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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部长从床沿上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动着、思索着。一会他又坐到床边，倚靠在被子上，双手托在后边，把腿翘起来，长长地呼出一口烟。
李刚义又接下去说道：“所以，我建议黎部长，你也是副书记，你跟周书记商量一下，由他召集开一次科以上干部学习座谈会，开展正面教育吗。由你们俩讲讲当前整个地区暨我县的形势，顺便有针对性地讲讲机关风气等问题。邪气不能泛滥，正气可鼓而不可泄。《管子·立政》篇说：‘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毛主席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嘛！压制邪气，首先必须弘扬正气，邪不压正嘛……”
黎部长点头微笑，深表赞许。
召开科以上干部会议，是高原小县常用的工作方式。政治学习，统一思想，布置工作，一揽子进行，一竿子插到底，省去了很多麻烦。
新干部到县已经有几个月了，最近一个时期，县上着重抓了民兵组织建设与骑射训练。对民兵训练与文革“正面教育”个别领导与干部有些不尽相同的看法。
周书记根据有关领导的建议，在笔记本上列出几条，有针对性地对于“文革”形势及当前工作的认识，开展一次有的放矢的“正面教育”。
小会议室在坐的是县委、县革委暨县科以上的全体干部。
周凌风带着满脸笑意对大家说：
“今天‘文革正面教育’的内容是，谈谈形势与当前工作。方法是我主持会议，我讲，大家也讲，讨论式的进行。允许有不同看法，可以争，不可以吵。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统一认识，鼓舞干劲的目的。大家看怎么样？”
“好！好！一形势、二生产；先国际，后国内。书记先讲，然后大家跟上。”妇联主任巴宗第一个表态。这位聪明能干的藏族年青的妇女主任，热情、活泼、直率带点调皮的个性，深得藏汉干部们的欢迎。每次她俏皮
幽默的插话一出口，准跟着一片开心地笑声。方才周书记的开场白，虽然是捧着笑脸说的，但笑从书记脸上发出，也总带有一种严肃的韵味。然而，经过这样一位下级（特别是女人）的插科打诨，会场上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常给人一种和谐的氛围。这正是领导者所需要的。因此，书记主任们从来不驳她的面子。
大家的笑声刚过，周书记便精神振奋地说开了！
“好，就按巴宗说的，一形势，二生产，由我先提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什么时间开始的，现在到了甚么价段？这个简单的问题我想请山上的老同志来回答。”山上的同志们是受正面教育，感受毕竟没有山下的同志们切身经历的深。
周书记似乎想在新来的干部面前，显示一下山上“正面教育”的程度。但在新干部面前，县上原来的老同志，都只笑，不肯先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谈文革，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有新来的同志知道的多，因为他们刚刚离开那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的第一线来到这里。
大家不说话便感到拘谨。周书记终于点将：“巴宗主任，还是由你来说说吧！”
巴宗听到周书记点她的名，故作惊讶地用一个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说：
“我？”
“啊，就是你。你说说看，文革是甚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
还没说话，她先伸伸舌头，自己先嘿嘿一笑。
“说吧，说，说错了也没关系！”周书记忙鼓励她。
新来的同志们来了兴趣，想看看这位年青的藏族女干部对文革知道得究竟有多少。
“大胆地说吧，巴宗主任，知道多少说多少，别害羞……”柳卫东副书记笑眯眯地说。
“说吧！”巴宗的爱人年青的藏干人保组副组长扎崩说。
“急什么着急，你替我说”巴宗扭捏地说。扎崩瞪了她一眼算作回答。
巴宗像得到某种力量或指令似的爽快地说开了：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吧，记得我们很快当了红卫兵，在西藏民院，我们还是学生，以后参加了大串联，还去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哎——行啦，行啦，别扯太远，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扎崩看来更干脆些。大家为这两口的对话先笑起来。
“现在吗，现在是‘斗、批、改’阶段嘛，正在进行嘛。”
李刚义副主任：“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巴宗抬起乌溜溜毛茸茸的大眼睛看着李刚义笑着背出了毛主席的一段话：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好！不错吗！”李刚义副主任带头给巴宗鼓掌。汉族干部，特别是新上山的汉族干部看到藏族青年干部讲汉语，背毛主席的语录，这样流利，从内心感到钦佩。
这回轮到她爱人扎崩同大家一起使劲为她鼓掌。
周书记对妇联主任巴宗能熟练地背诵毛主席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展阶段一清二楚，既满意又高兴。像巴宗这样的一批藏族青年，是他前几年亲自从牧区基层选拔上来，送西藏咸阳民族学院学习，只是由于“文革”停课，没学到多少东西，可是回来后，他们仍坚持业余学习，十分刻苦，他们学习汉语、汉文、非常卖力。汉语讲普通话，汉文一般可达中学程度。在阿里这旧社会没有一所学校的地区，现在有了他们这一批
文化人，已经很不容易。他把这批青年称为阿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好！你这个阿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正面教育’没白学。”周书记总喜欢不失时机鼓励他们。
西饶副主任：“我们县的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还是抓的很紧的。文件一下来，我们都认真钻研，深入领会精神。先干部，后群众全面贯彻下去，让一般群众也都能了解个大概。”
柳卫东：“啊……这还是不错的！我只是想问一下文革运动的几个阶段，比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县里已经建立了，这没说的……大批判，大家也可看文件，读报纸，听广播，可像‘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不知这‘正面教育’是怎么做的？是不是也是靠读读文件、学些材料就行了？……”柳卫东说完，暗自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眼光不时从眼镜上边扫视县领导中的其他人。
先是大家都不说话。
可是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大家只是在琢磨，不知这位新来的柳副书记葫芦里倒底卖的是甚么药。
科级干部，不知领导的意图，话有点不好说，怕说错了，不明不白地和领导闹对立。
其他几位县级干部，又都觉得刚刚工作在一起，话好说，怕有了分歧关系以后不好处。
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这县上的第一把手，周书记。周书记也明白，只是自己是一把手，一切事都不要由自己先去说，害怕给大家定框框。
周书记看着大家又有些拘谨了，作为会议主持者不得不站出来先说几句加以引导：“哎！大家不要光看我呀，方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被柳书记考问住了？是什么就说什么，一切都实事求是吗！再说学习中发言，没人抓辫子，柳书记他们是革命领导干部嘛，绝不会给谁穿小鞋的，——是吧，柳书记？”
“是，是，是——没有人穿小鞋！周书记真会开玩笑。”柳副书记不知为什么，经不住一句玩笑话，前边说话时的那种神彩飞扬劲一扫而光了，自己的脸也不知甚么时候变得红红的、胀胀的，一脸窘迫的样子，大家先是哈哈笑起来，后来见柳副书记那尴尬的表情，想笑都不敢再笑了。
短暂的冷场后，虽没人正式发言，科级干部们却在下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了。
“我说两句，既然是学习嘛，就要发言，冷场也不好。我随便说两句，不对大家可以纠正。”政工组长汪彤笑笑神气十足地说：“首先，我觉得柳副书记提的问题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笑的！柳副书记问话的意思，我的理解是除了搞‘正面教育’除学文件外，到底还有没有个具体的内容形式，这是应该明确起来的。”
“我也想说两句，只谈对‘正面教育’的看法，或者说从字面上去理解……”谢大军冷静地说：“‘正面教育’这个提法，我们从上山就听说了。我觉得‘正面教育’和山下的群众运动的做法，从根上说就不是一回事。‘正面教育’着重强调的是在组织和领导掌握下的教育活动。而山下是组织领导下的群众性运动。说白了，也就是这里不能搞像山下一样的群众性的大动作……”
“能不能再说得明确些？”办公室副主任武权问。
“可以！”谢大军斩钉截铁地答道：
“明确地说，‘正面教育’，就是不能搞像山下一样的群众性的运动。至于‘正面教育’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完全由组织领导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安排，而群众不应以任何理由插手和干预。”
“对的！对的！谢大军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巴宗又急着插话说，“不能像山下一样搞运动！”巴宗边说边看着政工组长汪彤，还向他不断地点头：“汪组长，这个问题是个原则的问题，早就明确的，不需要再重复去讨论。原则，只有坚持！是不能讨论的——这是原则！……”
“没想到，巴宗主任的原则性确实是很强的。”李刚义副主任，害怕别人曲解他的话，又明确表态说：“我同意巴宗的看法。我觉得山上的同志们对‘正面教育’的理解，已经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看来有疑惑的是我们新来的同志。由山下的大搞文革运动，到山上——西藏阿里的‘正面教育’要转好这个弯，从思想认识上光学习和接受‘正面教育’的原则。如果想做点什么事的话，那就紧紧围绕‘正面教育’四个字去考虑，也就不会出格了。”
“李主任说的没有错。”黎副书记、黎部长边说着，顺手摸出一包“大中华”牌香烟来，打开锡纸，捅出烟来，送到李刚义面前，李刚义抽出一支来，两个人各自打着火点着烟吸起来。
黎部长：“‘正面教育’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我觉得如果同志们把‘正面教育’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从形式上、方法上和结果上加以对比，或许对‘正面教育’的认识、感受会更实际更深刻一些。”
黎部长为使人重视和思考他的话，故意把话停一下，连吸烟带喝茶。等大家都静下来看着他，才郑重其事一字一句地说下去：
“我在山下的几个老战友，都是参加‘三支两军’的领导。最近他们来信说：‘从成立革委会，到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一系列工作，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尽人意之处。”
黎部长咬文嚼字，有板有眼地说完这几句话，又停下来喝两口茶用眼睛的余光看看大家的表情。然后先诚恳地表白道：“我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至今，党龄也几十年，一直在部队工作。经过党长期的教育，战斗环境和军事生活的磨炼，使我形成了军人的直率的性格，我喜欢说直话。但我先说明一点，我对党的热爱绝不亚于一般人。”
周书记看看手表，说：“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今天的文革‘正面教育’的座谈中，大家说得非常好。好就好在说的是实话，敢于联系实际。谈问题虽然角度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为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工作出发畅所欲言，不扣帽子，充分发扬了团结合作友爱的风格，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周书记又看了看大家说：“时间快到了。最后我只想强调几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大局出发。不顾大局蛮干是要犯错误的。我们阿里地处中印边界西段，一九六二年曾经是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战场。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边界冲突的威胁至今仍然是存在的……我们身在阿里，是祖国西南大门，考虑一切问题，首先必须从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边界安全这个大局出发。无论搞民兵训练，抓生产建设，维护社会秩序，都要提高警惕，稳定大局，说得严肃一些，每时每刻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与麻痹……在阿里谈文革，搞‘正面教育’，就是以此为中心，以此为灵魂！”
周书记的话音刚落，调皮的巴宗竟不自主的鼓起掌来，也有几个年青人跟着拍手。不了解情况的会以为她又在开玩笑，其实不然。领导讲的每一句话，她都在认真地听，也可能有个别词汇她还说不好，但她明白那些话的意思，她由于全神贯注，心领神会，所以她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