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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周凌风心想：原来平静的高原小县上，自从来了这批新干部后，增添了许多生气。人多了，热情高，干劲大。但这种“热气”，对县上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是消极还是积极，只有经过实践后才能得出结论来。
周凌风既是军人出身，对事、对人、对已都毫无疑问地是军人的风格。
军人是什么？
军人是斗争的灵魂。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是战斗，是胜利——或牺牲——最终都是微笑地面对。所以真正的军人，不管何时何地总是乐观的，在这一点上，周凌风总是当之无愧的，此是后话。近几个月来，周凌风面对新来的干部，心情一直是在兴奋中渡过。原来，县上坚持工作的干部不过百八十人，即使把在山下休假治病的全算上，也就二百人。实际情况基本是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下。而在山上的一半，往往又要分出一半去下乡。
现在一下子增添了几十名干部，对县上来说是一批力量，只要有个简单微小的动作，在总体既全局上，就会马上产生出一定的波澜。周凌风在冷静面对的同时，常常感到惊奇和欣喜，但他从未感到棘手和沮丧。
周凌风说：“除了造原子弹、搞数理化，他老了，学不了。其余的事都能学，都能做！”他有自己的逻辑，他觉得人再多，事再多，概括起来只不过两个字“人”和“事”。除此之外，并无别的什么。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如何把握情况，以恰当的方法组织起人力去完成任务罢了。
这个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他习惯地把一切工作都当作战斗任务去看待，“从战略上藐视它，从战术上重视它。”对当前阿里的形势，边防的动向，县上的工作，他都能把握大局，客观地对待，而且总是一派胸有成竹的气势。
可是，现在周凌风也知道，这次他在地委接受了下山安排下调干部这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他明白，要完成好这次任务，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要花去很长的时间。具体一点说，他要离开县上少说也在一年半载以上。他要跑遍全国很多市、县，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安排……
摆在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这次出差，而同等重要的是在他暂时离开县上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如何保证县上工作不偏离正常轨道，不出任何意外的问题……
周凌风经过短暂慎重而深入地思考，他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对县上当前的任务和县领导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几位主要领导都发了言。
县委副书记柳卫东说：“刚刚离开山下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干部，一到山上颇有‘世外桃源’之感。虽然这里规定是‘正面教育’的原则，但路线斗争原则没有变，这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所以，我以为我们县上，不应保持满足于表面上平稳，即使是‘正面教育’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紧跟全国‘斗、批、改’的步伐，紧密联系县机关干部思想、文化、作风的实际，在学习中注意随时发现新动向和新情况，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从群众运动中走过来的，不要怕群众。群体是最公正的，眼睛是雪亮的，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我说，我们县委领导每一个人，谁都不要怕！……”
对于新从山下上来的，这位已经被“解放”、被组织认可，调到高原上来工作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党的中层领导干部的作派和气势，以及他此时此刻的“高论”，几乎所有常委，不管有何种看法，都很难从正面去触动他。
人们并不是怕他这个人，而是怕他手中高举的那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和“斗、批、改”这项“大事”。
老书记周凌风对柳卫东的这番话，颇有不同的见解。但他是县委书记，县委班子的班长，不好马上出来公开驳斥，那就影响了党内的民主气氛。
周凌风面对柳卫东从文革中学来的一套空话与套话，既不屑一顾，也不想面对面争论。他只强调：“县上工作应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做那些应做的事情，凡事不可脱离实际，仅凭主观想象去办事。”
周凌风自己不喜欢多说话，他喜欢用脑，喜欢听别人讲话。不时提醒大家：“继续谈，随便说……”
李刚义副主任听了书记周凌风与副书记柳卫东的发言后，早已心中有数，他爽快地说：
“周书记接受地区安排下调干部的任务，繁重而光荣，我们相信周书记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但心的是周书记暂时离县期间县上的工作，希望县委能作出具体细致的安排。至于大政方针，上级都早已明确，‘正面教育’的原则做法，不容质疑。因此，也没必要再拿出重复讨论。我以为，当前只要注意边境的安全，抓好群众的生产与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不要出乱子便是上策……”
“我说两句，”伍风春常委严肃地说。
“我认为，西藏工作一向以慎重稳进为原则，阿里文革‘正面教育’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出来的，稳是大局。文革初期，地区来了红卫兵，连进军阿里的先遣连的功臣，都受到了冲击。阿里现在搞‘正面教育’正是那些教训的结果。当前，县上边境安全，群众生产、生活总的是安稳的，周书记离县期间，县上工作绝不能捅漏子……我认为绝不能脱离‘正面教育’而别出心裁、节外生枝……所以我同意上边李刚义副主任的意见，希望周书记临走前在会上对县上工作做出详细安排，分清责任，以便今后也好总结工作。”
黎部长，西饶副主任听了伍常委的发言后，都微笑着点头称是，一致表示：“同意上边所说的意见，没什么新的见解，只要周书记安排了，照办就是。”
柳卫东成了名附其实的少数派。
他这种少数派，并非手握真理而不被多数人理解与接受的那种，而是坚持谬论，身居少数，深感孤独，连自己也都觉得没面子的那种尴尬处境，他心里十分的不自在。颇有一点如坐针毡的惶悚与不安，他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吸烟……
县委书记周凌风，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对县上的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依照周凌风的说法，县上的工作分作三条“战线”，具体由三个组来负责。
第一组：机关留守人员。任务是从“正面教育”入手，认真学习当前党的方针与政策，紧密结合实际，努力提高认识觉悟，尽快克服懒、散习惯，改变机关作风，认真做好生产、生活等后勤保障工作。由副书记柳卫东兼组长，政工组组长汪彤任副组长。协助抓好机关政治思想工作。
第二组：边境安全工作。以县机关民兵为基础组成应急小分队。负责搜集边境安全动态，注意群众反映，严防回窜。必要时，不定期赴边境公社检查治安，基层民兵训练，突发事件苗头的处理等。由西饶副主任任组长，副组长由西饶选定。
第三组，农牧区生产及巡迴检查工作。李刚义副主任任组长，副组长是商业组副组长谢大军。本组负责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抓好全县生产，并且安排好群众生活。
各组组员，根据需要从全体干部中抽调。
县委常委会的日常工作，由柳卫东副书记临时负责……
周凌风书记安排好县上的工作后，乘坐县上的吉普车走了，没要人欢送。
周凌风的计划是，率他的“阿里地区下调干部安置工作组”首先到地区驻叶城办事处，作必要的分工和休整后，直奔和田乘民航班机，经乌鲁木齐往内地各有关市县，开始具体的安置工作……
小车离开县上时，管理员吴魅搭车去了地区，说要给食堂弄些蔬菜回来。
从县委书记的坐车刚刚开出机关大门那一刻起，县上的部分干部们，就像公园里猴上山突然脱离管束的群猴，瞬间便热闹起来了。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呢。
最最欢欣鼓舞的是，办公室副主任武权和政工组组长汪彤。他们二人和他们身边的，几个肤浅的、跟屁虫似的小人物，像众星捧月一样，围坐在县委副书记柳卫东的房间里。他们出于某种同样的心态，不约而同地显得格外地高兴。
武权兴奋地说：“真没想到，周书记对我们新来的领导同志这么信任，让柳书记主持县委工作，这对团结我们新来的干部，开展学习，推动县上工作，改进机关作风，都大有好处！”
汪彤道：“看你说的，别看周书记长期在这偏远落后的高原工作，他毕竟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不但政治觉悟高、原则性强，个性休养也是很好的。他能听得不同意见，而且绝不感情用事。他没让黎部长主持工作，而让柳副书记主持工作，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原则性。”
许贵胄大夫也笑眯眯地插话：“周书记了解黎部长那军人的性格，知道他遇事急燥脾气大，说话不讲方式。不让他主持工作，估计周书记是不放心，怕影响团结”。
柳卫东听着大家的议论，心里十分慰贴，嘴角皱纹向下拉得长长的，咧着嘴笑道：“你们想的太多了。周书记也许征求过黎部长的意见，人家根本就不愿操这份心，管地方上这些琐碎的事情。主持工作，是临时的，又不是正式的一把手，可是得罪人却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决定，我才不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是无所谓的。若依我的个性，要不干正的，要不干副的。什么‘主持’呀、‘负责’呀全是讨嫌的角色。有的人就有过这种教训，长时间‘负责’得罪人多了，提不上去。一调动，什么都不是了。”许贵胄大夫听了柳卫东副书记的一番言不由衷的说词后，哈哈大笑道：“柳书记这回‘负责县委’虽说是临时的但比别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周书记安排这一大批干部下调，最少也得一、两年时间。等所有的干部都安排完了，以地区的名义给自己找个合适的位置下调，既是合情合理，又是极其容易的事情。就是周书记自己不说，地委组织部也会考虑的。周书记这一去，再也不会回到县上来了，这是自然的……”
汪彤眉开眼笑，把嘴张得大大的。一步一步走向柳卫东副书记，一字一顿地点着头向柳卫东说道：
“看来，狮泉县县委书记这个班，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那是非您莫属了！”
柳卫东说了些什么话，谁也无法听清了，人们的笑声淹没了一切……
李刚义副主任和谢大军、叶心钺都在曲加家中喝茶。大家谈论的同样是周凌风书记下山出差和让柳卫东主持县委工作这件事。“柳卫东副书记在干部们心中的形像不佳，威信也不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曲加诚恳地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论理不该由我在下边随便说。不过作为一个党员当面背后我都是一样的，今天我能在这说，以后会上我照样说。我认为，柳副书记的威信不高，甚至令人反感，这是由于他来县上任后，自己的一些不当的言行造成的。”李刚义态度平和地说。
李刚义喝了两口茶继续说道：“首先，在阿里文革政策上，他从内心不接受‘正面教育’这个原则。他总想像山下全国各地一样，搞搞群众性运动，自己也想过一把领导群众运动整人的‘瘾’，他的想法，当然不止这些了……”
叶心钺则说得更加直白，而一针见血了：“柳卫东副书记想搞运动，不外乎是想搞出县机关中的一些问题来，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再升个一官半职的，然后一走了之。这次让他主持县委工作了，他要真敢胡来，弄不好官当不成，他要犯错误的！”
曲加：“他犯错误终归是个人的事，但是他把县上工作搅乱了，那损失就大了。”
谢大军听了大家的议论后感慨颇多。老一辈告诉他，从他降生那一刻，共产党对他就有救命之恩，再造之德。如果没有八路军医生的抢救，他就没法平安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父母多子女，家境一贫如洗，解放初期靠在村里吃救济长大。上中学时便靠助学金来维持，是党和政府的庇护使他成长为一名大学生……党对他的恩情山高水深。党在他心中永远是神圣的……
但是，他也明白，党组织也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党组织是由人组成的，人有好有坏，党组织的成员，也有好有坏，这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对任何人，包括党员、干部，衡量他的唯一标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