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确定那个幻影一般的黄昏是否真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假如有一天，有人对他说，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幻觉罢了，他想，他会马上相信——他也愿意马上相信。还有那三个虚拟的人物，衬托在这片夕辉闪闪的金色背景上，其真实性仿佛也都成疑。他竭力地辨认着：一个是湛玉（因为从逻辑的推断上说来应该是她）；一个是他自己（因为除了他，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还有一个，则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无法看清楚那个人的面容以及五官，但兆正想：这是“他”。
兆正所说的“他”，就是我
我说：当年，能摆脱那种强大漩涡的向心力的与今天能跳出这种虚无潮流的是同一种人。这种人都是极少数，但这种人是成功者。因为历史需要的成功者永远也只是极少数。
兆正所说的“他”，就是我。
或者人，真有所谓命运层面之一说？不要说兆正，这么个才思与感情都如此敏感丰富的大
作家了，就连我，也在五十天命年过了之后常作类似的不着边际的联想，我是谁？他是谁？我会不会是那个命运层面上的他？而他，会不会又是这个命层上的我？
那湛玉呢？湛玉是一个实体与影子的分身，属两个不同的命运层面？是吗——是这样吗？
有时，我真也让自己的胡思乱想给搞糊涂了，我想过去看精神或心理科医生，觉得自己老欢喜钻某种思维的牛角尖会不会是一种病态？
但我却因此而写诗。我在经商之余写了大量很不错的诗。有时，诗潮一涨上来，整个人便生活在漫天缤纷的意象之中了，分不清了那条幻与真的界线。待到思绪纷纷沉淀下来时才发现，原来自己不还两脚站地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那些来若烟去若风的意象都已凝结成为了几册搁放在了案头的，作者栏目里真真实实写着自己名字的诗集，心中感到既充实也惆怅；既欣喜又着色了些许无缘无故的失落与空虚感。
但人家说，这便是诗人的忧戚病了。这不是什么真病，反倒是，一旦再也找不回了这种病症的诗人才是个诗源告涸的普通人。对此看法，我始终有些疑疑惑惑。后来，我发现，原来兆正的思路也是经常会在这一种方面产生偏执与倾斜的，这个发现令我情绪振奋，心情也踏实了不少。
这都是在我对他的作品的仔细阅读和推敲之中体味到的一些飘飘忽忽的感觉，而且，连湛玉也都曾含含糊糊地提到过他的那些思路异常，“神经兮兮的，”她说。但我不以为然，我说：“兆正是个天份与禀赋都很高的作家，凡这么一个人，同时存在有某些异于常人的性格特征没有什么奇怪。”
但她只是笑笑，笑中有一丝冷冷的意味。
我又说：“他从来就是个孤独者，难道你不了解他？”
“孤独者？孤独的本身就是某种阴暗心理的投影。”
真的，这个世界不因为有了矗立与垒起才有了阴暗面的产生？原始的大片沙原上，一切都是平坦和光明磊落的。再说，没有投影的思想也不会有曝光上的层次感——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谈论这件事了。或者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于是只有用沉默来表示不再反对她些什么。
其实，我对兆正的赞辞以及辩护都是由衷的。湛玉呢？假如从来都没有对他肯定过的话，她又怎么会将她的整个人连同灵魂都给了他？在那个时代，她之所以会不顾一切爱上他的原因是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才真正了解他。他需要她，他是因为她才不致于沦为一个彻底的遗世者的。她爱他，在当时是带点儿冲动以及自我奉献的性质的。
但她不知道，在这世上了解兆正的人还有我。我对他的了解与理解是与年龄和人生阅历同时递增的，而她对他的，恰恰相反。以致到了今天，我经常会扮演他俩关系拔河赛中的她的对立面。我说，当两个孤独者刚走到一起时，大家都会感到一种不约而同的充实和安慰和突然被人理解以及理解人的感动，甚至由此感动而引发出来的爱。但渐渐地，他们又各自孤独去了——没什么，因为孤独就是他们的本性。在我解析他俩关系时我常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边缘模糊含意隐晦之语。我又说，在我们年青时代的政治高压期，物质极端匮乏，但一样有某个疯狂的精神旋涡中心来供社会能量凝聚，来令人产生某种自我价值感的幻觉。到了今天，物质泛滥了，信仰却崩溃了，一切心灵都随波逐流在一条精神虚无症的河床中，大江东去。当年，能摆脱那种强大旋涡的向心力的与今天能跳出这种虚无潮流的是同一种人。这种人都是极少数，但这种人是成功者。因为历史需要的成功者永远也只是极少数。而这种人又命定会是脱离了那一大片的遗世孤独者。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能坚持到生命的终点，有些则不能。他（她）们抵抗不了这种长期孤寂的痛苦，他（她）们会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不自觉地滑出那条既定轨道，滑入另一种更大众化，因而也是更热闹的生命模式中去。
不错，说这些话，我是有所指的，有时指他，有时指她，有时也不知是指谁——或者是指我自己。
但湛玉望着我，不语。
而且，我在说这些话时还会有一种强烈的投入感，仿佛这是一场戏剧，而我正进入到兆正的角色之中去代他思维，代他说话，代他在人生舞台上演出。我成了我自己和他共同的代言人。
我的这种奇特而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直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前。那时，我俩是同班同学，我坐这一行，他就坐在隔邻一行的后两排位。
他很少作声，不与人合群。他的成绩不好不坏，相貌也不俊不丑。同学们不太留意他的缘故可能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太留意他的缘故。大伙儿对他的突出记忆除了常迟到，被值日生没收了校徽与红领巾后溜进课堂的狼狈样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独特之处来了。
多少年之后，当他已成功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并与她结合成了夫妻，老同学们在聚会之时，大家都不无感慨地谈起这一件事来。大家都说，他是真人不露相啊，然而，最“识货”的，仍还不是湛玉？
我想分辩，说，不！还有我呢。但想了想，还是作罢。因为，岂止“识货”，我简直感到，有时，我不就是他？他那两道压抑的眼光所包涵的思想，让我在一不小心接触到它们时便能产生心的不由自主的颤动和共振；而我自己的目光，会不会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