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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魏便自言自语地说：“是地区的车！像是到我们县上来的。”
柳卫东、李刚义两人，不约而同地抬眼望了望前边迎面开来的北京牌吉普车。同样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往前看看，表示自己“看到了”那车。但还是谁也不肯多说一句话，那意思也可能是：“车子马上到跟前，就都知道了，瞬间的猜测已属多余。”
车子相向而行，会车速度虽减慢，但感觉还是飞快地冲过来。眨眼之间已经到了跟前。司机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车头接近的瞬间，同在一侧的司机，几乎同时都认出了本地同行的朋友。眼尖嘴快的魏光，首先叫出了对方的姓氏：
“李师傅！”
“小魏！”
车子同时，嘎然而止。
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两位，虽然隔着司机，也都看清了对方：
地区车内坐在司机旁的不是别人，而是本县县委书记周凌风。
周书记大叫一声：“柳书记！”柳卫东也几乎同时喊道：“周书记！”
车门同时打开——车上坐着的人，几乎同步跳下车来。久别的同事，偶然相逢格外亲切。相互紧握着对方的双手，抖个不停。
周书记的车上还有，为谢大军治疗及陪护回来的李莲蓉大夫、妇联主任巴宗、团委干部郑英她们，都下来相见。
周书记看到柳卫东车上下来的另一位是李刚义副主任，特别亲热地互相拥抱在一起。李刚义高兴地说道：“真是巧遇！巧极了！！”
接着又哈哈笑道：“我还以为你周书记是‘赵巧儿送灯台，一去不回来’了呢！”
周书记也兴奋地说：“我是为别人安排下调的，不是为自己。人都调完了，也调不到我头上，不回来到哪去！”
周书记转身重新拉住柳卫东的手问：
“柳书记！你们俩一起到地区去干什么？有事吧……”
柳卫东见问，心想瞒也瞒不住了，不如直说。便索性撕破脸先发制人地，用手一指李刚义——
“你问他！”
李刚义心里还在高兴，听柳卫东这样一说，便收验一些笑容，和蔼地对周书记说：
“您不在县上，我对柳卫东副书记主持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县委会上发生争执，我准备向地区反映并报告情况，柳卫东同志是专门‘奉陪’我来的——就这样！”
周书记一听便笑道：“噢，我明白了——一位是告状，一位是‘奉陪’——现在我回来了——你们还去吗？”
柳卫东装作很委屈的样子，故意默不作声地扭转半个脸。意思是“告状”的又不是我——你还是去问他……
李刚义见状笑道：“真是不好意思！您既然回来了，还有甚么话说不清呢！去地区自然就不必了，我也不想给县上出丑！”
“哪里！哪里！我们是共产党，是志同道合的阶级兄弟。内部意见有分歧，到上级面前去摆一摆，或者上级到下边来听一听，经过交流统一思想看法，这本来是正常的，谁都不要在意才是！——好啦，快上车吧，我带来瓶好酒，今天咱们到家好好喝两杯，一醉方休啊！哈哈哈……”
所有的几位都乐了，包括柳卫东脸上也露出了勉强的笑容……
周凌风书记突然回来了，县上全体干部一片欢腾。人们像久别得逢的亲人一样涌进周凌风的房间问寒问暖，敬烟献茶……
除了柳卫东、李刚义等人各回自己的房间外，县上自上而下，男女老少，几乎是挨辈依秩来看望。哪怕只是简单地握握手，问候两句话就走，也都争先恐后排不上号。
见面礼少说闹腾了半个小时。藏干们争着拉住周书记要求到家去坐坐叙叙话。最后还是藏干副主任西饶硬拉着周凌风到自家喝茶去了。
电影队长曲加本来已经拉着周书记去他家喝茶的，偏偏西饶拉住周书记的手不放，硬从曲加门前拉走了。
听曲加说，他仍抓住周书记不肯放松，甚至随着周书记一起到西饶家。他看着西饶热情地给周书记恭恭敬敬地奉上一碗酥油茶后，便激动地哑着嗓子说：“周书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曲加以一种同情的语调轻声地说：“西饶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已经在眼圈上转了，这种场面我不便再呆下去，才悄悄离开了。”
据说，当天下午周书记在西饶房间里，少说也呆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人们都能理解，说这是自然的。西饶是周凌风书记亲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是民改后在本地提拔的本民族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西饶的每一步成长和进步、周书记都曾付出过不少的心血。西饶对周书记是敬若父母，周书记对西饶可谓爱兵如子，都是毫不夸张的。
人们说西饶的最大特点是人老实，不说假话。最大的优点是热爱党，服从领导，苦干实干。有一点不足之处，便是尊重服从领导有时有些过分甚至对领导和党的概念分不开，容易把党的领导干部和党混为一谈，这就容易犯“跟人不跟线”的错误……为此，周凌风书记，曾不止一次地教育他。教他“跟线不跟人”，可他说：“这种关系实在是不好分开！”周凌风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说：
“在工作中，与你再好的人，他说错话，做错事，你都不要跟着他——包括对于我在内。”
有人说，“西饶这次在周书记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把他下山期间县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向周书记作了详细的汇报。”说这话的人，起誓发愿说：“我是真的，因为是听西饶爱人亲口说的。”
听话的人，都笑了，说：“怕他不这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对了！无论甚么事，只要不瞒周书记，处理起来，保证没问题！”
老书记周凌风回到县上，不过两天时间，县上该拜访的人，他很快都拜访过了。无论甚么时候，他总是先藏干，后汉干，老干部、年青干部、妇女干部逐个去拜访。无论甚么话，他都认真地听。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人人都觉得他是自己的朋友。
在第二天晚上，据说周书记是在他的老战友、老朋友黎部长的房里过的。周书记向来是拜访过县上应该拜访的多数人后，末尾才来拜会这位县上人都知道的、公开的朋友。人说这已是他们之间不成文的规矩。
黎部长、周书记两位朋友一到一起总要喝一点酒。洒菜很简单，两个鱼、肉罐头，一小碟花生米、加上一点榨茶丝之类，酒当然是好一点的。
谈心总是先从喝酒开始。“酒逢知已”以后便无拘无束了。
本来在县上，这是位置最高的两位。他们的谈心应该是没人能随便知道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总是或多或少地还要透露出一些。人们说，或许是通讯员斟茶倒水，偶而听到些，传了出来，也未可知。究竟如何传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奇的人，都喜欢听一点什么信息，从中猜测点动向什么的。
传说周书记这次对黎部长非常的“满意”。因为周书记原来想到去地区“告状”的一定是黎部长，而这次却偏偏不是他，而是李刚义副主任。这使周书记是既高兴黎部长的沉着冷静，同时又欣赏李副方任的率直和勇气。而黎部长却非常赞赏周书记的远见，说：“没让我主持县委工作，是非常正确的。否则‘告状’时可能不是去地区，而是告到自治区或北京也难说。”
还有一个说法是，黎部长问周书记：“到底有没有准备下调的事？”周书记反问说：“难道你黎部长还想下调升官不成？”黎部长哈哈大笑说：“我就猜到是有人在胡乱说……”
周书记说：“或许人们在地区听到了一些话，才传说的。地区领导确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去？还是留？如想调下去升官，或安排个好位置，地区是不会阻拦的。我说，升官什么的我不想。如果地区还需要，我就在这干一辈子。如果不需要，我服从组织，随时下调退休都可以！”地区领导笑着说：“那你就留在高原好好干，一切顺其自然吧！”
黎部长高兴地说：“好！”他们两个人击掌为誓，一口气干下了杯中的酒。
据说后来两位领导喝完酒，还认真研究分析了县上当前的工作……
周书记回到县上的第三天，召开了科以上干部会。
周书记高兴地告诉大家：
他这次回来是向地区述职的。专门汇报前一段安排下调干部的有关情况。听取领导指示后，特意回来看望大家的。
然后，还要回到工作组做些扫尾工作，如果时间允许，顺便回家休个假。
“应该的！三年都未回一趟家，老大嫂早就等急了！”妇联主任巴宗忙插话说。
周书记平时跟这些年青人说说笑笑习惯了，今天也照样给面子。他委婉地说：“没关系！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不像你们年青人，下乡分开个巴月，都急得跳蹦子！”说得干部们都笑了，会议的气氛立刻变得话跃起来。个个都笑逐颜开地等待周书记讲下去。
周书记立即言归正传，他首先向大家说：“谢大军经地区
医院的努力抢救，终于渡过了危险期，现正在全面治疗和恢复。谢大军在反回窜战斗中机知勇敢，机动灵活，既消灭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充分体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地区领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无私无畏的典范！”领导们还热情地到医院去慰问他……谢大军表现得很谦虚，说“荣誉是在县委领导下取得的，自己只是做了一点该做的事情！”
地区领导还说，狮泉县茶嘎区书记丹巴同志，把被击斃和击伤的俘虏及时送到地区，是非常灵活的做法。有关部门及时审讯俘虜获取了重要的信息。
经审问和有关人员指证，被俘者承认他就是制造沙埌事的匪首之一，名叫土登旺四的。
在人民政府政策的强大威严压力下，土登旺四在铁证面前，终于供出他在西线组织叛匪的同伙和回窜计划等阴谋线索。
原来匪道之一土登旺四，以前本是狮泉县一个外出流浪乞讨者。叛逃后，受境外反动势力的指使，一直流窜在边境地区作乱。是他与同伙共同策划了沙埌事件的。侥倖逃脱后，曾多次率叛乱顽固分子在西南部边界一带骚扰劫掠牲畜、抢夺群众财产并逐渐深入狮泉县腹地活动。企图煽动更大规模的叛逃事件。没想到这次失手，被我机关民兵击中……
地区与军分区经充分协调，一举又破获了一起予谋中的反叛与回窜案件。使本地区在反回窜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广大干部群众听说俘获沙埌事件的罪魁祸首后，强烈要求对犯罪分子给予严厉地惩处。
匪首土登旺四的案件，正在深入调查和审理之中。
周凌风书记谈反回窜斗争意犹未尽，但他知道同志们关心的还有干部下调等问题。他话头一转轻轻地说道：
这次下去安置下调干部，情况特别复杂。其特点是分布广，时间长，工作量大，安置工作困难也较多……尽管如此，经调干工作组的共同努力，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工作基本完成，已近尾声……这次回地区述职后，及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为最后胜利完成此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边，关于下调干部工作中的有关情况，概括地作些介绍，以满足同志们的好奇心。
我一向喜欢说真话，该说不该说的，我没作过多的考虑。只想随便介绍些调干过程中经历的实际事情，仅供参改。
这次安置下调干部，出现了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问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原籍或原工作单位，要无条件地做好接收和安置工作。但是，一接触到实际，事情就不那么容易。
我们一位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是第一批进藏的“老阿里”。上山前职务就是副县级，在高原工作八年后，这次下调，安排了一个地级市公安局行政处的处长。
某县一位县委书记，年今46岁，还不算太老，安排在一个县粮食局作局长兼党总支书记。
某县一位革委会副主任，被安排在一个建筑公司建筑队任队长。
这次下调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因工作安排不当，宁可提前作退休处理。有的甚至要求仍回山上工作。
安排干部中同志们归纳出一些倾向：年青的、文化高些的，容易被接收。而年龄大的，资格虽老但文化低的，以及女干部，安置相对困难……压低职务安排，去就去，不去便挂起来。安排工作中存在太多的随意性，根本谈不上什么业务对口，专业特长条件等。
汇集全国各地安置组的情况，同志们反映：长期在边疆工作下调后，在安排工作上非但受不到照顾，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