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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纯最怕见到的是甘欣。
不过还好，与甘欣的见面是在于飞召集的饭桌上，有曾国强的儿子在，大家的兴趣都聚焦在这个小家伙身上。
饭局结束，甘欣悄悄地把租住屋的钥匙交到了温纯手上。
温纯默默地接过钥匙，满怀愧疚地看了甘欣一眼。
甘欣读懂了温纯的眼神，她扭过头去，抱着曾国强的儿子，一起笑出了泪花。
第二天，温纯回家看望了父母，与牛广济和高向阳一起坐了坐。
再回到县城，又去物流园看了看郭长生的花店，和赵子铭的早点摊紧挨着，据说生意也还算不错。
温纯特地去了王宝良的店铺，问了问他身体状况，除了胃还是老毛病，倒也结实硬朗。
郭蓓蓓与赵子旭忙着复习，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一起回来。叽叽喳喳热闹的不行。
温纯期待已久的祝庸之教授，终于被请到了市党校给进修班的学员讲课了。
不过，稍稍有点遗憾的是，讲课的题目不是祝庸之赖以成名的“领导艺术”，而是新近推出的“官德修养”。
得到通知之后，温纯暗暗有些好笑，心想：你这个老夫子，别人可能会认为你是在赶反腐倡廉的浪潮，我却可以肯定这是席菲菲的命题作文。
讲课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市委组织部长李开富原先的想法是，讲课安排在大报告厅，把市直机关的副处以上干部都送到党校来听一听，谁知道，丁浩把这个意思一说，祝庸之立即就拒绝了，他说：我是去讲课的，不是去作报告的。
政治秀的牺牲品（16）
李开富听说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这个老头子，谁也拿他没办法。
最后，祝庸之的课还是得在教室里讲。
教室里座位有限，最多只能坐得下五十来个人。
除了进修班的学员之外，党校的教员加上市委组织部和市纪委的几名干部都只能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旁听。
祝庸之是在丁浩的陪同下走进教室的。
进修班的学员全体起立，祝庸之只微微一点头，便走上了讲台，轻轻道：“坐下吧，上课了！”
祝庸之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官德修养”，然后拍拍手，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讲官德修养。在讲课之前，我想先发表一个个人声明。”祝庸之拿出一张纸来，朗读道：“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如有不当之处，可以立即予以反驳。”
教室里一片交头接耳。
上课快三个月了，还是头一次有教授发表声明，请听课的人进行反驳的。
祝庸之上课与其他党校教授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和学员们互动，在讲台上讲着讲着，会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来，甚至点名要学员来回答，让听课的人不得不跟着他的讲课思维走。
当然，大家愿意听祝庸之讲课，并不在于他讲课的生动有趣，更在于他讲课有思想，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这样的课一讲出来，学员们听着听着就会感到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淋漓痛快。
祝庸之开篇第一句就是一个问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大概是黄平的秃脑袋比较显眼，祝庸之先点了他来回答，黄平摇摇头说，不知道。
“你呢，你知道吗？”祝庸之又问坐在前排的季萍媛。
季萍媛脸一红，说：“好像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说的。”
温纯举起手，回答说：“明朝清苑县知县唐成。”
“好。”祝庸之点点头，又严肃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搁在那个朝代，大概也就是一个七品左右的芝麻官吧。我请问，如果你们不当官了，回家卖红薯能养活一大家子吗？”
底下一片哄笑。
祝庸之这次没有点人来回答，而是说：“我想大家的哄笑已经回答我了。卖红薯不是你们的专长！这好比我老夫子当不了官，只能在这里跟大家磨嘴皮子挣口饭吃，课讲得不好，大家把我轰下讲台，我就没有饭吃了。同样，当官是你们的一个职业，所以，你们必须把官当好，否则早晚会被轰下台去，砸了自己的饭碗。”
教室里寂静无声，只有祝庸之的声音在回荡，时而轻缓如清风细雨，时而急促如暴风骤雨。
祝庸之首先论述了县官们的特殊性，他说：
政治秀的牺牲品（17）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在中国一直是独特而重要的区划。相对于中央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来说，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
在民间，你们常常被称为“父母官”，这个叫法似乎有违“人民公仆”的官方定义，但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折射出你们身上所承担的现实社会责任。你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关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一方百姓福祉，也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
祝庸之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座所有的听课者。
第517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郡县治，天下安。县处级官员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职位，也是当今承担责任最重、工作最辛劳的人群，你们才不愧为共和国的脊梁。”祝庸之列举的数据翔实，事例典型，充分论证了县处级官员的重要地位，描述了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的酸甜苦辣，一下子拉近了与听课者的心里距离。
说到县官们的难处，祝庸之几乎点名道姓在举例证。
祝庸之一会儿说蔡文志“到上面跑项目，对方说喝一杯酒给10万元，他一口气连喝了28杯。酒后到医院打吊针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答应的资金还是只到位了一半。”
一会儿说李喜良“为了应付来自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马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陪领导喝酒吃饭，一个晚上竟然陪了8顿饭，喝的酒自己都数不清多少了。”
在临江市县官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县委书记碰到一件难事，去市里找领导，人家说你是一家之长，谁的孩子谁抱走。回来找县长，人家说你是书记，你都办不了，我更办不了。回家跟老婆孩子说，老婆说你整天不回家，一回家就说工作，出去！”
当祝庸之把这个笑话讲出来，全场又是一阵哄笑，笑得很开心，也很无奈。
等大家笑声住了，祝庸之又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县委书记来省委党校报到学习，进了他的宿舍，突然发现行李怎么没了？你们猜猜是怎么回事？”
课堂上议论纷纷，说出来的答案五花八门，可祝庸之一直在摇头。
到最后还是祝庸之解开了谜底：“这位县委书记下了飞机直接就打车来了党校，他没有养成自己取行李的习惯，他养成了被伺候的习惯。”
全场哗然，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仔细一琢磨，完全反映了某些官员的实际心态和状态。
“我们的有些干部，讲政策不如上访户，讲法律不如钉子户，讲经济不如个体户……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该砸了他的饭碗？”祝庸之话锋一转，又通过一系列的现象论述了官员德才兼备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政治秀的牺牲品（18）
“喝酒要讲酒品，下棋要讲棋品，做人要讲人品，为官就要讲官德。”从酒桌到棋盘再到官场，祝庸之娓娓道来，令人深思。
“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上梁不正下梁歪。”祝庸之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发人深省。
课间休息的时候，温纯走到讲台边，与祝庸之握手问候。
短暂的课间休息之后，祝庸之突然提高了声音，讲到了腐败。
“讲官德，不能不讲官员的腐败。前面我们讲了，当官是一个职业，而如今，这竟然成了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我们的官员，竟然成了一个高危人群。这说明，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事了，而是群体性腐败，制度性腐败。”
祝庸之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干部的腐败。官场的“潜规则”告诉官员们：职位越高越安全，于是为了上升到更高级别的位置，有些官员不再注重官德修养和能力培养，而是官官相护，官企勾结，在失去监控的灰色地带尽可能的积累财富，为买官积攒资本，形成了“有钱的会有权，有权的会很快有钱”的恶性循环。
祝庸之这些大胆犀利的话一说，教室里顿时没有了声音。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说明，正人君子也是喜欢钱财的，但是，这钱财要来得堂堂正正，你才能取得名正言顺。”祝庸之一一列举已经披露的腐败案件和一个个贪官的可悲下场，真可谓是语重心长，仿佛一个长者在与大家交心谈心。
“我听说，进修班原本安排是要去国外考察的，有没有这回事啊，丁校长？”祝庸之问坐在后面听讲的丁浩。
丁浩回答说，有的，根据市委领导的指示，现在改为去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看看，以学习考察为名出国旅游，这就是一种群体性腐败。”祝庸之毫不客气地，一点也不顾及主人的面子。“我倒是有个建议，井冈山也别去了，不如去参观一下监狱，让深陷囫囵的官员们现身说法，教育意义肯定大于去看朱德当年的那根扁担。”
教室里又是一阵笑声，但很快就止住了。
讲课还在继续进行。
祝庸之扳着手指头给大家算了几本帐。
“一是政治账，一旦撂倒，政治前程葬送，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些，用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二是经济账，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不仅非法所得要没收，也将失去已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甚至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三是自由帐，整天提心吊胆，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没有一个贪官不觉得是亏大了。四是亲情账，老婆孩子且不说，最受打击的是年迈的父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比比皆是。五是名誉账，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就算是出来了，又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
政治秀的牺牲品（19）
祝庸之一笔笔算过来，听课的人无不动容。
课堂上的人，也都随着祝庸之一起用心在计算。
是啊，一个人或者一家人一辈子能花费多少，贪得再多，不敢存银行，不敢高消费，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把祝庸之列举的五本账加起来，搁在心里的天平上掂量掂量，多问几个值得吗！
课后的讨论交流中，学员们对默默计算的这几笔账记忆得尤为深刻。
“当然，相对于强大的体制，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日积月累地进行改良，就可以推动体制的良性运转。”祝庸之针对不少官员用“大气候不好”来为自己官德失范进行辩护，他大声疾呼：“官德”的养成，需要一个强硬的外部监督和制裁机制。
祝庸之介绍说，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意大利十几年前出台了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中国也需要一部衡量官德的规范法典。
“讲官德，不讲官员的升迁，那也是自欺欺人。”祝庸之毫不避讳地讲到了官员的升迁：“从目前干部升迁机制来分析，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平均大概需要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上一个台阶，也要60年。那么，官员们要做的，就是拼命抓住一切机遇，缩短每一个台阶的时间过程，这其中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强官德修养，做出公众和上级认可的政绩；二是，四处活动，跑官买官，钻营投机。”
祝庸之停顿了一下，扫视了全场，又接着说：“中央一再提倡，选拔任用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可我们的有些官员却信奉‘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毋庸置疑，某些投机分子通过活动获取了成功的机会。但是，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有时候甚至是惨痛的。”
说到这，祝庸之突然提到了汤如国的名字，把在座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温纯的心也悬了起来，这可涉及到当今市长谭政荣啊！
“送礼把自己的命也给送掉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官员的悲哀？！”
祝庸之的声音不大，在学员们听来，却振聋发聩，如雷贯耳。
“官德修养，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人民满意不满意’。”祝庸之认为，这不应该是一句官场上的空话套话，而应该是可以用数据来描述的一系列考核指标。
他建议，应尽快从上到下，建立和完善官员的目标考核体系，具体考核官员辖区内人民幸福感强不强、劳动者的体面是否得到满足、人均收入增长是否和GDP增长同步、社会保障覆盖率大小等等关系民生的指标，并把这些指标与这名官员的升迁挂钩。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官员真正做到“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