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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商店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回到宿舍，张辉告诉我说有人来找过我。我想了想，在杭州城里出了葛慧玲谁也不认识，由他去吧。
正躺在那硌得骨头疼的硬板床上胡思乱想，有人推开门问：“周磊回来了吗？”
我起身一看，见一位瘦高个，站在门口。我说：“我就是。”
“我叫沈穆，咱们是同班同学，我是咱们班的班长。”
我赶紧招呼他坐在床沿上，他说：“我就住在你隔壁，我们宿舍大部分都是咱们班的。”听到这句话，我仿佛是流浪的孤儿找到了亲人，掉队的战士躲过了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赶上了大部队，看到他就觉着亲切。
他拉着我到了隔壁宿舍，宿舍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大个子在整理东西，沈穆介绍说：“这是江涛，江苏人，也是咱们班的。”我们三人坐着拉了一会儿闲话。江涛个子虽然很高，但说起话来显得有些腼腆。沈穆告诉我明天到６号教学楼２０５教室集合，全班开个班会，有很多同学他也不认识。临走时，我又想起了我那硬板床，便鼓起勇气说：“哎，你们有没有多余的被褥？我的行李让火车托运，到现在还没来。”二人二话不说便翻箱倒柜地找起来，沈穆找出床被子说：“现在天太热，被子也用不着，你拿去当褥子铺吧。”江涛说：“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枕头，给你件棉大衣凑合凑合吧。”我抱着被子和大衣感激涕零。
由于有了褥子和枕头，这一宿睡得分外香甜，睡梦中仿佛坐着小船荡漾在西湖之上，小船随着湖水晃啊～晃啊～，葛慧玲拉着我的胳膊撒娇似的摇啊～摇啊～，一觉醒来，见沈穆抓着我的胳膊晃着说：“都几点了，还不起来！”
我揉着眼睛说：“好梦都让你给搅了。”
他笑着说：“做梦想媳妇儿？看你流哈喇子的样儿就知道想什么了。快起来吧，今天不是开班会吗。”
我胡乱洗了把脸，跟着他找到６号楼２０５教室。６号楼是一栋老楼，不知建于什么年代，估计比我爷爷的年龄还大，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２０５教室不大，刚好放开十五张桌椅外加一个讲台。我们来时，已经有几个女生占据了前面几张桌子，男生来的并不多，我们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大家都很陌生，也不知说什么好，显得教室里一片寂静。
一会儿听见走廊里发出“咚咚”的声响，就象敲鼓一样，震的整个楼房都在晃动，声音越来越近，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在了门口。对于他的身形，门口显得太窄，他基本上是侧着身才进来的。他走到最角落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了下去，由于桌椅的间距对他来说显得太小，他一坐下去，桌子便被挤得向前移动了十几公分，前面的女生本来倚在他的桌子上，不防备挤得“哎吆”一声，他赶紧站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可他这一站，桌子又往前移动了十几公分，那女生禁不住又是“哎吆”一声，我们都笑了，教室里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那胖子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
笑声未决，又有几个男生走了进来，教室里一下就满了。
不一会儿，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了教室，教室里马上就安静下来。她走到讲台上，自我介绍说：“我叫纽瑛，纽扣的纽，王子旁加英雄的英，系里让我当你们的班主任，你们在生活上或者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接着就让大家做自我介绍。
《我的大学四年－－70后的美院经历》 第3节
《我的大学四年－－70后的美院经历》 第3节
作者： 石韵zhouhuiying
从最边上开始，那个白白净净的女生站起来说：“我叫朱筠，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四川成都几个字是用四川话说的，四字音拉得很长，还转了无数个弯。后面的女生长得很漂亮，衣着打扮极有品味，也是来自四川，叫方瑾。圆脸的女孩叫钱瑜琦，胖胖的有点可爱，圆圆的脸蛋儿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身形娇小的女孩叫石芦芸，以我来看，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五零；瘦瘦的女孩叫吴帆，戴着副变色眼镜，说话的腔调嗲声嗲气，显然是一位娇生女；大眼睛的女孩叫邵琦琦，就是脸上的鹰钩鼻子与她的眼睛有点不大相称，这就是我们班的六朵金花。胖子叫张航，以他的身材衡量，航行的定是艘航空母舰；个头不高但肌肉极结实的伙计叫陈邦逸，是广东人，说话却并不带有港台腔，只不过舌头不大利落，听他说普通话有点费劲；脸上架着圆圆的眼镜的家伙生得白白净净，头发长长的，叫徐斐，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儿；满脸络腮胡须的哥们儿叫陶拥军，衣着打扮比我还要寒酸，来自嘉兴农村，这在美术系是比较罕见的，其他系里的农村学生很多，美术系的每百人也找不出一人；那个长头发的伙计叫陈玉斌，头发长的披在肩上，但却有副粗大的骨骼；再加上沈穆、江涛和我，就组成了我们班的八大金刚。
我正诧异：教室里明明有十五副桌椅，怎么只有十四个学生？班主任说还有一姐们儿，最终撇下我们这帮难兄难弟难姐难妹，跑去遥远的澳大利亚享清福去了。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班不可一日无长，大家刚刚认识，民主暂不能实行，班主任就独裁一回，指定沈穆作为班长。徐斐一听，走到沈穆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说：“穆（木）头儿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朱筠笑声最大，方瑾一边笑一边还得防备着张航的桌子，邵琦琦一口水喷了出来，差点喷吴帆一裙子。自此之后，木头儿就成了沈穆的外号。
纽老师把本学期的课程表贴在墙上，大家都围上去看。第一周没什么课程，基本都是入学复查之类的；二到四周是政治思想教育，第五周才开始正式课程。大家议论：怎么政治思想课这么多？徐斐说：“还不是因为动乱？咱们算好的了，象北大的新生要拉到石家庄陆军军官学院军训一年。”这事儿我们也早已听说，后来所有的院校新生都要参加军训，其源头就是自此开始。
纽老师接着组织大家学习学院的规章制度，无非是不准迟到早退旷课之类，还有什么学位制度、考试制度等等，很是严格，大家听了直吐舌头，有点吓人。
老师走了之后，教室里又喧闹起来。大家从沈穆手里抢过学生情况簿，上面写着学号、籍贯、出生年月等情况，于是大家按年龄排序，陈玉斌最大，石芦芸最小，我在里面排老八，徐斐算出我是老八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妙，果然，这家伙喊着：“周八~皮？”我赶紧声明：我家祖宗八代也没出过地主，小时候虽然养过鸡，但没学过鸡叫，一般都是鸡比我起得早！“要不叫你八爷？”我还没说话，沈穆先说：“不行！听着我们都象是汉奸似的。”于是我的外号也就不了了之。
２０５教室是我们的专用教室，其他系的学生一般没有专用教室，都是背着书包满世界的转着上课。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教室的好处：前面是花园，空气清新；后面是美术系专用图书馆，查资料及其方便；还有就是离食堂还算近便，不象是在宿舍，去食堂吃顿饭仿佛要经过万里长征。我们都决定，将一应吃饭用品全部搬来教室，宿舍全当是旅馆，就睡觉时回去就行。只是这个教室显得太小了点，沈穆解释说：听班主任讲过，我们本来应该在七号楼，但七号楼正在维修，恐怕得明年才能换教室。张航的体格太胖，他便自己想了个办法，把多余的一张桌子搬到讲台旁边，这样他一个人就有了两个人的地盘。而那张多余的桌子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搁物架。
聊了一会儿天，大家都会宿舍去了，我还得跑趟火车站——上帝保佑我的行李，不会给我捎到伊拉克去了吧？
三、行李
经过这几次的折腾，从学校到火车站的路，熟得就是鞋子不用脚也能走个来回，大庙托运处大妈脸上的雀斑也能数清楚有多少个。还不错，行李并没有给我捎到伊拉克，只是去南京、上海旅游了一圈，并且可喜的是，除了铺盖卷包装上的几个泥水脚印外，并没有什么损失。
我肩上扛着行李箱手里领着铺盖，刚走了几步，立即就有几辆三轮车围了上来：“朋友上哪儿？给侬拉过去好啦，毛（蛮）便宜的来。”我又想起刚来杭州时的那位老兄，便一概不予搭理，艰难得直奔11路车站而去。
还不错，竟然还能挤上公交车！只不过售票员看我的眼神就象是防范一位盲流，又或者是看一位乡下进城的农民工。后来我才知道，“乡巴佬”这个词在这座城市的出现几率是如此之高，大可以作为口头禅使用。
下了公交车，当我把行李搬到校门口时，已经累得只剩了喘气的份了。我喘了十几分钟总算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还不错，她也看见了我，径直冲我走来。
“你行李才到啊？怎么就这两件行李就把你累成这样啊？”葛慧玲笑嘻嘻的说。
“就这两件？我都快成三孙子了！”
“行行行！我帮你提一件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葛慧玲去拿铺盖卷，在她弯腰低头的一瞬间，我看见从领口处显现出一道诱人的乳沟，这使我的心跳猛然加快，在高中时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竟然如此美丽，连脸上的两点小雀斑都显得妩媚和可爱。多年后她成了一位著名的影视明星，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看到她穿着暴露的晚礼服出席各种典礼，我却没有了当时的心跳和激动。
我们俩走走停停说说笑笑，路上的同学时不时投来一瞥艳羡的目光。走到宿舍楼时，大家的眼光变的更为复杂，因为女生帮男生搬行李的事情极为罕见。回到宿舍放下行李，舍友们都出去吃饭了，葛慧玲一头大汗，我也不例外，她拿着手绢不停地扇着，鼻头上渗着密密的汗珠。我去盥洗室洗了一把脸，把毛巾仔细地投洗干净，回来递给她，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在脸上抹了几把。
我叫上她去校外的小餐馆吃锅贴。我们都累了，去食堂太远，也懒得跑腿。这儿不能说是餐馆，最多也就是个铺子，一间平房是操作间，桌子都摆在人行道上。我们随便找了张空桌坐了下来，桌子上油腻腻的，本想叫服务员来擦，但看见她的抹布黑乎乎的比桌子还油腻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葛慧玲要来了几张餐巾纸在桌上仔细地擦了几遍，但这桌上的油垢就象是油漆——越擦越亮。我们要了几两锅贴和两碗粉丝，一共花了四、五块钱外加几两粮票。那时吃饭还需要粮票，不过来年就取消了。粮票一般都由学校统一发给学生，一个人一月28斤，此外每人还有糖票两斤、肥皂票两块。不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什么用处，因为食堂不收粮票，政府对大学食堂都有补贴，所以食堂的饭菜极为便宜。学生的粮票除了偶尔出来吃饭时使用外，基本上都卖给了票贩子，一斤粮票换三块钱，每月就有了六七十元的收入，再加上国家补助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接近一百元的收入，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几十年教龄的工资收入也不过三百多元，一百元够其他系的学生一个月的开销的了，也有女生用粮票换鸡蛋，回宿舍用电炉子煮着吃。糖票和肥皂票也一样，每月的两斤糖票根本没有用处，因为你不会去买白糖，肥皂一年也用不了两块，所以都卖给了票贩子，不过不值钱，糖票好像一块钱一斤，肥皂票一元一块。90年取消票证制度，这些就没有了，我们也就少了一块经济来源。饭铺的老板十分欢迎新生去吃饭，因为他们拿的大多都是全国粮票，就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粮票，这种粮票在票贩子那里要四五块钱一斤，后来学生发的都是杭州市粮票，仅限在杭州市内使用。
不一会儿，粉丝和锅贴就上桌了，粉丝是南方极常见的食物，北方基本没有，我们也有些新奇。说粉丝有点名不符实，因为并不是那种白色的又细又长的粉丝，其实就是北方的粉条，灰呼呼的用水煮烂呼了再撒上盐、香菜、咸菜沫子之类的东西，讲究点的再放上鸭血、鸭肠、豆腐等，如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