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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理由是郝劲松不能证明自己索要过发票。郝劲松不服，提起上诉。但在2005年4月，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郝劲松败诉。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5）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郝劲松以火车上不开发票、涉嫌偷漏国家税收为由，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但未得到答复。于是，郝劲松又把国家税务总局告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随后，他又以火车退票费无发票为由，再次将北京铁路分局起诉到法院，索要发票。
今年2月18日，他因在火车上消费没有正规发票，第三次状告北京铁路分局，证据里有3张盖着列车长工作章的消费白条。吸取了前次败诉的“教训”，郝劲松这一次显然是有备而来。
2005年3月4日，此案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但庭审仅进行了7分钟，法官就宣布休庭。理由是涉及铁路的案子，管辖权应该在铁路运输法院。
郝劲松一口气打了6个官司，目前仅赢了一个。说来奇怪，这惟一的一个胜诉案是在地方法院里取得的，其他几个告铁路部门的案子，他都没赢，或正在审理中。在郝劲松看来，让铁路运输法院来审理北京铁路分局，它们哪有“内讧”的理？自己的败诉基本上在预料之中。在与铁路部门的较量中，郝劲松虽然没有胜诉，但他的力量已经凸显。2004年10月28日，铁路部发出《关于重申在铁路站车向旅客提供餐饮及出售商品必须提供发票的通知》；今年3月下旬，铁道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站车经营秩序行为的通知》，要求站车经营餐饮和商品等应出具税务发票。
有良知的小老百姓一次次地努力，一次次地抗争，用自己的司法实践，呼吁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2005年召开的“两会”上，面对环保“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些污染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等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在提案中呼吁：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加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
梁从诫委员建议，一是在《环境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保证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二是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三是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要使侵犯国家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四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是根据《环境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举证责任的原则及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来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的，举证责任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五是诉讼请求应包括赔偿金，违法者应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并将此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予以确认。
2005年3月初，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专家杨立新教授透露说，目前我国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启动，其中就要将公益诉讼纳入进去。检察院、民间机构和个人都将可以向法院提出公益诉讼，或者采取由普通公民向检察机关检举、告发的形式，检察机关再据此决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公益诉讼。
去年年底，四川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推出公益诉讼人办法，今后凡有涉及弱势群体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强势方侵害的案件，检察官将以公益诉讼人的名义，出庭支持起诉。这是对检察机关不能代表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成规”的一个突破，也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进行公益诉讼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据该省检察院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4年底，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案件32件，涉案总标的6563万多元，而这些案件大多与保护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相关。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李顺江说，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必须符合3个条件：一是发生了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公民民事权益的事实；二是被支持起诉主体没有过错；三是被支持起诉主体尚未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我们可以期待，从葛锐告火车站，从乔占祥告铁道部，从郝劲松状告铁路及检察院推出公益诉讼人办法的尝试，再到消费者协会关于代理消费者集团诉讼的吁求，中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最终将在各界的推动下成为现实！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尾声
演出一幕戏剧，总有谢幕的时候，但对本案来说，虽然大幕已经拉上，但并没有最终合拢。所以，这里写下的文字，并非真正的尾声，或许叫“并非尾声的尾声”更恰当些。
4月19日，北京市发改委的网站上刊载出《关于驾驶人信息卡补领换领收费标准的复函》，从中得知牡丹交通卡的补领换领收费标准已经核定为3080元。
这一消息仿佛意味着牡丹交通卡官司尘埃落定。
但未必。
我认为这一批复价格过高，且在批复程序上有失公允。
据《竞报》报道：市发改委有关人士对该报记者说：“牡丹交通卡的定价不需要举行听证。”我认为这值得商榷。牡丹交通卡属于政府定价项目，目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牡丹交通卡的定价为什么不进行听证？
当然，北京市有一个价格听证目录，那里面没有牡丹交通卡，然而，未列入听证目录的政府定价项目并非就不应该进行听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0号令《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制定听证目录以外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实行听证。”牡丹交通卡的定价事关近400万人的利益，我认为进行听证是有必要的。
即使不进行听证，有关问题也应该对公众讲清楚。十分明显，3080元这一价格是交管局（也就是工行）上报的，而工行则认为这就是卡的成本价（或者说进货价）。我不知道发改委对这一成本进行调查没有：工商银行的供货商是谁？供货价格是多少？发票价格是否是实际价格？为何这一价格高出很多业内人士的分析与预测？与交通卡“同出一门”的牡丹灵通卡的补卡收费仅5元，为何它的“兄弟”的补卡收费标准要高出6倍……这些问题发改委在批复中只字未提，这是不符合政务公开原则的。没有公开，如何监督？
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3080元价格本身，或许人们还能从中悟出更多的东西。
在牡丹交通卡推出后的第二年，即2000年，工行即遭遇一个影响巨大的官司——擅自使用摄影家李海泉的摄影作品《安慧立交桥》作为牡丹交通卡的正面图案被法院判决构成侵权。当时李海泉诉请法院判令销毁已经发行的200多万张牡丹交通卡。工行举证说，每张卡的成本是3080元，200多万张卡的成本即达7000多万元，如销毁损失巨大。我对四五年来这一价格一分钱没有变十分不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汽车在降价，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手机和电脑等高科技产品一直都在降价，为何工行一直宣称的“科技含量高”的牡丹交通卡一分钱没降？
另外，发改委的函是批复给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也就是说，当初是由交管局上报给市发改委的，而不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从交管局出面申报到发改委核定，这一系列程序都表明，牡丹交通卡的定价属于政府定价项目，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无权擅自定价。既然没有定价权的北京工行擅自做主定价，违反《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多年来违规收取补卡费，工商银行的这一行为应该受到价格主管部门的查处。补卡费究竟收了多少、这些钱的去向都应该有个说法。眼下，价格主管部门是否在关注这一问题？
从发改委的批复来看，交管局（实际上是工商银行）希望驾驶员初领牡丹交通卡时就收取费用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从第一次领卡（即初领）就收费，这是工行在官司败诉后在媒体上发出的一个信号，但他们的希望落了空。交管局上报的材料题目是《关于对机动车驾驶人初领及补、换领牡丹交通卡收费的请示》，而发改委的批复只是“因丢失、损坏到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网点补领、换领驾驶人信息卡（牡丹卡）收费标准为每卡3080元”，压根儿没有提“初领”一事。
交管部门，不，工商银行再一次打错了如意算盘。
但是，垄断仍然在继续，工商银行仍然在做着独家买卖。
我这本书的书名叫《我告赢了工商银行》，我真的赢了吗？或许可以说我已经给了垄断经营以狠狠的一击，但并没有击败它。
然而，它也不是没有被动摇。
近日有两条消息传出：一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正准备在6月份招标采购可以识别两张芯片的POS机，一是央行准备明年将工商银行的牡丹交通卡业务推广到其他银行。
这说明了什么？两条消息殊途同归。第一则消息说明交管局正在为增加牡丹交通卡的发卡银行作技术上的准备，一个POS机可对应两张不同银行的卡或一张卡上的两种芯片；第二则消息则意思明了，无需分析。
没有我的努力，能出现今天这种局面吗？垄断的好日子真的是长不了了。
4月下旬的北京，早已是风和日丽，气温也在节节攀升，4月27日这天达到了32摄氏度。树叶已经茂密地长满了枝头，一朵朵桃花正灿烂地开放，散发出迷人的香味。马路上，车流不断，车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一溜烟就跑到了远处。
“春来了，春来了，大地在欢唱，大地在欢唱……”“五一”黄金周里，走在兴城广场的林阴小道上，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从舞场闪烁的灯光中飘出来，弥漫在夜空里，流淌在休闲的人流中，欢快，热烈，舒心，令人陶醉。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后记（1）
经常有人问我：打官司累不累？
当然累。我在接受许多媒体采访的时候都这样说。看过本书的人，肯定也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起诉状一遍一遍地改，法院一趟一趟地跑，有关部门一次一次地联系，太累了！
不错，的确有累的一面。但是，如果辩证地看，也可以说打官司并不累。
此话怎讲？
首先，打官司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不仅如此，还促进了我的工作。这一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正常上班，该编的版编了，该写的稿子写了，甚至该玩的也玩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先后写了十余篇新闻稿刊登在本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发在头条位置，这直接促进了每月工作量的完成。
就官司进展情况而言，如一审开庭后，3个月没有消息；我提起上诉后，也是3个月没有动静。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几乎不用再为官司操多少心。即使是为官司的事情与各方联系，那也是在空余时间进行，并没有多大压力，也谈不上有多累。
还有，打官司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未打过官司的我此番却走了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使自己增加了见识，获得了更多的诉讼感性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收获与付出相比，还是值得的，这还不包括官司的公益性质及最后收到的良好效果。
我这样说，既是对官司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想告诉读者朋友，不要把打官司想象得太复杂、太累人，有的时候可能还相反，不仅不累人，而且还能从中找到不少乐趣！更主要的是，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公众的利益需要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有人说我比较幸运，那么多人与银行打官司都输了，我却“侥幸胜出”。的确有这种因素。但是，幸运带有偶然性，坚持真理取得胜利，这，才具有必然性。工商银行不违规经营，它会输掉官司吗？我手里没有《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我能赢吗？
曾经有一位擅长打公益官司的律师这样说：“由于公益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力量悬殊，没有律师的帮助，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独自完成公益诉讼，更不可能通过公益诉讼保护自身权益。没有律师的帮�